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辦代課教師最新消息]一位代課教師的人生答卷

    更新時間:2019-06-19    來源:學生工作總結    手機版     字體:

    [民辦代課教師最新消息]一位代課教師的人生答卷

    一位代課教師的人生答卷

    這是一位將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課教師,他在貧瘠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學生。他已貧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為山梁上的樹,時日越久,扎根越深。然后,清退意味著他將要被“連根拔起”,他自問“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著200元月薪的代課教師王建林習慣在結滿冰棱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視野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搖曳不定的未來——今年,這名甘肅會寧縣的代課教師將和中國僅余的31萬代課教師一起,被最后“清退”出歷史舞臺。

    對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來說,這是繼4年前教育部發布“清退令”后又一個艱難時刻,他們部分已拿著數百元不等的補償落寞轉身,剩下的則等待命運的裁決。

    消息激起公眾的關注,人們通過QQ群等網絡組織形式呼喚公正對待代課教師清退問題;各種以尋找和資助代課教師為主題的公益行動也發起。

    雖然教育部隨后澄清“未明確清退時間表”,但1月22日該部門宣布嚴禁聘用新的代課人員,多個省市相繼出臺清退計劃,仍預示著“清退”將進入最后的倒計時。

    他和青春:理想,囑托,扎根

    寒假中的甘肅會寧縣漢家岔鄉常山小學空空蕩蕩,孩子們剛走幾天,失去教職的恐懼就困擾住了代課教師王建林。“我看新聞了,說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貼著漢語拼音識字卡的教室里,47歲的王建林攤著雙手,“我不喜歡‘清退’這個詞,像趕一群叫花子似的。”現在,他所在的甘肅——中國代課教師擁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將清退剩余的2.1萬名代課大軍,他們絕大部分在偏僻的農村。

    如果不是兩年前搬到這個新校舍,常山小學還只是兩間泥房加一個木制廁所的簡陋教學點,一根跳繩和一個皮球是全部的家當,下雨的時候泥漿水沒過腳踝。

    王建林在這里當了22年代課教師,村里兩代人都是他的學生。“最好的年華都耗在這里了。”村中的同齡人說。

    王老師皮膚有點黑,面龐消瘦,嚴重的眼疾甚至讓他無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來教書的。”他說,“我這輩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講臺上。”

    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自認為是毛澤東時期的教育賦予了他“崇高的革命熱情”,他響應號召赴大型國企蘭州石化當一名搬運工。“我最想做的還是老師,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講臺,才配為人表率。”他一直這樣認為。

    1987年冬天,由于長期的貧困、缺乏營養和腿疾,在老家農村當代課教師的大哥突發急病。王建林從蘭州趕回時,已無法站立的大哥囑托他給三十多個孩子代課。

    但僅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惡化,彌留之際他再次強調了遺言:“幫村里教好這些孩子。”

    事實上,王建林若從城市返回農村選擇做代課教師,不僅意味著每月的工資要從90元變成40元,而且可能還遭遇與大哥同樣的命運。所以,當時他猶豫了。

    后來鄉教委干部上門游說,父親也說不能耽誤了孩子。思考了一個春節,王建林決定留下來:“我想父親是對的,這些孩子,如果沒有老師,將影響他們一生。”

    他穿上那套整潔的軍便裝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講臺,登記冊上至今仍用著哥哥的名字。

    “我不是沒有機會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時常端著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時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樹,一旦扎下根來,只會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

    他時常挑著擔,冒著大雪運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來了,他卻又忙著用衣角給淘氣的男孩抹鼻涕。

    王建林任職的1980年代末是中國代課教師群體增長最迅猛的時期。義務教育法的頒布刺激了適齡受教育者的激增,也凸顯了師資力量的短缺。代課教師成為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他們原先是農民,然后被稱作“民辦教師”,后來改為“代課教師”,最高峰時有58萬之眾。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王建林都無法適應這種生命的吊詭——實現夢想,卻以失去哥哥為代價。幸而孩子們為他驅散愁云,22年間,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學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學生,“我希望他們都能做個好人。”

    常山小學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最中央的低洼處,也是雨水的肆虐之地。昏暗教室讓王建林幾乎貼在黑板上寫板書。下雨天則最讓人頭痛,他需要不斷變換桌椅的排列組合,以讓孩子們幸免于漏斗般的屋頂下。

    一位曾經的學生這樣回憶王老師:他時常挑著擔,冒著大雪運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來了,他卻又忙著用衣角給淘氣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學經費除了買煤取暖已難添一筆一紙,王建林用廢木頭做了三角尺和計數器,一個廢舊喇叭在孩子自由活動時放些兒歌、唐詩。

    1997年夏天,一場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燈泡一樣腫起來,視線模糊、疼痛怕光。最后他只得蒙上紗布,靠記憶講課。一個鄉教委干部得知后為他申請了300元醫療費,這部分恢復了他的視力,同時也留下后遺癥。“心里亮堂就行。”日漸失明的王建林笑著請記者放心,“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

    王建林同時帶3個年級的20個學生,用的是復式教學,即一個老師同時給不同年級的學生上不同的課。這從他留在教室里的板書可以看出來:學前班學拼音,一年級學生字,二年級學加減法。而王老師在傳統方法上鉆研的“同動同靜”復式教學法,更曾在一些教育刊物上發表過論文。

    連夜大雪把常山小學裹成一片白色。雖然是假期,但1月16日這天,王建林還是認真清掃了每個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里總是沒著沒落的。”

    王建林的學生現在大部分已經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為蘭州白領的學生感慨于母校的困頓,組織同事送來了一批體育用品,讓他甚感欣慰。

