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范文(精選五篇)
基層治理，基層黨建要擺正位置，為企業發展和員工利益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找準工作著力點，增強工作開展的針對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范文(精選五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1
全面加強基層黨的建設是黨建工作的基礎。基層黨的建設狀況直接影響著黨的凝聚力、向心力、號召力、戰斗力。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市委“學成都佛山、促轉型發展”的精神要求，切實解放思想、開拓視野，更好地搞好基層黨建工作，在區委組織部的帶領下，我有幸赴成都參加了“堅持黨建引領推動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創新”培訓。通過認真學習，汲取了經驗、得到了啟發，進一步清醒了頭腦，理清了思路。
下步工作，一是要堅持黨建統領，多元共治。通過理論培訓和現場教學，深深地感受到，成都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工作之所以搞得好，首要的一條就是堅持黨建統領基礎上的多元共治。草堂路社區、清源社區等社區，由于社區黨建工作抓的牢，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引領作用和核心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同時，在社區黨組織的引領下，轄區單位的黨組織以及各類社會組織都被吸附到社區并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和各項活動，真正形成了黨建統領、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回到我們的實際工作，要在抓牢抓實基層黨建工作堅持黨建引領的基礎上，堅持和深化在“美麗樓院”創建工作中取得的經驗做法，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扎扎實實搞好居民議事會的組織建設、隊伍建設、制度建設，讓居民群眾進一步參與到整個社區的發展治理工作中來;同時，認真構建區域化黨建格局，吸引轄區內更多的黨組織和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區發展治理當中，形成群策群力、多方互動、共駐共建、共建共享的社區發展治理格局。
二是要堅持黨建統領，打造特色。通過參觀學習，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成都的社區都在堅持黨建引領的基礎上，立足自己的區域特點優勢和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特色打造。例如：清源社區的蜀繡文化、茶文化，草堂社區的有關詩圣杜甫的唐詩文化，玉林社區的現代影視文化等等，傳統和現代文化的元素都有機融入了社區建設之中，令人印象深刻。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要切實做到立足實際、因地制宜，認真深入地挖掘自己區域的可利用資源和傳統文化，進行總結提煉，并將其運用到社區黨的建設和文化建設之中，切實形成自己的亮點和特色，既有格調、又接地氣，真正起到以文化人的教育引導作用。
三是要堅持黨建引領、促進發展。通過幾天的參觀學習，感覺到成都將黨的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緊密結合，不但夯實了基層黨建工作，還有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極大地提升了居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比如：岷江村將黨的組織建到專業合作社，在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園林苗木經濟得以不斷發展壯大;戰旗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依托農村土地交易平臺、農村金融保險平臺和農產品交易服務平臺，促進了郫縣豆瓣、布鞋、鳥籠、蜀繡等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全國鄉村振興的排頭兵。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要努力踐行抓黨建促發展的精神要求，將抓好黨建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立足轄區經濟特點和社會實際，努力擴大黨建覆蓋面，不斷強化組織力、引導力，做大做強轄區產業，努力推動社會發展，切實通過黨建的高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高質量。
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2
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作出重要判斷、明確定位，提出總體目標、工作要求。本文立足永嘉實際，全面梳理基層社會治理探索經驗，深入分析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研究提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法對策，為提高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供參考。
一、近年來永嘉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探索
（一）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進一步強化黨對基層社會治理的領導權
一是基層黨組織運行進一步規范。近年來，我縣全面深化基層黨建“整鎮推進、整區提升”，開展紅色領航“五百工程”行動，精準制定黨支部工作標準質量體系，高標推進村社組織換屆“回頭看”，創新推行后進黨組織整轉“兩回一檢”工作法，近2年合計清理不合格村社干部114名、處理工作不力的農村黨員干部1100余人次，高質量完成58個后進村轉化，推動基層黨組織提檔升級。二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建設穩步推進。在硬件方面，近2年累計投入1600多萬元，對村級辦公場所進行檢修提升，打造了150個黨建示范點和22個“甌江紅”黨群服務中心。在軟件方面，探索建立基層黨組織公共服務清單，構建縣鎮村三級聯動的黨群服務中心體系，完善星級評定指標體系，切實提升基層黨組織服務水平和能力。三是基層黨員干部隊伍不斷優化。深入實施農村帶頭人能力提升、黨員發展“培源納新”、返鄉大學生接力培養、村社干部底線管理等“四大計劃”，充分激活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熱情。
（二）高標推進村社規模優化調整，進一步夯實社會治理的基層基礎
今年，我縣僅用28天完成村社規模優化調整工作，全縣行政村調減率達49.7%，“三資”直接融合率達97%，為夯實基層基礎、重構治理體系打牢了根基。一是基層組織結構進一步優化。通過嚴把選人關口、開展能力培訓，順利完成5000余名新村社干部輪訓工作，有力促進新村社干部的能力素養提升。二是基層資源配置進一步優化。通過整合優勢資源、推進資源共享等方式，原來散落各村的區域資源得到了高效統籌、產業要素實現了高度集聚。三是基層治理體系進一步優化。通過密切聯系鄉鎮職能部門，做強村黨委“一核”，調動各類“多元”主體，形成積極協同、廣泛參與的簡約高效治理體系。
（三）探索創新“三治融合”路徑，進一步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一是做強自治基礎。充分運用村民議事會、村規民約等載體，搭建鄉賢理事會等平臺，最大限度激發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二是做強法治保障。通過創新建立群眾明白、干部清白說事平臺，制定村級小微權力清單，推廣農村“三資”監管系統，全力開展清廉村居建設，目前全縣已培育清廉村居示范點20個，“三資”系統試點甌北街道涉農村問題初信初訪件同比下降84%。三是做強德治支撐。精心打造了道德講堂、評比文明家庭、“最美”系列主題活動等載體，選樹了200余名可親可敬可學的道德榜樣，形成了強烈的道德感召力量。
