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提案的熱點】2012年“兩會”熱點 ,“兩會”主要內容
2012年“兩會”熱點 ,“兩會”主要內容內容簡介；我國“用工荒”現象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深刻變化，是對傳統發展方式的挑戰，也是倒逼企業發展方式轉變、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力。2011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2年經濟發展定下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明確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為此，政府需要服務當下、謀劃未來，一方面充分認識到“用工荒”影響下中國經濟轉型的詳見正文
近幾年來，由實體經濟貧血造成的產業空心化正逐步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潛在風險。具體表現為：一是在當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中，受國內外因素的綜合影響，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面臨嚴重的融資難、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二是實體經濟與非實體經濟之間投資回報反差巨大，做實業不如做投機和投資賺錢多、賺錢快，比較利益誘導大量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將從實業平臺取得的資本投向非實體經濟領域。三是壟斷行業投資無門，競爭性行業過度競爭導致大量民間資本游離實體經濟，變成炒資產的“游資”和“熱錢”。據社科院《社會藍皮書(2012年)》稱，在溫州1100億元民間借貸資金中，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僅占35%，用于投機和高利貸的資金占比高達60%。四是隨著企業精英大量移民或外遷，大量實體經濟的發展要素流失。五是企業家實業精神衰退，呈現出“賺快錢”的浮躁、急躁心態。
鞏固實體經濟基礎是避免經濟“硬著陸”的關鍵。當前要高度重視如何鞏固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營造實業致富的市場環境，防范產業“空心化”的潛在風險。一要在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同時，要更加重視民間資本投資渠道的拓展，特別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拓寬實體企業的發展空間；二要努力減少投機暴利，限制投機暴富，擠壓“炒”經濟的空間，營造勤勞做實業能富、創新做實業大富的市場環境，高度重視上游產業過度壟斷和下游產業過度競爭造成的“兩極分化”。三要推動政府和企業聯手應對高成本，防止多種因素疊加，過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業“硬著陸”。積極財政政策要以減稅為中心，增加實體企業的利潤空間。四要改革金融體制，放寬民間資本設立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良性互動，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位。五要通過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業創新的制度體系來解決中小企業“不想創新”、“不敢創新”、“不會創新”問題，扶持企業轉型升級，將自主創新的“國家意志”變為“企業行為”。
中小企業，尤其小微企業成為社會各界廣泛討論的熱點話題，其生存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據2011年中國企業調查系統調查顯示，目前“停產”、“半停產”的中小企業約占15%—20%，約1/3中小企業主表示如果企業停產則退出“不干”。為緩解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自2011年10月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先后兩次以小微企業為專題研究扶持其發展的戰略部署，國務院、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銀監會等部門也先后出臺多項扶助措施。
根據近年來的調研發現，中小企業2008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融資難，2009年是沒訂單，2010年是用工荒，2011年則是多重因素疊加、相互交織影響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說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最復雜的一年，那么2011年中小企業是最糾結的一年，特別是小微企業正面臨多重困境：第一，小微企業面臨不斷被壓縮的利潤空間。生產原料和資源環境代價不斷攀升，全方位的“高成本”和難以逃避的“高稅費&rd
quo;兩頭擠壓，利潤微薄；第二，小微企業陷入更為嚴重的融資困境，難以從銀行獲得信貸融資，面臨資金鏈斷裂風險。第三，小微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用工荒，嚴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造成當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生存困境的深層原因是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和市場扭曲，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產業上游與下游的“兩極分化”。處于上游的“銀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路橋 ”高度壟斷，土地、資金、能源等關鍵性生產要素供應缺乏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處于產業下游的企業過度競爭，利潤微薄。二是實業與金融的“兩極分化”。實體企業面對不斷惡化的經濟環境，承受著持續攀升的成本壓力，利潤“比刀片還薄”，而靠息差“以錢生錢”的銀行則利潤大好。三是供應鏈上的大企業強勢和小微企業弱勢形成的“兩級分化”。部分大企業借助強勢競爭地位，故意拖欠中小企業的貨款資金，小企業難以為繼，往往成為“三角債”中最容易受傷的群體。
