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讀書筆記范文(通用3篇)
政治學是專門以政治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社會科學，研究政治行為的理論和考察權力的獲得與行使。政府、政黨、集團或個人在國家事務方面的活動以及治理國家施行的措施。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政治學》讀書筆記范文(通用3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篇一】《政治學》讀書筆記
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的開山鼻祖。他第一次將政治學從其他學科中分離出來，并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他確定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學真正成為一門系統的學科體系。
《政治學》一書中，亞氏以城邦作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所謂“至善”的城邦。書中，首先是對于理想城邦的探討。全書分為八卷。第一卷應該是一個序言。政治學應當從何處開始。什么是城邦：一種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體就是城邦。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批評了一種謬論即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治國與治家是不一樣的，家務管理者與政治家也是不一樣的。
從第二卷開始，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了。政體的研究也是全書的核心和關鍵。“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亞氏認為政治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所以要研究所謂的理想政體，更要考察現存的各種不同的政體。理想政體應當是能夠實際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這種處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中庸主義式的思想貫穿著全書的始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第二卷中亞氏開始了對其師柏拉圖及其理想政體的強烈批判。他認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反對柏拉圖整齊劃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組合形式。他還反對妻子財產共有等等柏拉圖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來，亞氏批判了柏拉圖《法律篇》中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兩種最壞政體形式的結合體—共和政體。在最后，亞氏還比較分析了斯巴達、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體形式，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質決定城邦的本質，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開始，亞氏開始討論公民的定義。“凡有資格參與城邦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就是該城邦的公民。這就是說，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權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這樣的公民組成的政治團體才是公民。緊接著，開始討論善良之人的德性與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結論是：“即使不具有一個善良之人應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討論來到了全書的重點部分—政體的分類。亞氏將政體分為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兩類。正宗政體：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變態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亞氏對各種政體進行了比較。特別是對于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的比較。寡頭政體崇尚財富，認為由富人當政，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義；平民政體追求自由，認為一切都應當平等，使政治權利的平均分配為正義。接下來，亞里士多德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他認為，由多數人掌權是合乎公道的。
接著自然地轉為各種政體的問題。當城邦中德性較高的人越來越多后，君主制開始逐漸被共和制和寡頭制取代。但是平民政體，是眾人德性墮落的結果。民眾決斷一切是永遠和野心家的煽動與僭主的謀權分不開的。在亞氏看來，共和政體和貴族政體，都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某種混合，區別在于前者傾向平民而后者傾向寡頭。最優良的城邦，在亞氏看來，是中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人數最多，從整體上占有著巨大的財富，個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貧窮，所以能夠保持整體上的穩定。而且中產階級講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夠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覆滅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體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沖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義觀不同：自由和財富的對立。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可實質確是，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兩卷，亞氏從新回到了對于理想城邦的討論。最優秀的政體就要有最值得選取的生活。對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討論。以及對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問題，音樂、文學等等具有柏拉圖式理想觀的討論。這也說明亞氏的思想終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師柏拉圖深深的影響。