（四）創新建立“4+1”人民調解模式，進一步筑牢化解矛盾糾紛的村級防線
一是健全調解體系。創新建立“4+1”基層人民調解模式，推動人民調解工作重心下移，全縣鎮村調解案件占比從2015年的48%提升至2018年的96%，經驗做法兩次在全國現場會推廣。二是壯大調解力量。精心選聘鄉賢能人等人士充實調解隊伍，組建以公檢法司干部為主的調解專家組，定期教學指導，推動調解員隊伍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目前，我縣專職調解員數量達129人，其中具備專業知識者占比高達30%，成功打造21個個人品牌調解室，其中全國模范調解委員會2個。三是放大調解實效。探索建立“以訪治訪”“以外調外”等機制，創新推行“紅色驛站調解室”，累計化解各類矛盾糾紛253起，涉及金額898萬元。
（五）全力推進農村思想文化建設，進一步營造向上向善的文明鄉風
一是文化陣地全面建強。我們以文化禮堂建設為破題口，創新建立“星期天禮堂日”制度，累計建成農村文化禮堂241所，兩度獲評全省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先進縣。二是移風易俗深入推進。深入開展“移風易俗改革攻堅年”行動，全力推進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全面培育形成社會文明新風尚。比如，巖坦鎮用“二維碼鵝卵石墓碑+1平方米草地”代替“椅子墳”，成為全市喪葬改革的典范。三是傳統文化傳承發揚。充分挖掘弘揚家風家規家訓文化，策劃了“立家規傳家訓”、“好家風家庭”等活動，讓村民在繼承和發揚良好家風中樹立正確價值導向。
二、當前永嘉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永嘉基層社會治理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對標新形勢、新任務，在基層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和短板。
（一）社會治理形勢環境更為復雜，基層矛盾防控化解壓力較大
一是矛盾多元化。隨著城中村改造、撤村并居等工作快速推進，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訴求不斷涌現，征地拆遷等各類社會矛盾問題層出不窮。二是問題疑難化。隨著群眾參與高層次經濟活動日益增多，涉眾涉房等群體性矛盾頻發，處理不當，極易引發治安、刑事、信訪等案事件和社會連鎖反應。三是影響擴大化。很多群眾利用網絡非理性發表帶有個人主觀想法的利益訴求，從而導致網絡輿論病毒式傳播。
（二）現代治理手段運用不足，基層社會治理效率仍需提升
一方面，治理流程還不夠順暢。一些部門參與治理積極性不高，跨部門聯動機制難以有效實現。個別鄉鎮（街道）“四個平臺”功能入駐不夠全面，靠平臺自身作用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智能化治理措施尚未全面鋪開。通過大數據分析矛盾趨勢的智能化舉措較少，網絡信息統一平臺建設不夠成熟，同時，由于干部利用大數據治理創新的能力略顯不足，各單位對數據的整合與共享仍然存在障礙，數據應用還做得不夠充分。
（三）多元主體作用發揮不夠，距離共建共治共享目標還有差距
一是基層力量整合不夠。全縣共有各類群防群治隊伍240支，但人員專業化素質難以滿足日常治理需求。同時，由于沿江山區經濟實力差距，基層自治力量呈現“沿江完善、山區薄弱”的現狀。二是社會組織作用有待提高。目前，全縣共有773個備案的社會組織，但僅救援、養老、公益等領域有幾個較大影響力的民間組織。三是群眾參與度不高。被動接受服務的群眾占據較大比例，還沒有形成人人參與、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四）村級經濟實力整體偏弱，難以支撐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需求
一是基層組織號召力不足。從實際調研情況來看，村集體經濟薄弱的村，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建設也普遍偏弱，難以團結和發動群眾廣泛參與到基層治理中。二是基礎建設支撐不足。由于村兩委“沒錢辦事”，村內公共事業和公益服務嚴重滯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層自治能力。三是基層干部威望不足。村集體經濟薄弱的村，村兩委干部的權威往往無法獲得村民完全服從或有效認同，削弱了帶頭治理效果。
（五）基層自治的可依靠力量不足，導致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推進緩慢
一是村居面臨“空心化”趨勢。山區村居年輕人才外流現象嚴重，村里可依賴的治理力量十分薄弱。二是鄉賢參與度不足。大多數鄉賢參與基層治理的方式仍以捐錢捐物為主，沒有形成內外聯動、協同推進的治理合力。三是村干部培訓有待加強。今年，我縣雖然組織8000多人次村社干部專題學習培訓80余次，但是教學內容涉及基層治理的內容不多，部分村干部缺乏基層治理的“專業化”能力。
三、永嘉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對策和建議
（一）強化黨建引領作用，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
縣級層面要把加強黨建引領作為提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徑，強化對基層治理的政治引領、組織引領、能力引領、機制引領，積極探索“黨建引領+”體系建設，真正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優勢。
1.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引領功能，探索建立基層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組織領導體系，持續整頓軟弱渙散農村基層黨組織，規范黨內教育和組織生活。同時，突出抓好全域黨建，推進機關、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等各領域黨建互聯互動，強化對各類社會組織的政治引領，不斷把組織優勢轉化為農村治理優勢。
2.強化農村帶頭人隊伍建設。大力推進村“兩委”班子專業化，建立健全全縣村黨支部書記人才數據庫，推動帶頭人隊伍人才梯隊建設，暢通在職和退休干部、教師、醫生等新鄉賢到村任職渠道，確保村“兩委”班子不斷建強。加大探索村干部正向激勵舉措，把村干部報酬和村集體經濟增長幅度、群眾信任度掛鉤，提升基層干部工作積極性。
3.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在體制機制方面，探索建立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政經分設、有效運行的“一核兩翼”模式，全力破解基層治理和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之間體制權責不清、運轉不暢的問題，為壯大村集體經濟掃清障礙。在發展路徑方面，要按照“黨建引領、產業支撐、以點帶面、整體推進”的思路，緊密對接鄉村振興戰略，通過精準幫扶、土地流轉置換、盤活存量資產、電商孵化、抱團發展等多種途徑，真正讓村集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動政府服務重心下移
1.推動權責下放。堅持能放則放原則,全面梳理政府權力清單、職責清單、負面清單和權力運行流程圖，把審批權力盡可能下沉到鄉村兩級便民中心，促進“最多跑一次”向基層延伸。同時，把優化服務流程作為基層內化權力的有效途徑，梳理事項清單、統一辦事標準，推動基層行政審批服務流程再簡化、時間再壓縮、效率再提高，真正讓“最多跑一次”改革扎根基層，服務百姓。
2.做強集成服務。加速政府部門、層級之間的權職整合，以打造板塊式綜合受理窗口為目標，加大各職能部門分窗口有機歸并、綜合窗口人員培訓力度，探索建立“前臺綜合受理、后臺分類審批、綜合窗口出件”的政務服務新模式，全力推進民生事項“一證通辦”、政務服務事項“掌上辦理”等措施，真正通過“數據跑腿”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3.強化日常監督。按照“事前管標準、事中管達標、事后管信用”的高標要求，依托“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模式，將行政處罰等監管信息全面納入信用體系，切實形成政府部門監管、市場機制調解、行業自律和企業自我約束的強大合力。同時，發揮數據共享在事中事后監控與治理風險預測預警預防中的作用，加快實現對各類風險的自動識別、預警，從而有效預防和減少社會治理問題的發生。
