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展示廳解說詞_黨建專題片解說詞
——摘自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在八國聯軍拍攝的“大變活人”魔術資料片中變出的外國人個個威武雄壯，而最后變出的是一個中國侏儒，剛一出現就遭到外國人的戲弄和毆打。振興中華的新路在哪里？
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叫方蘇雅的法國人，曾經擔任過法國駐中國云南的總領事。當年，方蘇雅就是利用這架照相機，拍攝了上千幅照片，記錄下了中國邊遠地區的百姓和政府官員們進入20世紀時的生活狀態。在他們的臉上，分明印刻著苦難和期待。
還是那些西方人，在中國進入20世紀的第一年，在中國的皇城古都，用電影攝影機拍下了一段資料。在這段“大變活人”的魔術資料中，變出來的外國人，一個個威武雄壯。最后變出來的是一個中國侏儒，他剛一出現，就受到外國人的戲弄和毆打。
振興中華的新路在哪里呢？奮斗不屈的中國人在尋找，在選擇。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成立的政黨最多時達300多個。但這些林立的黨派大多像流星劃過，轉瞬即逝。到1921年，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在幾經失敗之后，與他創立的國民黨也陷入了重重危機。
參加中共“一大”的13個人，平均年齡28歲,正好是毛澤東當時的歲數。就是這13個當事人，那時恐怕也沒有料到，這個政黨后來竟發展得如此迅猛。
也是1921年，一個新的政黨名稱在上海出現了。
那年7月，一群知識分子，踏著“五四運動”催生的先進文化潮流，秘密聚集在這個中國南方的大都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后來，人們把這次會議叫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組蠟像，再現了當年的會議場景。參加會議的這13個人，平均年齡28歲，正好是毛澤東當時的歲數。這些年輕人以改天換地的氣概，一心要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創立一個嶄新的、合理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時并沒有引起社會太多的關注，就是這13個當事人，那時恐怕也沒有料到，這個政黨后來竟發展得如此迅猛。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終于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贏得了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作出了這樣一番回答。他說：總結我們黨70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強調指出：“‘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新世紀，我們黨要更好地肩負歷史賦予的重大責任，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就必須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進一步把我們黨建設好。”
一位德國攝影師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攝了一段紀錄影片，一群搬運工人在勞動,洋人們在音樂聲中起舞,旋轉的唱片和轉動的車輪告訴人們，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80年前，中國共產黨人邁出的第一步，便伸向了中華民族的最迫切需要。
1922年，剛滿一歲的中國共產黨，就自覺地把這一代表人民共同心聲和根本利益的要求，寫入了自己的奮斗綱領。
黨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這樣完整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奮斗目標，在中國有政黨以來的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一位德國攝影師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攝了一段紀錄影片，講述的是一群搬運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偶爾看到了另一個世界的生活。隔著籬笆，洋人們在游泳池邊喝著加了檸檬汁的飲料，嬉戲歡笑，在音樂聲中翩翩起舞。旋轉的唱片和轉動的車輪告訴人們，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這個世界，投向了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投向了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實踐中去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愿不愿意去代表工農大眾的切身利益這個根本問題上，孫中山逝世后的國民黨停下了腳步。1927年，歷史對國共兩黨的選擇也驟然來到了一個分水嶺。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和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倒在了蔣介石的屠刀下面。一度給民族復興帶來希望的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手中開始走向了另一種選擇。正如一個研究國民黨歷史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所說：在這個依靠軍事力量支持的政權里，想盡可能擴大自己的權力、威望和財富，而不是去為民族的利益而奮斗的人實在太多了。
在同一時刻，肩負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擦干身上的血跡，執著于不變的初衷，開拓了一條全新卻更為艱難的救國救民之路。走在這條路上，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一個曾經存在三年的紅色國家。沿著這條路，中國共產黨從密林深溝，走到了黃土高原。還是這條路，讓工農大眾看到了中華民族不斷的根，不滅的魂。
“當時，有人問毛澤東：為什么不殺蔣介石呢？毛澤東回答說：僅僅為了共產黨的私利，殺了蔣介石來解恨，而忘記了民族危亡的大局，那我們黨還能稱為馬列主義政黨嗎！”
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歷史關頭，當拒絕“剿共”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在一片殺蔣介石的聲音中，為了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贊成殺蔣介石，而且來回奔波，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蓋軍對《使命》攝制組介紹說：“當時，有人問毛澤東：為什么不殺蔣介石呢？毛澤東回答說：僅僅為了共產黨的私利，殺了蔣介石來解恨，而忘記了民族危亡的大局，那我們黨還能稱為馬列主義政黨嗎！”