緩解小微企業困境是保障經濟后勁與活力的重要任務。緩解小微企業生存困境，不僅在于通過財稅、金融政策為其“輸血”，化解“燃眉之急”，更重要是要加快推進改革，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全面提升小微企業的“造血”功能。為此，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切實減輕小微企業稅費負擔，提升小微企業的利潤空間和市場風險抵御能力。要將扶持“三農”的某些政策“移植”到小微企業，通過“減稅、減費”等方式切實為企業減負，對其“少取多予”，幫助其輕裝上陣。要充分發揮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和導向作用，加大對創新型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降低其經營的市場風險。二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平等使用信貸資源的融資環境，鼓勵民間資本建立中小金融機構，形成“門當戶對”的融資體系，切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三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營造民企與國企間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環境，健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減少小微企業升級阻力。同時，小微企業也要苦練內功，借助市場競爭淘汰機制的“倒逼”壓力，變被動為主動，變“生存壓力”為“轉型動力”。
溫州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溫州“兩多兩少”糾結：民間資本多而投資渠道少、民營企業多而信貸融資少。從民間資金供給方來看，由于樓市限購、股市低迷、存款負利率，民間投資渠道變得越來越窄，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資金流向民間借貸領域；從民間資金需求方來看，借貸主體多是中小企業，在正規金融體制內融資困難，不得不向體制外尋求融資。正是因為民間資金供需雙方各自面臨的困境：供給方難以獲得滿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難以通過正規渠道獲得貸款，導致供需雙方轉向民間借貸領域，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間資本呈現“高利貸化”。
民間金融的陽光化是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場攻堅戰。一要引導民間金融健康有序發展，使民間借貸從地下無序的“灰色地帶”走向地上“陽光”規范運作。對民間金融不是打擊取締而是規范“招安”，要多疏少堵、因勢利導，讓其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組成部分。對高利率借貸不能讓其在“地下”野蠻成長，而應在“地上”理性發展，既要嚴懲違法違規行為，更要重視民間借貸的法律制度建設、監管體系改革和金融體制創新。二要引導民間資本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型金融機構，構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經濟的“門當戶對”的金融格局。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社區銀行經驗和我國村鎮銀行經驗，逐步放寬民間資本組建地區性民營中
小銀行的限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建立城市民營中小銀行，將滿足條件的現有民間金融組織逐步改造成規范化運作的民營中小銀行，在市場準入和利率方面給予更大的靈活性。三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努力消除官方利率和民間利率的雙軌制，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完善以市場為基礎、有管理的基準利率制度，循序漸進地推行存貸款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放開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減少民間金融“高利貸”化的生存空間。四要創新金融監管機制，建立分層次的監管體系，實現金融監管的多元化和分層化。要建立地方與中央相關部門的即時信息溝通機制，探索中央監管機構只監管大的金融機構，微小型金融機構放給地方的監管模式。要充分利用人民銀行在地市、縣的監管能力優勢，賦予其對地市、縣域內草根金融類中小金融機構法人的監管權力。
早在2004年就已出現的“用工荒”現象，到2011年全面升級并且越演越烈。大量中小企業出現“招工難”、“用工貴”、“留工難”困難，不僅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2011年8月份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運行監測平臺對全國31個省市區4527家中小企業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有51.8%的企業存在用工短缺。與此同時，據《2011年千戶民營企業跟蹤調查報告》顯示，79.4%的民營企業家認為2012年招工“有較大困難”或“有一定困難”。2012年“用工荒”現象可能更加嚴重。
與以往相比，2011年的“用工荒”趨于普遍化和常態化，持續時間更長、范圍更廣、涉及工種類別更多。一些傳統勞務輸出大省也出現了用工短缺現象，不僅技工明顯供不應求，普通工人也大范圍短缺。同時，用工荒呈現結構性、不對稱狀況：農民工短缺與大學生就業難并存，年輕勞動力短缺與“4050”人員就業難并存，生產一線藍領工人短缺與白領就業難并存。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用工荒更加明顯，具有行業集中性。