總之，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的創始者，是古希臘政治理論的集大成者。《政治學》也是經典中的經典。其中有關城邦，政體，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響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學者。
【篇二】《政治學》讀書筆記
該書的作者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也算得上是一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傳播學者。傳記作家形容他為“猶如行為科學的達爾文”。而《政治學》創作于1936年，是美國政治學行為主義學派的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該書體現了早期行為主義政治學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所具有的種種特點，圍繞著在政治洪流中。另外，本書的兩個寫作特點值得留意。第一，邏輯嚴密，體系完整。全書緊扣題目層層展開，條分縷析，論證嚴謹，事例豐富。第二，敢于挑戰傳統，敢言人所不敢，拉斯韋爾揭示出冠冕堂皇的制度政治背后被有意無意忽視的不一定合法但真實存在的現象，讓政治學褪去神圣，還原其本來面目。
如何行為進行了探尋。
我對第一篇，第二篇的第二、三章和第四篇印象尤為深刻。其中，第一篇為全書設定了研究對象和方法，可以看作是全書的大綱。拉斯韋爾開宗明義地提出：“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傳統的注重制度研究的政治學不過是政治哲學。拉斯韋爾認為尊重、安全、收入是可望獲取的價值，獲取價值最多的就是社會中的權勢人物，即精英，其余的則是群眾。精英可以按技能、階級、人格、態度來分類。本篇還闡明了全書采用的研究方法，即“應用法”———從精英主體角度出發通過對現實事件的觀察發掘精英所采取的手段，和“思考法”———通過時間和比較來辨清精英“自我”的客體位置，點明其技能、階級、人格和態度特點。
第二篇“方法”用四章主要論述了精英集團操控社會獲取價值的技巧，包括對象征、暴力、物資和實際措施的運用（“如何得到？”）。拉斯韋爾運用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應用法”，緊密結合歷史和現實情況（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羅斯福新政等）深入解讀了生活中似乎平淡無奇的現象所隱藏的精英手段。象征主要是通過灌輸意識形態塑造人的行為，控制民眾的攻擊、內疚、虛弱、喜愛等情緒，形成集體情感氛圍，從而為精英操縱社會提供條件。暴力是對戰斗技能的運用，從屬于精英的全面行動，必須與組織、宣傳、情報等手段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最大效果。物資控制是對物資和服務流動的管制，涉及對國家經濟的管理、私人企業集團的作用、危機時期的物資配給和對敵國封鎖等方面。實際措施則是精英集團內部吸收訓練精英的方法和對外部民眾實行政策管理的形式，在危機時期危機間歇期要求有集權、服從的實際措施，危機間歇期則允許民主、分權的傾向，精英通過實際措施維護集體安全。拉斯韋爾運用大量實例，對個人和團體的政治行為和過程進行了動態研究，揭示了不論是原始印第安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甚或俄國革命社會都存在的精英集團控制行為。
第四篇、也是全書的最后一篇“概論”是對全書內容的總結和政治趨勢的分析。拉斯韋爾運用前面提出的行為主義理論對民主國家和世界革命的未來作了預測。對于民主制度，他認為，世界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化的趨勢，美國能否擺脫這一趨勢的影響取決于中產階級集團能否擺脫大財團影響發揮獨立作用。對于世界革命，拉斯韋爾指出，世界革命部分受到限制而又部分獲得普及推廣，低收入技能集團逐步獲得政治地位，但在“宏偉壯麗的階級門面”背后還是存在技能、人格、態度等“也許更為微妙的對立因素”。拉斯韋爾在這最后一篇中為運用行為主義理論做出了嘗試，而日后的事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其預測。
讀完了整本書后，我大致了解了拉斯韋爾在書名中提出的“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這一問題。對于我這樣一個政治學初學者來說，拉斯韋爾簡明但不失嚴謹，且富有邏輯的論述方式，在閱讀中給了我很大幫助。這本書雖然內容不多，紙張也不厚，但拉斯韋爾所要闡述的問題，都在這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釋，他在論述了自己看法的同時，也告訴世人，政治學也是可以這樣研究的，它不僅僅可從政治體制、政治制度的探究。還可以從心理學、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政治行為，研究權勢和權勢人物。
我在對這本書的理解上可治學并不神秘但也不隨意不簡單。政治中的種種現象、問題不是表面深入思考的科學。整本書讀下來，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邏輯結構很清楚，內容環環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體系，嚴密緊湊且客觀。總的來說，讀了這本書后，讓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了政治學，這些都讓我受益匪淺。，這使得《政治學》幾乎可以作為一本政治統治方法指南來讀。
【篇三】《政治學》讀書筆記
每個人可能都聽過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對他都不陌生，但是在讀書之前，我還是先搜了一下亞里士多德的簡介，畢竟對他只是一知半解。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馬克思曾稱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恩格斯稱他是古代的黑格爾。亞里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其對后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政治學》一書作為亞里士多德的經典政治論述著作，集中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張。下面我談一下我的讀書感想。
（一）主要內容
全書共分8卷，我整本書通讀下來，并沒有把握住一個清晰的脈絡，也沒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結構，每一卷都有其論述重點，下面我就一卷一卷分開來談我對這本書的認識。