（三）加強“四個平臺”建設，搭建專業化治理架構
以“四個平臺”為依托、全科網格員為支撐、數據共享為手段，加速構建一張無交叉、無重復、無縫隙的基層治理行政資源網絡，全力破解基層治理力量不足的問題。
1.構筑扁平指揮體系。通過重構政府間“職能—結構—機構”的關系，探索進行“大部制”“扁平化”管理，理順和規范部門間的職責分工，籌備組建專門的“四個平臺”專職管理機構，加快形成“四個平臺”指揮室分類派發，聯村干部、基層站所工作人員、網格員協同處理的聯動處置格局。
2.壯大全科網格隊伍。深化“全科網格2.0”打造，進一步推動“專科網格”力量納入“全科網格”，建立專兼職網格員隊伍進行統籌使用，實現“多元合一、一員多用”。同時，按照“一事雙責、條塊同責”的原則，實行“網格長、村兩委、指揮室、鎮分管領導”考核全捆綁，真正把責任壓緊壓實。
3.打造信息采集共享平臺。把智慧治理貫穿始終，依托標準化信息共享平臺建設，推動信息化與政務服務、社會管理、行政執法等深度融合，提高縣鎮兩級迅速聯動的應急反應能力，全力解決“信息孤島”和“數據封閉”等問題。同時，對各部門條線上的信息系統逐個進行整合，將110聯動、12345熱線、信訪、網絡問政、數字城管等同類業務在“四個平臺”上進行擴展，功能重疊的予以取消，實現信息數據“一次錄入、各處共享”。
（四）集成黨政民各方力量，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共治
1.始終堅持黨委領導。要探索建立基層社會治理“大黨委”制度，通過搭建“共治委員會大平臺”，協調紀委、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委部門發揮優勢、聯動配合，使相關要素都能夠聚焦于基層社會治理的需要，避免出現耗散效應。同時，加強黨對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面力量的統籌協調，積極創造社會組織、公民公平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全力引導社會各主體共同參與治理，真正形成“有事共協商、難題共探討、信息共交流、風險共承擔、成果共享受”的基層社會治理“利益共同體”。
2.充分激發社群活力。聚力打造社群共治共建綜合服務平臺，統籌調度工青婦、紅十字會、社科院等社會群團組織力量，靈活運用政府購買服務、設立項目資金、補貼活動經費等措施，最大限度激發社會群團組織在承接社區公共服務和基層政府委托事項的作用。同時，加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引育力度，不斷提升社會組織的服務和發展能力。
3.充分發揮鄉賢作用。注重發揮“在土”鄉賢、“離土”鄉賢和“外來”鄉賢在鄉村協商議事、公益慈善事業、鄉域糾紛調解等領域的突出作用，探索實施“鄉賢資政參事”、“鄉賢公益助善”、“鄉賢鄉風引領”等“鄉賢+”系列工程，為廣大鄉賢能人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更多、更大的舞臺。
（五）創新發展“楓橋經驗”，源頭防控基層風險隱患
全力發揮“楓橋經驗”在強化基層基礎、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更大作用，最大限度把各類風險防范在源頭、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
1.把規范“三資”管理作為重中之重。堅持全覆蓋無死角、全方位陽光化，不斷強化“應入必入”全面監管，將農村資金收支、資源性收支、資產性收支統一納入系統監管，實現農村“三資”全入庫、全監管，真正用“陽光運行”的方式，堵塞“暗箱操作”的空間。
2.突出做好信訪化解。把“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問題”作為避免矛盾發酵、信訪“升級”的根本之策，深化信訪“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行“一站式”信訪調解機制，加快打造全科受理、訪調一體、集成聯辦、一站化解的線下超市式信訪工作平臺，將過去“單兵作戰”模式轉變為立體聯防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努力實現群眾合理合法訴求一次性就地解決。同時，探索信訪積案化解的新方法、新模式，努力推動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在基層解決。
3.做到風險實時監測。積極探索風險監測預警機制，依托政務云計算中心，搭建縣、鄉（鎮）、村三級綜治中心智能信息系統，充分發揮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科技在矛盾糾紛化解、案件偵破、基層風險隱患預測預警預防等方面的天然優勢，推動矛盾糾紛化解從被動應對處置向主動預防轉變。
（六）引導社會文明新風尚，放大基層社會治理實效
社會風尚是衡量基層治理的廣度、深度和力度的重要標準，要將其放在基層治理重要位置考量。
1.強化價值引領。積極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把“義利并舉、敢為人先”的永嘉精神、紅十三軍的革命精神作為重要內容，不斷鞏固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輿論，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新時代的精神力量，進一步筑牢基層治理的精神內核。
2.厚植法治根基。一方面，重視發揮村規民約的“軟法”約束作用，探索建立村規民約積分制管理，運用“紅黑榜”等方式，對農村中普遍存在的不講規矩但夠不上違法處罰的行為進行制約。另一方面，向國標委申報全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綜合標準化試點，通過開展基層社會治理標準化建設，從而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3.深化移風易俗。加快研究出臺深化移風易俗、助推基層社會治理的相關指導性方案，充分發揮殯葬協會、紅白理事會等社會組織的引導作用，持續加大對黨員干部各類紅白喜事的監督力度，由黨員干部帶頭少隨禮、少辦酒、簡辦事、不鋪張，真正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淳樸民風。倡導厚養薄葬、文明嫁娶，鼓勵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其他喜事不辦或者少辦的新風尚，鞏固提升“墳墓生態化改造”“壽桃基金”等先進做法，加快打造移風易俗的“永嘉模式2.0版”。
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3
?**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城市黨建工作引領基層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增強社區黨員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豐富黨建載體，聚民心。深入實施“書記一號工程”，聚焦基層黨建、城市管理、社區治理、公共服務、基礎保障等方面，先后組織各級書記認領“書記項目”**個，解決民生難題**多個。開展“社區工作日”活動，組織全市**個部門單位、**萬名干部常態化到**個社區報到服務，結成幫扶對子**個，2019年解決群眾訴求**多個，提供物資**余萬元。開展“一社區一品牌”創建活動，打造特色服務品牌社區**個。制定黨建引領城市基層治理推進共建共創**條舉措，開展“黨建+志愿服務”活動，今年以來，全市機關干部已深入小區義務勞動、疫情防控、創城宣傳等志愿服務**余次。成立社區愛心超市，定期走訪慰問，力所能及的幫助解決生活中困難**次。
建強服務平臺，集民意。全面推行街長、路(巷)長、網格長、樓棟長、單元長“五長制”，公示“五長”人員信息，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反映問題，解決訴求。在全市**個社區全部設立“兩代表一委員”工作室和民情服務站，由所轄社區的“兩代表一委員”輪流進行接待轄區群眾，讓群眾能夠在家門口與“兩代表一委員”面對面溝通交流，表達訴求，同時開通“兩代表一委員”網上工作室，利用微信、QQ群等，對于群眾反應的各類問題及意見進行分類處理，督辦落實，實現訴求零距離、服務點對點，為社區群眾的幸福生活提供全方位、立體化、人性化的復合服務。年初以來，各社區民情服務站共接待來訪群眾**人次，“五長”
人員共收集社情民意及群眾訴求**件。