當前我國“用工荒”現象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深刻變化，是對傳統發展方式的挑戰，也是倒逼企業發展方式轉變、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力。2011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2年經濟發展定下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明確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為此，政府需要服務當下、謀劃未來，一方面充分認識到“用工荒”影響下中國經濟轉型的“遠慮”，利用“用工荒”市場倒逼力量“促轉型”，推進企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也要重視“用工荒”現象給企業生存帶來困境的“近憂”。
當前，政府應采取多項措施幫扶中小企業應對“用工荒”：一要協調勞動力供需，加快區域產業布局調整，推動東部產業升級與向中西部轉移并重。東部地區要通過產業轉移、產業升級減少低端勞動力需求，中西部地區要通過承接產業轉移解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用工需求，讓更多的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二要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通過適度規模經營推動更多農業勞力轉移，進一步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三要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民工職業技能，解決企業技工短缺問題。四要因地制宜地推行漸進式的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農民工與市民在住房保障等方面平權，解決同工不同權和權利缺失問題，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五要提升農民工就業服務和勞動力市場建設，建立健全人力資源市場信息服務體系，通過專場招聘會、區域勞務對接、校企合作等途徑，為企業招聘牽線搭橋，化解企業由于信息不對稱所致的招工難問題。六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稅力度，使企業有能力為員工加薪，加大對企業在員工培訓、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等方面的稅收支持力度，幫用工企業加薪和
轉型升級，降低企業“用工荒”壓力。
近年來食品安全、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喝干凈水，吸清潔空氣，吃放心食物已經成為重大的民生期待。一方面，空氣和水污染引發社會廣泛而深切關注。據環保部2010年調查顯示，城市空氣污染是公眾最為關心的環境問題，但城市公眾對空氣質量滿意率僅為55.2%。2010年環境狀況公報也顯示，不僅全國地表水污染較重，且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污染。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發生頻率越來越高，造成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引起老百姓的恐慌，甚至“談食色變”。有統計顯示，2011年前11個月共查處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案件6.2萬件。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減少了人們的安全感。《2010-2011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當前九成多人認為我國食品安全存在問題，近七成人對食品安全現狀感到“沒有安全感”。
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治食品安全問題，治理空氣和水污染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客觀要求，是緩解民生焦慮、提升國民幸福感的重要著力點。在空氣和水污染治理方面，要建立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加強環境監督體系建設，健全空氣和水污染的應對機制；要加快發展方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科學制定城市規劃，優化城市區域功能和產業結構，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排放；要將環境質量指標納入各級政府領導的考核指標，建立健全環保問責制度，通過制度化設計確保環保落實到位；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要以食品安全法為準繩，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訴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重典治亂，給予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者最大震懾，抑制違法沖動；要建立起政府監管、行業自律、企業負責、社會監督互動的新型治理機制，實現外部他律與行業自律相結合，在法律威懾力的基礎上提高道德約束力；要抓源頭治理，解決好分段監管中的銜接問題，減少監管交叉做好全程全時“無縫”監管；要推進堵截與疏導相結合，既要重拳出擊、消除食品安全隱患，又要因勢利導，構建食品廢料的政府回收利用渠道，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引導小作坊小攤販規范運營。
3月初，2012年全國兩會將在北京召開，人民網和《人民日報》政治文化部就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展開調查。本次調查涉及二十個熱點問題，截至2月26日24時，在2012年你最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調查中，社會保障位居第一，其次是收入分配、社會管理、教育公平、醫療改革、三農問題和反腐倡廉等。
無疑，這項調查的結果反映出公眾對社會保障改革提速的期待。利好的消息是，2012年全國統一的社保卡將大面積發放，隨之將開始的改革將就此拉開大幕。2012年，北京市22萬名市屬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都將納入醫療保險體系;衛生部部長陳竺近日表示，2012年年底前將全面實施已經開展的8個病種保障，并在三分之一左右的統籌地區將保障病種范圍擴大到20個左右;不僅如此，如無意外，2012年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也將鋪開。