第一卷可以說是該書的序言，以論述“共同體”和“城邦”的含義，開始了本書的寫作，而“城邦”也是該書進行論述的基本載體。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為了追求他們所認為的至善而組成的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他隨后緊接著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將政治家、君王、家長以及主人同一化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些人只是在數量上有所不同，而在形式上是不無差別的。為了對該觀點進行反駁，亞里士多德將城邦解構成最簡單的基本單位，即個人和家庭，在對家庭管理以及國家統治進行比較后，得出兩者的不同，從而得出前面的問題的答案。
第二卷開卷的第一句話，即“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就已經向我們傳達了作者區別于其老師的最大特點與不同。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我們都知道，是柏拉圖，而他的一本經典政治著作《理想國》也是影響深遠，《理想國》一書的書名便表露出柏拉圖政治思想的特點：主觀臆造性較強，缺乏一定的實際操作性。而亞里士多德本卷第一句話中“最能實現”、“最好的政治共同體”都體現了他強調政治學可操作性、注重實際的特點，也算是為本卷后文對柏拉圖的部分政治觀點的批判所做的伏筆，本卷也主要是通過對柏拉圖等人的批判來體現作者本人的政治主張的。首先亞里士多德對“城邦極端的一致性”進行了反駁，他認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樣化”，而極端的一致性“正是使城邦毀滅的原因”。城邦不僅是由多個人組成的，而且應該是由多個不同種類的人組成的。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即便這種包含了財產分配等各方面的極端一致性，它也不能帶來和諧，正如他所說：一件事物為愈多的人所共有，則人們對它的關心便愈少。就像我們所說的那樣，一件東西要引起人們的關心和鐘愛，主要有兩點，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貴的。隨后亞里士多德又列舉了財產共同享有可能帶來極大的麻煩和吵鬧，如所有權糾紛，分配和消費糾紛。此外，在財產方面樂善好施以及克制對婦女的情欲的德性將消失。
第三卷亞里士多德主要講述了公民的范圍、如何去界定一個人是不是公民，隨后又對政體進行了大致分類，最后強調法律在城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開卷作者便提出了“城邦是什么”的問題，作者認為“城邦就是由一定數量的公民形成的某個整體”，所以，要想認識城邦，首先應當弄清，什么人可以叫做公民，公民一詞的含義是什么。在界定公民范圍的過程中，作者大量列舉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可以說，作者是通過人們行使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來界定一個人是否具有公民身份的。隨后，亞里士多德通過對當時各城邦的分析，將政體大致分為六類，前三種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后三種是由前三種相應蛻變而來的，包括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本卷作者關于法律進行論述的部分，體現了作者心中理想國家的部分形式，即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法律是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
第四卷主要對現實中各種政體的建立以及其原則進行研究。本卷開卷提出了“什么是最優良的政體，以及若是沒有外部的干擾，什么性質的政體最切合我們的意愿，什么政體與什么城邦相適合”的命題，為了對以上問題進行解答，亞里士多德主要對平民制和寡頭制進行了比較。民主制以財產為條件或不以財產為條件的方式產生不同政治體制：
1、各種官職都有一定的財產要求，不過這要求不高，具有一定財產的人均可參與行政管理；
2、公民身份不成問題的人都有權參與行政管理；
3、任何人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參與行政管理，而法律必然具有統治的權威；
4、群眾代替法律行使權力，法律失去權威。
寡頭制國家：
1、官職有極高財產要求，多數窮人沒有資格擔任；
2、官職有極高財產要求，官職空缺只能從合格公民中選舉產生來填補；
3、出現了世襲制度的寡頭制；
4、統治者凌駕與法律權威之上。
通過對兩者的比較，亞里士多德認為現實中切實可行的最優良的政體是兩者的結合體，這個結合體擁有大量的中產階級。這也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優良的生活”。
第五、六卷論述革命的起因以及防止革命、鞏固政體的政治措施。首先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沖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義觀不同：自由和財富的對立。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可實質確是，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第七、八卷討論了城邦建設中的多個特定問題，即如何建設最優良的城邦。優良城邦的前提條件是人口控制，其疆域應能使域內居民過上閑暇、寬裕并節制的生活，有良好的海路和陸路，便于成為全邦共同防御中心。城邦的位置應朝東以有利于健康并避開北風，如此適宜政治活動和戰爭。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城邦的城防、城墻建設、人員分布。同時，立法者應關心孩子的營養、兒童訓練和保育，杜絕污言穢語，在青年達到有資格參加共餐年齡前，禁止他們吟詠長短格詩歌或看喜劇。立法者最應關系青少年的教育。教育分為：讀寫、體育、音樂和繪畫。
（二）經典命題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主要圍繞城邦、公民和政體這三者表達其政治思想，關于這三者的討論也成為了本書的三大經典命題。
1、城邦。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為了追求他們所認為的至善而組成的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而城邦產生的原因，是由于人的本性，因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為了便于交換，防止互相損害等等。城邦的目的在于實現道德的良善，謀取優良的生活。這是城邦區別于其它社會團體的本質所在。而現在我們所認同的國家（也就相當于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城邦）的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