優化服務方式，解民困。規范建設黨群服務中心，設立街道、社區、網格、樓宇、黨員中心戶“五級”服務網絡，開設“零跑代辦點”，有針對性地開展領辦代辦服務，推行“一號申請、一窗受理、一網通辦”政務服務模式，通過壓縮行政審批時限、下沉便民服務事項等措施提供及時便捷服務，打通聯系服務群眾“最后一百米”。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黨群服務平臺**個，建成**個網格黨群服務站，制作“五長”人員公示板**余個。創新實施“一個電話解難題”，開通民生訴求受理熱線**，明確專門機構、專門人員、專項受理解決群眾訴求，“吹哨”給相關部門作為“書記一號工程”項目，建立黨組織書記包社區小區、包難事實事“雙包”機制重點解決。目前，已累計解決群眾各類訴求*萬多件，解決民生實事**件，群眾滿意率達**%。
做好跟蹤隨訪，問民效。為打通訴求辦理的“斷頭路”，搭建起與群眾之間的“連心橋”，社區“兩代表一委員”、“五長”人員通過電話、現場回訪等形式回訪群眾，跟蹤訴求辦理情況，看問題是否依法依規調處，看解決措施是否落實到位，看訴求人是否理解信服，全面了解群眾對所反映問題、訴求辦理成效和解決結果的滿意度。對有關問題解決群眾評價“差”的，轉交各級政務服務部門、市縣督查指揮中心及時跟進了解，確定專人持續跟蹤推動相關部門解決，直至群眾滿意為止，真正實現服務受理零推諉、服務事項零積壓、服務質量零差錯、服務結果有督察。年初以來，派發的督辦件近**件，書面發函督辦**多件，人工電話回訪近**件。
事業興衰，關鍵在黨。不斷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引領力和凝聚力，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鄉**村黨支部，以突出的社會治理成效極大提振全鄉干部決勝全面小康、共繪鄉村振興的信念和決心。
一、夯基壘臺，圍繞組織建設破藩籬
**村黨支部在區委組織部的悉心指導及鄉黨委的堅強領導下，已于2019年完成標準化規范化建設。一是加強陣地建設，嚴格按照黨支部標準化規范化建設要求，對**村綜合辦公樓進行提升改造;二是完成支部優化，對照《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等規定，優化非公企業聯合黨支部設置，將有產業、有合作社的*名黨員吸納進入該支部并確定黨支部書記，將支部建在產業上，真正發揮非公企業黨員帶頭發展、推動產業的作用;三是完成支書主任一肩挑，不斷優化村干部隊伍，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二、謀篇布局，鎖定支部產業促增收
“農民要致富，關鍵看支部。”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非公企業黨支部年輕黨員鄭傳華帶頭成立“貴州鄉里鄉親開心農場農業園區”，租用農戶土地**余畝，主要以種植辣椒為主，目前該社辣椒長勢喜人，有效增加了**余戶農戶的收入。該園區是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教育意義與社會效益有機統一的經營實體，以產業發展帶動一方百姓致富，實現村民在家門口就業的良好愿景。
三、精準發力，聚焦民生福祉解難題
**村黨支部按照“支部帶頭、村委落實”的機制，一心一意為民謀利，全力推進實施民生項目。一是爭取項目資金**萬元，完成*個村級群眾服務中心建設工作;二是完成村級大坪水庫森林公園建設，提升改造人畜飲水工程;三是完善道路設施，配合完成**鄉2018年組組通路**村境內路段**公里、敖吳公路進二組支線**公里，配合完成**村半巖橋危橋改造工程，建成長26米寬8米的新橋一座;四是引導村民實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在**村七組大坪發展特色苗木種植項目*個、魔芋種植基地*個，為全村村民共同富裕、齊奔小康奠定厚實的經濟基礎。
頭雁領航才能群雁齊飛，培育好農村黨支部這只“領頭雁”，有利于完善鄉
村治理體系。**鄉將保持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的良好態勢，以點帶面穩步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推動黨建引領與基層治理深度融合、有效銜接，為全區開展“黨建引領星滿**”黨建示范帶創建工作貢獻**智慧。
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4
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省視察時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區治理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要加強黨的領導，推動黨組織向最基層延伸，健全基層黨組織工作體系，為城鄉社區治理提供堅強保證。”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就要求我們加強新時代基層黨建工作，以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構建富有活力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層治理效能。
基層黨組織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排頭兵”，必須積極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密切聯系群眾優勢，找準黨建和社會治理的著力點、契合點，把基層黨組織的巨大優勢轉化為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不竭動力。
突出政治引領，凝聚基層治理合力。突出政治引領，就是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凝聚人心、推動改革發展的戰斗堡壘作用。一是織密基層黨組織網絡，發揮基層黨組織集聚效應。著力建設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總支、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黨員中心戶組織架構，成立居民自治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特色黨小組，將居民緊密團結在黨組織周圍，凝聚起自治管理的核心推動力量。堅持抓鄉促村，落實縣鄉黨委抓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鄉村治理的主體責任，不斷提升農村黨建整體水平。二是用黨的創新理論團結教育黨員群眾，凝聚共識。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石，不斷增強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三是以“小網格”激活區域“大黨建”，發揮輻射帶動作用。要筑牢社區網格體系，將基層黨建工作與網格服務、社會治理、文化活動等結合起來，構建起網格黨員、居民共同參與的服務管理新格局，夯實黨在城市基層的執政根基;建立區、街道、社區城市基層黨建聯席會議制度，實現大事共議、實事共做、要事共決、急事共商、難事共解;創新“網格+志愿服務團隊”模式，分門別類組建志愿者團隊，動員機關干部下沉社區并加入志愿服務團隊。注重在居民小組、特殊群體中培養和發展黨員，使更多黨的紅色細胞在群眾中扎根，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強化組織引領，激發基層治理活力。要發揮黨組織凝聚各類組織的核心作用，健全鄉村和街道社區黨組織領導基層群眾性組織開展工作的各項制度，建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積極把黨組織的主張轉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一是深化“黨建引領+居民自治”，增強基層社會治理的感召力。在城市社區開展院落(樓宇、門棟)自治、業主自治、社團自治等民主形式，拓寬利用社區媒體、互聯網絡、移動設備等參與渠道，激發自治活力。在農村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等，鼓勵農村開展村民說事、民情懇談、百姓議事、婦女議事等各類協商活動，鼓勵具有公益精神的“新鄉賢”參與現代鄉村治理。二是推進社區協商共治，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社區議事協商委員會，作為負責開展城鄉社區協商共治的組織機構，并以“收集意見、確定議題、制定方案、發布公告、開展協商、情況通報”規范程序步驟，健全協商機制。