從這些信息中可以粗略判斷，社會保障改革在提速，不過離公眾的期待或還有距離。以全國統一的社保卡為例，社保卡實現統一并不意味著養老保險地區的流動將成為現實，養老保險省級統籌還遙遙無期;醫改更是遇到堅冰，直到2012年，全國仍有相當數量的公務員未能納入醫保體系。其中不僅包括山東、廣東、江西、江蘇、湖北等七地的部分公務員，還包括全部中央直屬機關的公務員。至于公立醫院改革，阻力自不待言，改革路徑也不被專業人士看好。
于此當意識到，我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雖已建立起來，面臨的改革難題并未減少。相反，如果改革進退維谷、路徑稍有差池，目前的成就也將陷入投入不小收益卻不大的困境。以目前的情形看，社保改革的深化面臨多個問題，最首要的是改革阻力大動力小，投入不足，計
劃性缺乏。
比如社保統籌，早在1991年，中央就提出有條件的省市應該逐步將社會保障統籌層次從縣級向省級過渡。但直到2007年9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才具體提出要在兩年時間內，在全國實現省級統籌。但現實是，至今為止省級統籌依舊沒有落實。一個經濟體要良好運轉，必然需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如果一個勞動者在換工作地點、工作崗位時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帶走其相應的社會保障，實際上這對于人才區域經濟平衡是有利的，提升了落后地區的人才競爭力。
但很遺憾，很少有地方愿意為此支付成本。從這個角度說，解決社保流動難題不是目的，所謂社保轉續只是個過渡性的辦法，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提高統籌層次。之所以社保流動難，就是源于統籌層次太低，絕大部分省市都是以市縣為單位，這必然導致原有的社保留在原地，到了一個新地方就重新參保的尷尬。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已經實現國家層面的統籌，這有利于公民的遷徙和人才的流動，并可以提高社保效率，落實監管。
目前的縣級統籌，全國有2200多個市縣級統籌單位，基金分散在2200個單位手里，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很明顯，中央政府難以有效控制，社保案頻發也就見怪不怪。從技術上說，把統籌層次提高至全國并不難。難在各地發展水平不均衡，企業、個人繳費額度也有差異，統籌賬戶結余情況非常懸殊。譬如一些省市資金缺口很大，但諸如類似廣東省等省份結余較多。倘若就簡單地一攬子統籌起來，道德風險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越落后的地方將越愿意參保，最終讓發達地區買單。
因此，抓緊制定統籌細則，即實現公平又保障效率。這個問題已經屢次在兩會上討論，溫家寶總理曾經表達過這方面的決心，我們翹首期盼。本屆政府的任期只有最后一年，這方面的改革其實可以抓緊完成，希望今年的兩會能夠將一個滿意的方案公之于眾。
另值得一說的是，企業承擔社保費率過多，政府責任需要跟進。2011年11月，人保部就《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草案)》征求意見。根據草案，企業繳納險種從養老、醫療、失業險三項擴至五項，新增工傷險和生育險。企業未按時繳納，可由企業銀行賬戶劃撥或拍賣企業資產強制征繳。以個人身份參加養老、醫療保險將納入參保主體。一個社會的所有公民都應該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企業作為社會財富生產的主要部門，當然應該擔負一定責任。從這一方面來說，企業為自己的員工購買社保是其應盡的責任。
但不少專家和論者擔心，如果“草案”實施后，此前未按規定參保的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用工成本上壓力將大幅增加。而目前，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本來就一直在負重前行，盈利能力和效益也在下滑，強制繳納“五險”必然減弱此類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的意愿，在目前的就業環境下，對社會整體就業大局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從理論上說，此番擔憂絕也絕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社保繳費率確實偏高，實際社保費率超過40%，高于不少經濟發達國家。而這其中，大部分的負擔壓在了企業這一頭。于此而言，作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倘若企業繳納“五險”的比例不能有所降低，在強制繳納政策的施行下，勢必影響很多企業的良性發展。
企業的社保負擔過重，當然更不能成為不為員工購買社保的借口。對此，政府部門更應該承擔起應盡職責，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一方面，政府可以給企業減稅，并切實降低各種費用，這是可以立即實施的。以中國目前的財政收入來估算，是有能力為企業減稅的;另一方面，應加強國家在全民社保上的責任，除了統籌標準提高外，還當逐步解決社保多軌制的弊病，讓每個人都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險。
實際上，中國近10年來的財政增速年均高達19.9%，遠高于GDP增速，也高于養老金(社保)增速。
僅2010年新增的財政收入就相當于全國養老基金的77%，這更加表明了國家完全有完善社保體系的財力。國家在該方面投入的增加，企業和個人的負擔必然有所減輕。必須指出，公務員、部分事業單位職工游離于現行社保體系之外，享受超國民待遇，也正因為財政支出在這方面的投入過重，造成企業和個人必須為自己的社保掏更多的錢，這筆成本最終實際由納稅人負擔。
凡涉及公務員和財政投入的事情，都不容易解決。很明顯，社保并軌在2012年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改觀。但本屆政府可以定出一個目標，給公眾以信心，并鞭策和激勵下一屆政府早日完成此項改革。和養老改革比較起來，醫改似乎難度要小不少。其實不然，醫療體制改革剛剛進入深水區，進展不如人意。2012年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希望能有所斬獲，無論經驗、教訓都值得謹記。當2013年的此時，我們回顧2012年的社保改革進展時，或許會發現2012年是承上啟下的一年，這一年的改革是否能為未來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