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船秋思_雙調(diào)·夜行船|蛩吟一覺方寧貼|馬致遠|鑒賞閱讀試題答案賞析
雙調(diào)·夜行船|蛩吟一覺方寧貼|馬致遠|鑒賞閱讀試題答案賞析讀下面一首元曲，完成8-9題。雙調(diào)·夜行船馬致遠蛩吟一覺方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注①裴公，即中唐政治家、文學(xué)家裴度，晚年淡出政壇，于京郊筑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等詩酒唱和。②陶令，即陶淵明。8．這首曲子表達了怎樣的思想感情？試從否定與肯定兩方面加以概括。（4分）9.簡析這首曲子兩個最突出的修辭手法及其效果。（4分）8.否定（或批判、諷刺）追名逐利之徒庸庸碌碌、你爭我奪的丑態(tài)，（2分）肯定（或贊揚、歌頌）文人雅士們親近自然、縱情詩酒的快意人生。9.①比喻：將名利之徒比作螞蟻、蜜蜂、蒼蠅，生動地表現(xiàn)了他們庸碌可悲的精神世界。②排比：“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兩處排比使詩句一氣呵成，將愛憎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③對偶：“蛩吟一覺方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兩處對偶，對仗工整，便于誦讀記憶。（將上說排比當作“鼎足對”分析亦正確。）④對比（或映襯、反襯）：將夜晚安歇與白天忙碌相對比，將名利之徒的庸碌與高雅之士的閑靜相對比，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愛憎好惡。以上四點，任意答出兩點給滿分。（每點兩分，舉對例句1分，分析正確1分，只說修辭格不給分。）除此之外，答“疊詞”“反問”給1分，因其并非主要修辭手法。賞析五、六兩曲為第三層，寫自己看破紅塵、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人生態(tài)度。最后一支曲子[離亭宴煞]是第四層，也是重點，總括上文，作者再次把名利之徒與山林高士的生活進行對比，表達了不為物役、自適其適的心志。“蛩吟一覺方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這幾句話說得形象而生動，把為名利而爭的人們刻劃得入木三分。但說的是誰？正是馬致遠自己！確切一點說是他早年的自己。因為他“少時亦頗迷戀功名事業(yè)，然所遇不遂，頗自抑郁。后乃退居山林，”可見他青年時追求功名，對“龍樓鳳閣”抱有幻想；晚年則淡薄名利，以清風(fēng)明月為伴，自稱“東籬本是風(fēng)月主，晚節(jié)園林趣”馮元君《古劇四考?跋注》：“從馬致遠的散曲，我們頗可看出他的身世。《蟾宮曲》道：‘東籬半世蹉跎。’《哨遍》道：‘半世逢場作戲，險些兒誤了終焉計。白發(fā)勸東籬，西村最好幽棲。’《黃鐘尾》道：‘且念鯫生，自年幼，寫詩曾獻上龍樓。’《青杏子》道：‘世事飽諳多，二十年漂泊生涯。’（參看《元人散曲三種》的《元四家散曲》之三）由此可推知馬在少年確也是功名路上人。他為江浙行省務(wù)官，當在所謂‘二十年’。照常理論，他這‘漂泊生涯’的開始當在二十歲左右，到曉得‘西村最好幽棲’的時候，他已在四十上下，所以一則曰‘半世’，再則曰‘白發(fā)’。世路上碰了壁，他便退而為‘風(fēng)月主’。元貞時在書會中與花李郎諸人斯混，集體的編劇，十之八九是后‘半世’的事。元貞始于一二九五年，先后只二年，由此上推，他應(yīng)生于一二五0年前后。”說明馬致遠“在少年也是功名路上人”，為爭名奪利，在“世路上碰了壁”而“漂泊生涯”，而他隱居山林，“退而為風(fēng)月主”是在晚年，原因是仕途不遂，實出無奈。難道他在年青追求功名利碌時不也是如“蟻排兵”、“蜂釀蜜”、“蠅爭血”嗎？只不過他以失敗告終而已。再說，追求功名和利碌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凡有上進心的人，凡想改變自己不利處境的人，無不以此為之。正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關(guān)鍵是用什么方法去追求名利。“密匝匝蟻排兵”，為能得到富貴和名利，象螞蟻一樣忙碌奔波，有何不可？“亂紛紛蜂釀蜜”，為能得到富貴和名利，如蜜蜂釀蜜一樣辛勞勤苦，又有何可非議？至于“鬧攘攘蠅爭血”，則是說明了競爭是激烈和殘酷的，甚至帶有血腥味，這也符合古今以來名利場上競爭的實際情況。回看當今社會的競爭，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嗎？“蛩吟一覺方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息。爭名利，何年是徹？”作者是帶著諷刺和批判的口吻說的。是的，為了爭得功名利碌，是沒有“徹”的。因為功名利碌是無止境的，當然追求也是無止境的。為了得到功名利碌，哪一個不是“蛩吟一覺方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就是孔子說的“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中的“其道”，也就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不懈打拼，才能獲得。假如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等到，那才是孔夫子所說的“不以其道得之”的反面。作者根本用不著去諷刺和批判他們，而應(yīng)該肯定他們，贊揚他們，因為這是社會所逼，是人的本性，也是一種美德。至于作者所愛的生活是：“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黃葉”，當然這是一種神仙的生活，是一種牧歌式的生活，是一種富裕而浪漫的生活，但只有具備一定的財富和收入，有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有一定地位和身分的人才有條件享受。試問，又有幾人能消受得起這種生活？即使作者確實過著這種生活，然這和陶淵明的“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歸園田居?其一）、“時復(fù)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歸園田居?其二）“秉耒歡時務(wù)，解顏勸農(nóng)人”（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相比，就大為遜色了，這是本質(zhì)上的不同。因為陶潛雖然也隱居，過著悠閑清靜恬淡的田園生活，但他是開荒種地，自食其力，蓋房植樹，豐衣足食，且與農(nóng)人有著和諧的相處。馬致遠雖十分崇尚陶淵明而號稱“東籬”，但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相比，卻有天壤之別。本文來源：http://www.lsjse.com/news/1498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