三是鍛造高素質帶頭人隊伍，發揮黨員示范帶動作用。要打造一批黨性強、能力強、改革意識強、服務意識強的社區黨組織“帶頭人”，推動基層社會治理不斷實現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創新機制引領，燃起基層治理熱度。一是創新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機制。在街道黨工委領導下，成立社區綜合黨委、駐區單位聯合黨委、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黨委三個功能型黨委。全面推行街道黨工委班子成員任社區“第一書記”，推動管理和服務力量下沉。落實鄉鎮黨委直接責任，鄉鎮黨委書記和黨委領導班子成員等要包村聯戶，村“兩委”成員要入戶走訪，及時發現并研究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鄉村治理和群眾生產生活等問題。二是完善網格長、樓棟長、單元長“三長”聯動機制。要明確“三長”職責定位，把有群眾基礎、有工作熱情、有責任擔當、有能力方法的居民吸納到樓棟長、單元長隊伍，注重民情民意收集，通過“小切口、深挖掘”的方式，解決群眾身邊大問題，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三是建立群團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工作機制。用好工會組織網絡，幫助、指導企業依法建立完善勞動爭議調節委員會，員工訴求中心等勞動爭議調節組織，有效預防化解勞資糾紛，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重點向“兩新”組織、城鄉社區、商圈樓宇、農村電商等領域推進黨團組織覆蓋，加強對青年創業的組織、引領和服務。創新區域化婦建工作，深入推進平安家庭建設。健全完善鄉鎮(街道)婦女兒童維權站，建立健全婦女兒童利益協調、訴求表達、矛盾調處和權益保障機制。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加強聯系服務。四是打造“一體化”紅色服務機制。社區黨組織通過建立民生網站、信箱、熱線和下訪接訪等形式，一攬子收集群眾訴求。對居民群眾反映的教育、醫療、生活、環境、治安等問題，分門別類列出清單，協調相關部門，整合社會力量，挖掘自身潛力，推動解決落實，回應群眾期待。依托社區場所建立“一站式”服務大廳，承接落實好各類服務項目，合理設置服務窗口、黨員窗口，推行“一門式、一張網”服務，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
基層治理經驗交流發言材料5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基層，把基層治理同基層黨建結合起來。基層黨組織應當以“黨建引領”為軸心，積極提升基層治理實效。當前，部分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依然存在動員能力不足、難以應對復雜治理情境乃至政治功能弱化等問題，實現以黨建有效引領基層治理的目標可謂任重道遠。如何更為有效地提升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實效，成為學術界亟待回應的現實命題。
當前，“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可行路徑”這一命題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第一，通過政黨的整合功能實現基層社會的再組織化，以此提升基層治理的有效性。盧愛國、陳洪江從政黨內部整合、社區社會整合、基層行政整合和異度空間整合四個方面構建了以黨建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可行路徑；孫柏瑛和鄧順平則認為，組織嵌入、體制吸納和價值引領等政黨整合機制是中國共產黨引領基層治理的有效方式。第二，強調以政黨服務功能為核心引領基層治理，聚焦于以發揮基層黨組織服務功能來提升基層社會的治理績效。蔣源認為，基層黨組織可以通過對社會資源的吸收與整合來達成推動社會建設、擴大執政基礎和擴充服務資源等目標，并依托廣州開發區的“三自管理”案例闡釋了“吸納式服務”的具體落實路徑；劉偉則在闡釋“服務引領制”內核的基礎上，將“推動政黨去官僚化”和“激發黨員群體服務社會作用”歸納為“服務引領制”的實現路徑。第三，將基層黨組織視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圍繞“協同”這一核心理念構建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可行路徑。黃意武指出，應從發揮社區黨委領導核心作用、完善社區協商制度體系、促進協商平臺建設、推進群眾工作建設和營造和諧社區氛圍幾方面構建引領路徑；葉敏在闡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黨建引領的必要性邏輯的基礎上，從價值與行動倡導、政治與資源整合、利益與組織協調三方面歸納了發揮黨建引領作用的可行路徑。
從既有文獻來看，相關研究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其多從制度規定、價值引導和組織活動等維度展開，缺乏對社會治理中非正式網絡以及信任、互惠、合作等社會資本的關注。具體而言，良好的基層治理是多元主體圍繞共同利益的協同共治，需要社區中黨政機關、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等治理主體的共同合作。社會資本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是社區治理的關鍵資源之一，其能夠通過非正式的社會網絡發揮作用，動員城鄉社區居民參與到社會治理當中，從而通過推動多方合作來提升基層治理實效。然而，在后單位時代，基層社會普遍存在“去組織化”趨勢，進而產生眾多“原子化個體”，其在社區生活中的社交聯系和公共參與均有所減弱。此外，在基層場域的非正式網絡中，傳統的熟人社會特征逐漸淡化，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契約、互惠和誠信等現代道德規范尚未建立。上述現狀導致部分城鄉社區中社會資本存量較少，各方治理主體之間和治理主體內部很難形成合作關系，導致治理成效不佳。
在社會資本匱乏的現實情境下，基層黨組織是基層場域中唯一能夠以領導核心地位整合、動員各類社會資本，且自身具備強大的政治、組織、文化等資源來供給社會資本的治理主體。其中，整合是指將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進行統合，以優化社會資本結構；動員是指通過行動主體在社會網絡中的互動，使社會網絡資源得到激活，最終轉化為社會資本；而供給則是指特定主體成為社會資本的來源，將自身資源直接轉化為某種社會資本。三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以黨建引領提升社會資本存量的作用路徑。基層黨組織應當充分自身優勢，通過整合、動員社會資本資源和強化自身社會資本供給來提升基層場域中的社會資本存量，以此激發基層民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的內生動力，使基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格局（參見圖1）。在此過程中，基層黨組織強化了自身在基層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推動基層黨組織“嵌入”與基層治理績效形成相互推進的良性循環，從而使社會資本的整合、動員和供給構成了“黨建引領”作用的著力點。既有研究雖從不同維度構建了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可行路徑，但未能聚焦于基層黨建在提升社會資本存量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缺乏關于基層黨組織通過將各方治理主體“再組織化”來提升引領實效的專門性探討。鑒于此，本文基于社會資本視角，闡述整合、動員和供給社會資本在黨建引領基層治理中的重要意義，剖析“黨建引領”面臨的現實困境，并構建提升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實效的有效路徑，以期為新時代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工作提供理論借鑒。 ???