正是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人才不計前嫌，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紅軍帽，又一次與追殺了自己10年的國民黨走到一起，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戰的到來。
國共兩黨的領袖又一次站到了一起。
在戰爭還是和平的岔路口，誰能作出符合民族根本利益、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選擇呢？
也許，《剿匪手本》可以告訴人們，國民黨選擇了什么。就在毛澤東在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時，蔣介石卻磨刀霍霍，給他的軍隊印發了大量的剿匪手本。戰爭的陰霾籠罩著期望和平的天空。
1946年6月，自恃軍事力量占絕對優勢的蔣介石，撕毀了國共兩黨簽訂的停戰協定，向中國共產黨所在的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內戰爆發了！
民族振興的機會與人民擦肩而過。一位民主黨派人士痛惜地說了句傳誦一時的名言：“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沒有追究這句話是誰說的，而是反思農民為什么會說這樣的話？當得知是邊區政府的征糧政策給農民造成的負擔過重后，一場大生產運動，就把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一架外國友人贈送給延安電影工作者的手提攝影機，記錄下了中國共產黨人靠什么接受了人民的選擇，記錄下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怎樣一個神奇而真實的世界。
這是一個在簡陋的環境中，也執著地創造著新的物質文明的世界。
當他們用最原始的紡車和鋤頭，來支撐著民族抗戰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對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追求。在毛澤東書寫“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時候，誰又能想到，壓在他紙上的那塊鎮尺，竟是延安煉鐵廠生產的一塊生鐵？誰又能想到，在那些土窯洞里，還有一個培養出了一批科學家的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革命老人徐特立為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寫出了這樣的文字：“科學！你是國力的靈魂，同時又是社會發展的標志。所以，前進的政黨必然把握著先進的科學。”毛澤東則說得更清楚：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作用的好壞和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和幫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
“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沒有追究這句話是誰說的，而是反思農民為什么會說這樣的話？當得知是邊區政府的征糧政策給農民造成的負擔過重后，一場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就把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我十數年無一錢。家中有兩位母親，因年荒乏食。”當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八路軍總司令，竟要靠向好友借200元錢來養活艱難度日的母親時；當一個守著八路軍金庫的主任王榮卿，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餓死，也沒動用抗戰軍費時，私欲，就在共產黨人這種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胸懷面前無地自容了。
“同意誰，就把豆子丟進誰的碗里。”當農民通過豆子和粗瓷海碗，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利時，民主，就用它那最粗糙的方式，給千百年來深受壓迫的莊稼漢蛻去了心靈上的老繭，為他們找回了幾乎忘卻的自尊。
哈爾濱靠山屯農民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上說：“我們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給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雙靴子……”
西柏坡革命紀念館，至今還保存著解放戰爭時哈爾濱靠山屯農民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上面說：“毛主席啊，沒有你我們真的餓死了。這回我們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給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雙靴子……這是我們翻身的果實，也是我們的一點心意。”
“最后一口糧，做的是軍糧；最后的一塊布，做的是軍裝；最后的一個兒子啊，送到了部隊上。”這首當年的歌謠，連同這如林的擔架、如流的推車，一起見證了當年億萬農民是如何自覺地選擇中國共產黨的。在那場鑄就中華民族新生的解放戰爭中，幾乎每一場大的戰役，都有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肩挑背負，推車牽馬，運送前線需要的各種物資。
什么是民心，這就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選擇，這就是人民的選擇。靠了它，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就土崩瓦解；有了它，千萬輛推車就推出了一個人民的新中國。
靠著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迎來了28歲的生日。這一天，中國的9個民主黨派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了一封賀電。賀電說：“四萬萬人掙脫數千年封建專制的枷鎖，洗刷100年帝國主義欺凌的恥辱，這是一件無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國人民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時才能終了。”