兩者對于國家的概念闡述有其共同點，但也有其明顯的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于兩者都是從“目的”來討論國家的起源，即國家形成是為了什么。兩者的不同之處也在于他們認為的“目的”。前者認為國家的行成是為了追求至善，而后者認為是為了進行階級統治。這兩者的差別其實是來自于他們所處時代的不同。前者所處時代城邦以公民社會為主，生活較為安逸，因此人們有較多時間對道德、法制等進行思考，講求完善自身，追求“至善”，前者的概念就是對此的一反映；后者所處時代則是無產階級革命大爆發的時期，社會秩序混亂，動蕩不安，而由于無產階級革命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引，革命進展緩慢，為了推動革命的順利進行，馬克思主義就此誕生，基于此革命背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理論闡述便充滿了革命與戰爭色彩。
我認為，對于國家概念的闡述，部分程度上都會受到所處時代環境的影響。也許，當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完善與發展，國家與政府更加強調“服務于民”的時候，我們對于國家的概念就又會隨之發生改變而更加強調概念中“服務于民”的“目的”了。
2、公民。亞里士多德在對各種關于“公民”的定義進行分析和批判后提出了公民的概念。他認為，公民是參加法庭審判和行政統治的人。其中，參加行政統治的人包括官員、陪審員以及公民大會成員。而我們再看一下現在的公民含義：公民指具有一國國籍，并根據該國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通過兩者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強調權利主體和公民身份，尤其強調公民的權利而忽視其承擔的義務，現在人們對權利和義務同樣重視。
那么，這種區別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這是由于當時奴隸社會所導致的自然而然的一種思維慣性。在奴隸社會，人們對于奴隸的存在早已習以為常，而自由人與奴隸的區別，便是擁有大量權利，人們也就自覺地通過權利的有無來進行自由人與奴隸的階級劃分。對于公民的界定同樣如此，首先必須擁有自由人的身份，隨后才可能是公民。
3、政體。他認為政體負責對城邦的各種官職特別是最高官職的某種設置或安排，簡單的說，政體就是政府。此外，他還指出，城邦這種共同體不僅僅是維持人們的生活和分享財富，它還要以優良的生活為目的。他還提出了政體的分類。他認為政體有正確的政體和蛻變的政體。以利益和最高權力的歸屬劃分，正確的政體可分為君主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在一個人手中）、貴族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的少數人手里）、共和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的大多數人手里）。蛻變的政體分為僭主政體（以私人利益為依據，是蛻變了的君主政體）、寡頭政體（以富人的利益為目標，是蛻變了的貴族政體）和平民政體（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據，是蛻變了的共和政體）。
他談到了他認為的理想政體，或是說優良城邦。亞里士多德認為，三種變態的政體都是不良的政體，對任何社會都不適宜。至于三種正宗政體，亞里士多德主張要視社會實際情況來決定。他認為君主政體與貴族政體己經過時，唯有他所認為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共和政體宜于實行。因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分為極富、極貧和處于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三部。
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同時他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他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托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托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于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于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
法治優于人治，因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述中，明確了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準首先是“國家治理體系法治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委政法委要明確職能定位，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去領導政法工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黨之所以如此強調法治的重要性，是因為在日常的行政、司法等工作中，還是存在著大量的違法違紀行為，而這些都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同時，不利于營造良好的社會秩序，以及樹立公民的法治意識。
在當今中國，法治不健全遠沒有公眾法治意識缺乏帶來的影響大，這就像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樣，法治的第一重含義就是法律獲得公民普遍的認同，大家一致遵守法律。而中國由于經歷了長期的封建統治，人治的思想依然沒有完全從大眾頭腦中被抹去，所以，人們依然畏懼官僚主義，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借助于法律的力量。
因此，要想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做到兩點：第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創建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第二，加強公眾的法律意識，樹立大眾的法治觀念。只有這樣，國家的治理才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置于法律引導之下。
全書讀下來，還是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還需要以后反復來讀，經常請教別人，幫助自己好好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