二、社會資本：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著力點
自布迪厄系統闡述社會資本的特性與影響伊始，社會資本逐漸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帕特南則首次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政治與行政領域。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效率。”該理論雖然是西方社會實踐的產物，但由于其準確歸納出人類社會結構中行動者間合作性的互動模式，具有跨越文化背景的借鑒意義。如國內學者周紅云基于對社會資本研究的梳理和檢視指出，社會資本概念和社會資本分析框架為我們更充分認識社會發展的內在原因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很多國內學者也將帕特南關于社會資本的經典定義和分析框架應用于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研究之中。由此觀之，帕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能夠很好地用來解釋中國社會治理中的現實問題。因中國治理情境的特殊性，社會資本理論的運用體現了很強的地方性知識的特性，進而呈現出有別于西方的理論視域。
基于帕特南的定義，社會資本主要由社會信任、社會規范和參與網絡三大要素構成。其中，社會信任是維持社會秩序、社會控制、表達與維護團結的社會機制，有助于行動者消減社會交往中的易變性和不確定性；社會規范是人類增加社會結果可預測性的努力的結果，規定了什么樣的行動是被允許或被禁止的；而參與網絡則是社會資本嵌入社會結構的具體載體，有助于協調與交流，并促進集體行動。該三要素框架系統地展示了社會資本的內在結構，既表征了合作行為背后的社會網絡和規則因素，亦彰顯行動者的主體動機，進而清晰地呈現出了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具體機理。為更為有效地結合我國特殊的治理情境，本文將中國獨特的社會、文化等因素有機整合到帕特南分析框架的具體內容中，如非正式規范和特殊互惠的強大影響等。結合該框架審視，整合、動員和供給社會資本可以從以下方面提升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實效（參見圖2）。
（一）社會信任：強化治理主體參與動機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首先在于領導、激勵治理主體進行廣泛參與。一方面，政治信任能夠轉化為社會信任。根據學者調研可知，公正獲得醫療與養老等社會保障、公正的黨政干部選舉、逐漸上升的生活質量以及對未來生活的美好預期等因素均會有效提升社會中的社會信任。在我國，中國共產黨具備較高的合法性資源，民眾對黨秉持高度的政治信任。民眾相信在黨的領導下，基層政治生態將處于風清氣正的狀態，社區居民獲得社區醫療、養老等服務的機會更為均等，基層黨政干部選舉將保持透明、公正。這些因素均將有效提升人際間的社會信任水平。另一方面，相似的價值觀能夠強化社會信任。集體主義價值觀是強調做到先公后私或公私兼顧，并且不斷地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的價值觀。中國共產黨對于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推崇，能夠統合社會中源自歷史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資源，使二者在基層黨組織的宣揚、踐行和社區實踐中得到整合，最終融匯成重視公共利益的社區氛圍。進而，由于上述社區氛圍的作用，社區居民趨于秉持高度相似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這種相似性會使居民在批判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將自我歸類到同一群體中，并形成“內群體效應”，提升群體內居民彼此間的信任水平。
（二）社會規范：形塑治理主體外部行為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也體現在對治理主體行為的引導。一方面，社區傳播可以推動規范價值的社會化。基層黨組織能夠通過整合社區報紙、社區展板、宣傳欄和橫幅等公共空間媒介強化社區傳播力量，進而有效對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等規范的價值進行社會化。通過基層黨組織對傳播資源的整合和社區傳播功能的發揮，居民對于社區所提倡的遵守規范的理念將會更為認同，并提升其參與制定社區規范和維護社區秩序等活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互惠規范能夠維護合作秩序。互惠規范是指關于“給予-回報”的社會交往模式和對互惠行為的感情或信念的社會規范，是維護合作行為秩序的社會資本形式。基層黨組織通過出臺社區互惠規定、組織互惠活動等形式，可以明晰互惠互利合作的具體規則，從而有效打破鄰里互惠中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囚徒困境”。如部分社區在黨組織和自治組織的領導下，采取“虛擬貨幣”等制度創新形式，以基層黨政組織為主導者和管理者，人為構建、強化和落實互惠互利的社區規范。
（三）參與網絡：供給治理主體互動渠道參與網絡有助于為行動者提供較為成熟、可行的互動渠道，實現信息共享和便捷溝通，從而更好地實現合作。一方面，基層黨組織能夠通過整合橫向參與網絡來提升基層民主水平。“通過黨的系統自下而上的協調能力，可以整合所有主體的人財物資源，從而形成其他協調機制不可能完成的整合任務。”基層黨組織可以聚焦于居住環境、鄰里糾紛等社區常見問題，通過組織基層民主協商、擔當基層民意領袖等方式，推動居民間的平等溝通與協商、與基層行政權力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協調，力求構建將碎片化的個體公民權利整合起來，使集體形態的公民權利在政治渠道內能夠有效對抗強勢行政權力可能帶來的侵害。另一方面，社會網絡資源是否被行動者使用，最終決定其是否轉化成社會資本。城鄉社區居民除基本的公共服務外，亦具備多元化的社區服務訴求，滿足這些服務訴求，是激活社會網絡、促進社會資源轉化為社會資本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對原子化的個體而言，社區中的社會支持網絡主要體現為居民間建立在互幫、互濟基礎上的互動，其通過抵抗外部風險、提升生活便利性、提高自我效能感等方式滿足了居民的多元需求，進而推動社會網絡資源有效轉化為社會資本。基層黨組織以居民合理的心理、發展和環境訴求為靶點，通過組織動員或組織聯動等形式，將小規模、碎片化的社會支持網絡整合起來，并提供額外的、多元化的社區服務。依托上述過程，新的參與網絡得以建立起來，在共同解決問題、提升生活質量的過程中，原子化個體得以頻繁互動、相互熟悉，從而提升了基層社會資本的存量。 ????
