[他經過我身邊]我身邊的共產黨員事跡演講稿-我的黨員父親
父親1946年入黨時，還在山東革命老區，全國還未完全解放，黨的工作時刻受到來自敵人的威脅。20歲的他擔任了鄉黨委書記。當時黨員開會都是在半夜秘密召開，散會時還不能一塊兒走，相互之間不得見面，可見當時的形勢何等嚴峻。然而正是這種險惡的環境，才真正鍛煉了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過硬的素質和黨性！1950年，父親放棄了較好的工作環境，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穿上軍裝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線。去的時候他的身份是區委干部，他想到前線需要更多的英勇戰士，就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動員了30余名區里的優秀青年一同去了朝鮮，一入伍就任排長的他沖鋒在戰斗的最前線，數次立功受獎，為保家衛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朝鮮戰爭期間，大多數時間每人每天的口糧只有一兩辣子面，三兩高梁面。但這絲毫沒有減弱他們抗擊侵略者的斗志。也正是因為當時惡劣的飲食條件和戰斗環境，使父親患上了終生備受折磨的胃病，并最終因此病離開人世。
當戰爭結束后，幸存下來的父親被部隊送回國上了3年的速成中學，幸福地掃了盲，這也是他一生的最高學歷。
1963年周總理提出抽調20萬軍隊干部支援邊窮地區，當時軍隊干部的待遇遠遠高于地方，但父親沒有猶豫，堅決服從了組織安排。當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時，他只是提出盡量分到靠鐵路近一點的地方，以方便回家探望年邁的父母，然而最后連這點愿望也沒能實現。
當年他分到湖北省谷城縣，報到時，因為火車只通到襄樊，還得轉乘汽車到縣城邊上，再雇輛板車拖上全部家當，走了十幾里路才趕到縣城的工作單位。那時父親工作的條件非常艱苦，交通條件又差，經濟條件又不好，20多年里，他僅僅只有一次回山東老家探望父母。但我從未聽到過他有什么怨言。
1968年父親被安排到衛生院當院長，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父親從上任第三天開始就被打為走資派，戴高帽、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飯。至今我仍然清楚記得，年幼的我常常爬在窗戶上，偷看父親戴著一頂一米多高的帽子被批斗的情景。但父親始終不改他對黨的無限忠誠。記得那時在家里，他經常在吃飯前帶著一家人面對毛主席畫像，背誦毛主席語錄，他這樣做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忠誠，決不是為了做給別人看而走的形式。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到他耳邊時，他驚呆了，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
1983年父親接近60歲了，即將退居二線。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希望在他退居二線后繼續擔任二線職務，但他堅決要ｓ一退到底＃炕再擔任任何職務直到離休。�986年父親得知自己身患胃癌之后，為了節省單位寶貴的經費，除動手術期間外，堅持不住院，而由我的母親和妹妹們在家中照料，甚至去世前對他的急救都是在家中進行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我和妹妹在深夜里冒著寒風，跑著到醫院去為父親取急救用的氧氣和藥品的情景。
父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1986年他離休時一個月只有120多塊錢的工資。當時在部隊擔任連長的我工資已高過他許多。一個工齡40年、黨齡40年的離休干部，待遇竟低于工作才10年的兒子。但父親卻從無怨言，我想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因為他具有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良好的黨性修養。
父親沒有什么文化，他除了用自己樸素的一言一行來影響和教育我之外，從未給我講過什么大道理。他總是對我說：“要服務組織、服務領導，做好工作。”
父親的一生是平凡的，他的優秀品質，過硬的黨性，讓我始終銘記在心。在當前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經歷和父親作比較，雖然我也是20歲時就入黨，工齡也有30年了，可是我的工作環境和待遇與父親當時的情況相比，可用“天壤之別”四個字來形容。
父親作為一名普通共產黨員，他的行為、作風、品質，就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照映著我，激勵著我，鞭策著我。我想自己沒有任何理由不把本職工作做好，沒有任何理由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只有踏踏實實地工作，誠懇待人，不斷提高自己的黨性修養，才不愧于九泉之下的父親，才對得住共產黨員這一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