在接受歷史選擇的時刻，共產黨人也在總結。毛澤東清醒地告誡全黨：“在過去的28年中，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這第一步，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奮斗，創建了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
毛澤東以他慣有的幽默說：現在我們革什么的命呢？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要搞技術革命，沒有知識分子，單是我們這些老粗不行。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只是實現民族復興這出長劇中的序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序幕還不是高潮，以后的路程還會更長，更偉大，更艱苦。
1960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革命工作的結果，是把人解放出來了。我們還有第二個革命，就是經濟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1986年，也是來自美國的記者邁克•華萊士，采訪了鄧小平。鄧小平告訴華萊士：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致富。
2000年，還是這位華萊士，就同樣的話題在北戴河采訪了江澤民。
江澤民說：社會主義就是要使全體人民都富裕起來，不但自己富裕，也要使國家富裕。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跨越了近半個世紀的時空，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反復回答的是同樣一個問題，表達的是同一個愿望：那就是發展生產力，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以他慣有的幽默說：現在我們革什么的命呢？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要搞技術革命，沒有知識分子，單是我們這些老粗不行。周恩來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報告中，更是清醒地提出：科學是關系到我們國防、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設的有決定性的因素。
22年后，在實現政治路線撥亂反正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主題依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并確立了緊扣時代步伐的改革開放。
宋健回憶說：“丁肇中先生把他的演講給了江主席。他（江澤民）回去后，一直到夜里12點，把這個報告全讀完了。第二天開中央全會的時候，到最后他拿了半個小時來宣讀丁肇中的演講。我看得出來，他非常激動，他是心里共鳴。”
面對挑戰與競爭，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為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踏著世界高科技革命的濤聲碧浪。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科委原主任宋健回憶說：“（江澤民）總書記在這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可以說是我們的榜樣。直到今天，他不斷地跟蹤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有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說，關于基因問題，關于天文，關于量子力學，所有基礎科學的前沿發生的重大問題，他不斷地給我們打電話問，希望我們給他提供材料，甚至在電話上討論，這些重大進展，它的意義，它的理解，我們有沒有人做，我們能不能夠做，等等。我們開過一個國際的工程科學大會，在這個大會上，丁肇中，還有幾位科學家，共有6位科學家作了發言，他（江澤民）去作了一個致詞。后來，丁肇中先生把他的演講給了江主席。他（江澤民）回去后，一直到夜里12點，把這個報告全讀完了。第二天開中央全會的時候，到最后他拿了半個小時來宣讀丁肇中的演講。我看得出來，他非常激動，他是心里共鳴。”
在1995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指出：“我們黨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樣一個重要的科學論斷。1995年江澤民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聯合國副秘書長達納帕拉說：“我選擇了一門亞洲的語言，我選擇了學習漢語，我相信我的選擇，也已經被證明是明智的。”
意大利政府前總理阿馬托認為：其實，現在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表現出一種穩定的發展和增長的態勢，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7％至8%的高速度增長，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低通貨膨脹。這些給人印象很深，它意味著你們確實取得了成就。
法國政府前總理雷蒙•巴爾說道：生活水平提高了，兩億三千萬的人口擺脫了絕對貧窮。這怎么說都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另外，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投資，就是他們看好中國發展的有力證明。
聯合國副秘書長達納帕拉說：“我選擇了一門亞洲的語言，我選擇了學習漢語，我相信我的選擇，也已經被證明是明智的。現在中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已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因為中國的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發展幅度最大。中國擁有12億人口，經濟發展如此迅速，毫無疑問，中國將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俄羅斯聯邦政府前總理、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普里馬科夫說：“中國成功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領導方法正確；其次是調動了個人積極性；第三是我說過的，對舊的政治體制沒有完全拋棄，而是進行改造，使它成為發展的動力；第四是中國人非常勤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