三、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社會信任衰減引發社會動員困境
首先，基層政黨認同存在弱化現象，關于基層黨組織的政治信任不足。當前，部分基層黨員干部及其家屬在物質享受方面追求攀比、過度炫富，明顯超出當地正常生活消費水平，他們在基層社區中是民眾的重點關注對象，存在著誘發民眾“貧富差距擴大”、“黨員干部特權化”等社會認知的潛在風險。而在工作作風方面，基層黨員干部在所有層級干部中的“為官不為”現象最為嚴重。由于部分基層黨員干部的不當行為，部分民眾對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形成了負面刻板印象，導致部分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政治信任逐漸弱化。由于難以有足夠的政治信任轉化為社會信任，部分基層社會的社會信任存量不足，基層黨組織往往難以有效動員居民在基層治理中進行合作。
其次，群際偏見強化居民群體異質性，弱化相似價值觀的影響力。當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與改革攻堅期，依然存在就業醫療資源不均衡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導致部分基層民眾體驗到較為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依據經濟收入、權力資源和社會地位等不同將自己歸類為不同群體，并認為特定群體的經濟收入、權力資源等會對自身實現利益目標、維護自尊等形成威脅。繼而導致部分居民對外部群體形成偏見，對外群體及其成員采取敵視、貶低與不信任等態度。由于群體分化與群際偏見的形成，社區中心理層面的群體同質性被打破，部分居民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認同態度逐漸弱化。在集體主義價值觀認同弱化的現狀下，部分社區群體在心理層面呈現異質化趨勢，社會信任水平亦隨群體異質化而逐漸降低，導致基層黨組織在社會動員過程中遭遇困境。
（二）形塑作用失靈導致行為引導成效不彰
首先，部分基層黨組織傳播工作不力，社會化功能存在失靈現象。當前，部分基層黨組織在宣傳過程中只是完成內容、形式單一的貼條幅、辦板報等任務，部分黨員在傳播工作中亦處于缺位狀態，基層黨組織主導的社區傳播難以形成較大影響力。此外，基層黨組織主要進行的是主流社會規范及價值觀的社會化，“異類空間”對此形成極大干擾。具體而言，異類空間即隨著自媒體興起而形成的虛擬反民主話語空間，其構建了相對封閉、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擬態環境，能夠加深異類空間里民眾對主流媒體的厭惡和不屑。由于異類空間的影響，部分基層黨組織在傳播中的信息流量遭遇分流，信息渠道被更為吸引人眼球的眾多自媒體所占據，部分社區民眾轉而接受與主流傳播內容相左的不良信息。在這一現狀下，關于社會規范的內容、價值和態度等信息的傳播渠道與認同水平受到負面影響，社會化過程面臨現實困境。
其次，互惠規范缺乏托底保障，互惠行為存在功利化風險。一方面，“如果一旦一種物品的收益被那些未對該物品的生產做出貢獻的人所分享，那么這種物品的供給就會低于理想狀態層次或者根本沒有供給，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搭便車’而坐享其成”。黨組織一般對少數群眾自利乃至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只能以引導、勸說為主，而在社區民約等章程極其匱乏的情境下，基層黨組織對自利行為的規制能力更加弱化。在此現狀下，由于缺乏使“搭便車”者承擔不利后果的托底保障，互惠規范往往最終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既有互惠實踐存在促生“投幣性”互惠行為的風險。“投幣性”互惠行為是基于工具理性、精準計算付出——收益之比后的功利性行為，其本質是“利己”而非“利他”，一旦未能獲得預期收益或缺乏約束，則互惠行為將難以為繼，且可能會對“利他式”互惠產生一定抑制作用。由于部分基層黨組織發起的互惠行為在本質上多為商品等價交換模式，且缺乏基于共情、責任等利他式互惠行為模式的培育，亦缺乏對鄰里間“守望相助”等傳統道德規范的重構，導致這種互惠行為存在強化功利化的潛在風險。
（三）參與網絡缺失降低主體互動水平
首先，政治權力與行政權力相融合，不利于橫向參與網絡發展。當前部分居民/村民委員存在過度行政化的問題，即以達成基層政府的行政目標為優先；此外，在基層政府自上而下的強勢介入下，基層治理中主要形成的是縱向的庇護型網絡，橫向的社會合作網絡并未有效建立起來。當前城鄉社區黨委書記通過交叉任職等形式任居/村委會主任，這一舉措應當堅持推行，但少數基層黨組織存在逐漸融入縱向庇護型網絡之中，在基層治理中存在為與上級政府保持嚴格同步而損害基層民眾利益的潛在風險。隨著少數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權力與行政權力形成合力，行政權力在基層治理中的滲透力得以強化，橫向的參與網絡進一步承受縱向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
其次，基層黨組織權責不對等，構建參與網絡缺乏必要資源。由于稅費制改革等因素，基層黨政組織的行使權力、可動員資源相對其責任而言明顯不足。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基層黨組織即使有意向構建多元化的橫向參與網絡，但最終因權力、資金、人力和場地等資源不足而難以有所建樹。此外，部分基層黨組織缺乏對同級社會組織的領導能力。社區公共服務需要專業性社會組織的參與，但是在準入審批、利好政策和購買服務等環節作用下，社會組織成為了政府的“半代理人”。一旦基層黨組織的治理目標、方式與基層政府存在分歧乃至沖突，基層黨組織對社會組織的領導能力將被削弱。而從社會組織自身黨建而言，鑒于覆蓋率低和功能弱化等問題，基層黨組織對社會組織的有效領導依然是一個棘手難題。因而，基層黨組織對社會組織的領導能力難免存在弱化現象，難以通過聯動社會組織來構建、激活橫向參與網絡。 ??