    王建林有著西北人倔強和尚義的古風,他鼓勵學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而非功利和實用的追求。

    一名他的昔日學生跨入大學后想獻身慈善事業,王建林成了這個村子里唯一的支持者,“窮人也可以幫助窮人。”

    2005年,一名記者無意間發現了這個時常瞇著眼睛的代課教師。報道引來關注,王建林開始受邀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一次在蘭州被安排住酒店,走進豪華洗手間他竟“尿不出來”,他說當時他一下子想起學校那間露天的簡易茅房,“孩子們還在受苦,我卻享福了”,想著竟獨自傷心起來。

    他和家庭:忠孝之間

    父親在彌留之際囑咐王建林三件事情:種好莊稼,照顧母親,辦好學校。王建林道歉說沒有盡孝,父親說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22年間,王建林的月薪從40元蝸牛般增長到200元,但分享這點收成的不只他一家五口,還有大哥留下的兩個孩子。“作為一個男人,我很慚愧。”王建林常自責于讓家人生活得太苦了。他沒像別的代課教師那樣因生活的艱辛而兼職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許,二是多少覺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張英芳攬下了一單織地毯的活兒,供某款豪華轎車乘客踏腳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線讓他幾乎把眼睛貼到了梭子上,時間一長就流淚。老伴制止了他的這個自殘行為,把他推到屋外。

    南方周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報道西部代課教師,發現代課教師們是“村里最窮的人”。有些邊遠地區,一些代課教師甚至數十年拿著40元月薪度日。同工不同酬現象雖廣被批評,但仍無助于改變他們被歧視的命運。

    桀驁不馴的王建林不以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給他一套西裝,他喜歡這種穿戴整潔的感覺,廉價皮鞋也一擦再擦,“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了,我是村里兩代人的老師。”

    王建林的家處在山坳深處,門簾已被寒風撕破,墻壁的圖案也斑駁難辨。面對家業凋零,農民王建林和教師王建林時常陷入對峙和矛盾,“這個家,我虧欠太多。”

    王建林的父親逝世于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已常常抱怨腹部發脹,王建林以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輪車把父親拉到縣醫院。醫生診斷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個月。

    從縣城回來,父親開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內疚和恐懼,瞞著父親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覺察時日無多,彌留之際他囑咐兒子三件事情:種好莊稼,照顧母親,辦好學校。王建林道歉說沒有盡孝,父親說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而另一個同樣炎熱的夏天,突發心肺病的母親也在呼吸困難中痛苦離世。再后來,由于無暇照顧,女兒的癲癇癥越加嚴重,最終影響了智力,18歲還在上初一。

    王建林帶著妻兒離開空落落的家,住進學校。村民們回憶,開學的時日,每天傍晚,都會看到這個瘦削的男人帶著一行孩子穿梭在溝壑田野間,夕陽把他們映照成一支喧鬧而豪邁的隊伍。“沒有王老師,娃娃們將來還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說。

    2007年8月,由愛心人士出資,王建林出地的新常山小學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頂上,由此真正成為一處地理和心理的制高點。正式開課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們在平坦干凈的夯土地上追逐奔跑,笑聲、歡呼聲交織著舊喇叭中的輕音樂,響徹山野。

    他和“他們”:幸存者,遇難者

    縱使在尊師重教的“狀元縣”會寧,代課教師也依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這里,政府每年將過半的財政支出投放于教育,培養出6萬多名大學生和驚人的升學率,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區無異,這里的代課教師仍處在沒被關注的角落。

    據會寧縣教育局統計,會寧自2007年以來已有158名代課教師離崗,剩余的771名也將采取“個人自愿,政府補償”的原則清退。然而補償標準官方卻不愿透露,“主要是錢太少,不太好說。”當地一位教育官員說。

    這與該縣在2004年進行“代轉公”嘗試時的勃勃雄心大相徑庭。當年177名代課教師通過考試獲得轉正資格,但3年后,這個曾廣受贊譽為“會寧創舉”卻以“流產”告終。“我是幸存者,但站在無數個遇難者身上。”王建林說。1995年,他曾成功通過一次“代轉公”考試,但核對個人檔案時卻發現他一直頂替著大哥的名字,這成了王建林教壇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由于學歷問題,他再也無緣轉正。“過去等‘代轉公’,感覺像被判了無期徒刑,現在清退了,算是判死刑了,但我們做錯什么了嗎?”

    這讓王建林感到無助。清退政策出臺后,一位鄉教委干部曾征詢過他的意見,是否愿意自動請辭。王建林倔強回絕,說不花錢干也行,“就當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我死而無憾。”

    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課教師王映斌。他們相識于2年前一個復式教學研討會上,后成為同命相憐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曬滿了玉米粒,但絲毫沒有豐收的喜悅——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癥,整天呆坐于床上。為養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課后就到鄉上工地做苦力,然后連夜批改作業。

    王建林心痛好友的勞苦和師道尊嚴的淪喪。王映斌隨后說起幾個自動請辭的代課教師,他們成了農民工,但工資卻是教書時的10倍。王映斌說實在沒轍了,那也是條出路。現場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鋪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坐南方周末記者至深夜。還說起了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一個慈善組織邀請了包括王建林在內的數十名鄉村教師集中首都培訓,以提高西部教師隊伍素質。在一次交流會上,一個以嘉賓身份出席的律師得知有代課教師在場,不留情面地問主辦方:“都要清退了,為什么還要花錢培訓他們?”這挑戰了王建林的尊嚴,他搶過話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師分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們都需要教育。”沮喪中的王建林隨著浩蕩人潮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我看著遠處的毛主席像,眼淚就流了下來。”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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