四、社會資本視角下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有效路徑
（一）以優化作風監督和群際關系重塑社區社會信任
首先，強化基層黨員干部作風的社區監督，提升基層政黨認同水平。在監督形式方面，可以將社區監督委員會列入紀委與監察委系統的垂直管理，并建立與基層巡察組的專項對接通道，及時將社區監督線索轉化為來自上級的關注乃至處分，從而使社區監督真正產生“八小時外監督”的震懾力。在監督內容方面，應當將黨員干部的示范效應與社區監督結合起來。如一定級別黨員干部可以采取“亮身份”的方式，由社區成員監督其是否存在嚴重超出當地日常消費水平的、與合法收入嚴重不符的消費行為及特權行為等。此外，基層黨員干部的家風對黨風、政風影響深遠，在不侵犯正當隱私的前提下，黨員干部家屬引起惡劣社會影響的作風問題應當納入社區監督范疇。當家屬存在過度炫富等行為時，社區監委會應及時收集線索，并采取組織談話、線索交接等措施糾正黨員干部的不正家風。
其次，消弭不良群際威脅，提升群際間信任水平。社會認同和群際接觸可以消弭群際威脅、改善群際關系，提升群際信任水平。一方面，在同一個地域中，由于社區服務、生活互助和治安管理等事務均與居民利益相關，同一社區居民本來就處于同一利益共同體中。基層黨組織可以借助社區宣傳、民主協商和文體活動等形式，弱化不同職業、年齡和產權屬性等群際邊界，構建更高維度的、能夠融合其它身份的新的共同體身份，凸顯居民作為某社區居民在達成美好生活中相互依存的共同體關系，強化居民關于共同體身份的認知與認同。另一方面，基層黨組織應積極推動群際接觸。在群際接觸的直接與擴展接觸維度，基層黨組織可以有針對性地組織外來租戶與本地居民、非同一宗族等原本接觸較少的群體參加本社區乃至街道/鄉鎮舉辦的文體、聯誼或座談等活動，推動直接接觸，或以影響力較大的精英黨員為節點，通過精英黨員社交網絡的整合，使原本陌生的群體能夠互相熟悉；而在群際接觸的想象接觸維度，基層黨組織可以通過制作宣傳欄乃至簡易視頻短片等形式，將不同群體間和諧共處的生活情境展現出來，以期弱化乃至消除群際威脅和偏見。
（二）以提升社區傳播和互惠規范實效增加社會規范存量
首先，提升宣傳的生活情境化水平，重構社區中政治傳播鏈條。一方面，規范社會化應當緊密結合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如基層黨組織可以聯動文化素養較高的退休黨員、文化類社會組織和高校相關學院舉辦公益講座，以國學中關于行為規范的文化資源為主講內容，通過提升國學素養的形式推進規范的社會化。此外，基層黨組織應著眼民眾在學業、職業和養老等方面所急需的法律知識和技能，邀請臨近律所的法律工作者、高校法學院學生等組織講座，并且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由鄰近的律師事務所提供公益性的、減免費用的法律咨詢與指導。另一方面，在某一城鄉社區中，退休干部、人大代表和知識分子等精英黨員往往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其應當充分依托這種影響力與號召力成為“社區輿論領袖”，在網上社區論壇、社區集體活動和日常個人社交中發揮關鍵傳播節點的作用，以自身關于社會規范的認同態度帶動其他社區居民，使“國家——黨員——民眾”的三級傳播鏈條重新構建起來。
其次，強化關于失范行為規制，強化互惠中的價值理性。在正式制度方面，基層黨組織應當結合社區中的互惠行為需求，制定程序嚴謹、通俗易懂的社區規范性文件，并圍繞制度規定形成一系列失信懲戒機制。如在社區規范中可以設立一定的失范標準，對因失范而造成公共利益損害或侵害他人利益者，可以由基層黨組織聯動誠信檔案管理機構，將社區互惠行為中的失范者信息按照嚴重程度納入公民失信記錄中；對于嚴重失范、情節惡劣者進行社區內公示，亦可暫停其在一定時段內使用互惠服務的資格。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基層黨組織應當從培育道德倫理入手，強化居民的價值理性。如基層黨組織可以在社區文化中融入“里仁為美”等傳統文化中的社區倫理因子，以契合傳統文化土壤的善德感召、奉獻品質和社會責任代替冰冷的“投幣式互惠”思維；此外，為強化居民作為現代公民的價值理性，基層黨組織可以在社區文化結構中融入現代公民意識的文化因子，如幫助他人、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意識和以人為本、尊重并理解他人的主體意識等。
（三）以提升供需與權責匹配精準性強化參與網絡構建
首先，深入把握居民多元化訴求，精準匹配居民需求與網絡供給。一方面，應當完善城鄉社區黨組織的議案呈報與協商機制，如居民的合理訴求與基層政府治理目標有沖突，但社區黨組織認為應當滿足的，可以由社區黨組織和居委會聯合召開居民大會并形成議案，以社區黨委的名義提交到街道/鄉鎮黨委處。街道/鄉鎮應及時召開黨政聯席會議，統籌、協調基層政府和社區黨組織的意見，并適當要求社區黨組織和民眾給予政府積極參與治理、提供社區服務等回饋，從而通過促進基層政府、社區黨組織和社區民眾的多方合作，使縱向的參與網絡與橫向參與網絡在特定情境下有機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基層黨組織應當根據屬地內民眾現實訴求，確定無爭議性的參與網絡類型，并盡最大程度努力予以優先保障。如在心理關懷方面，基層黨組織應聯動公益性社會組織，對轄區內失獨困難家庭、因病致貧家庭提供社區關懷，對留守家庭兒童的陪伴與教育的缺位應及時補位等；在個人發展方面，對于重大個人決策等需要集思廣益、有就業等問題需要動員社會資源的，基層黨組織可以通過開辟線上或線下討論網、求職網的形式，廣泛調動社區居民資源來提供社會支持網絡等。
其次，優化資源獲取渠道，提升整合、激活參與網絡能力。第一，構建資源下沉的聯動機制。基層黨組織可以借鑒北京“以黨建引領，‘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資源下沉機制，由市委賦予街鄉黨(工)委重大事項建議權、多部門統籌協調與督辦權等權限，有條件的可以建立實體化綜合執法中心；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可以“吹哨”召集相關執法部門人員商議解決與實施方案，限期完成，并由街道/鄉鎮對區/縣根據“吹哨”到場及時性、方案落實情況與群眾滿意度等進行年度考核。第二，完善區域化黨建制度。區域化黨建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統籌設置基層黨組織、統一管理黨員和整合黨建資源一種新型黨建形式，強調資源共享、協同發展和功能整合。街道/鄉鎮黨委應當將自身調研與社區提議相結合，以治理資源配置最優化為目標，在社區層面組成聯合黨委。聯合黨委應當以民生項目為契合點，將民眾訴求整合為醫療、養老、就業、文體和環境治理等若干具體服務項目，然后駐區單位、黨員和群眾可以根據自身資源情況簽訂項目認領協議書，基層黨組織可以對項目實施情況進行定期考核，并依據成效進行動態調整，從而實現以“資源配置項目化”為核心，吸引、統籌基層場域內的各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