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的故事及簡介|任弼時在江西的崢嶸歲月·贛南篇
任弼時在江西的崢嶸歲月·贛南篇
任弼時于20世紀30年代前期來到贛南，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區(qū)中央局組織部長、副書記，先后在寧都、瑞金、興國等地，參與領導反“圍剿”、籌備中央蘇區(qū)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復雜曲折的寧都會議等革命活動，在贛南紅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作為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他從中央絕密交通線進入贛南，肩負參與領導中央蘇區(qū)工作的重任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幾次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研究，認為全黨目前有兩件大事：一是加強蘇區(qū)和紅軍工作；二是改變城市斗爭方式。遠東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派60%的干部去蘇區(qū)領導鞏固工作；軍事干部在國內外學過、做過軍事工作的，90%以上的應該派往蘇區(qū)，充實對紅軍的領導，并盡早成行。
為此，中央政治局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做出決定。第一，關于黨的領導機關。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在寧都縣小布已經宣布成立。2月6日，即將奔赴蘇區(qū)的任弼時在政治局會上建議：中央蘇區(qū)任務重，“過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來去蘇區(qū)有困難，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須去”，以利于加強理論工作；在蘇區(qū)的中央委員也應加入。周恩來表示他準備去但不能馬上成行。于是，會議先是確定中央局成員7人：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共青團（顧作霖）和蘇區(qū)各1名。項、毛、任、王為常委，任管組織，王管宣傳，毛管軍事。政治局主席向忠發(fā)說：周兩個月后可出發(fā)，為中央局書記，目前由項英暫代書記。2月13日，政治局會議就此做出初步決定，同時決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確定贛東北、湘鄂贛、閩西3個特委的負責人。第二，蘇維埃軍委由周兼任，軍委委員20余人。常委由毛、朱、周及有關軍長等共8至9人組成。第三，召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和籌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明確了中央政府主席應該具備有全國威望和在蘇區(qū)工作這兩項基本條件。經過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任弼時等確定進中央蘇區(qū)的人員先后成行。
這時，在江西大敵迅速壓境的危急時刻，卻發(fā)生了紅軍內部自相沖突的“富田事變”。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對事件真相一時還不清楚。任弼時臨行前，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起草了指示信，指出：“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qū)組織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鑒于情況緊急，3月4日，政治局最后決定：任弼時5日必須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東北的人，本周內必須走，其余去各蘇區(qū)的人，3月份以內走完。就這樣，27歲的任弼時受命為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蘇區(qū)代表團的負責人，他深感肩上的擔子很重。這時，妻子陳琮英因預產期臨近，只好暫時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隨后，任弼時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輪到香港，轉汕頭、潮州，改乘小火輪沿韓江北上，到大埔，之后進入閩西蘇區(qū)，再轉中央蘇區(qū)瑞金。
1931年3月15日，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到達閩西永定縣虎崗——閩粵贛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約在4月4日繼續(xù)北行，經長汀（舊稱汀州）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4月17日，他們趕到寧都縣青塘，和毛澤東、朱德、項英等見面，當即就參加了蘇區(qū)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選舉了彭德懷等5人為中央局委員。任弼時一面請求中央政治局批準會議決定，一面立即開始參加中央局的工作。代表團和與會同志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對總前委過去的工作，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當然，他們對蘇區(qū)中央局的批評也有偏頗。
這時，進攻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軍步步逼進，而中央局和總前委對戰(zhàn)略方針出現了分歧。經過幾次會議討論，大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意見。毛澤東后來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全體會議上說，在這場爭論中，如果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任弼時到蘇區(qū)兩個多月，通過中央局擴大會議，特別是通過對第二次反“圍剿”戰(zhàn)爭戰(zhàn)略決策的爭論和實際的指揮過程，深感自己缺乏作戰(zhàn)經驗。后來他于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風筆記中寫道：“未到中區(qū)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中區(qū)后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干。”特別是在國民黨大軍壓境之際，毛澤東深察敵情，臨機果斷，指揮若定，使他深為折服。而代理書記項英則“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zhàn)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于是5月24日，中央局決定，恢復1月間撤銷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毛為書記，統一領導作戰(zhàn)及戰(zhàn)區(qū)的地方工作。后又向中央報告：代理書記項英“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求中央批準。
經過反“圍剿”斗爭打退敵人以后，蘇區(qū)中心地帶戰(zhàn)事相對平靜，中央局機關和一方面軍的留守處便離開戰(zhàn)斗部隊，固定在興國，組織局工委在東固以南的農村。隨著中央代表團到達后人員逐漸增加，蘇區(qū)工作日益向前發(fā)展。主要是：第一，調整黨組織；第二，整頓和加強地方武裝；第三，建立蘇維埃，分配土地；第四，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6月1日，蘇區(qū)中央局發(fā)布公告：召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會原定8月1日在江西蘇區(qū)召開，因為選舉代表需要時間，加以全國各蘇區(qū)之間交通困難，后通令延至11月7日（10月革命紀念日）召開。7月20日，任弼時派中央局秘書長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了到蘇區(qū)了解的情況：“中央局目前的狀況，朱、毛、周、彭、林等均在前方，陳毅到贛南特委擔任書記去了，現在中央局只有弼時、稼祥、項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員甚少，連技術工作都成問題”。
盡管如此，任弼時還是全力以赴地參與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和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戰(zhàn)斗》報上發(fā)表《努力進行全蘇大會選舉運動》一文，要求在整個選舉運動中，“必須與加緊準備第三次革命戰(zhàn)爭擴大紅軍的中心任務極密切的連接起來”，同時，和新區(qū)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蘇區(qū)實行“抽肥補瘦”政策等工作結合起來。8月，他又在中央局組織部出版的《黨的建設》雜志上，發(fā)表《怎樣完成區(qū)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蘇區(qū)黨的區(qū)委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獨立領導全區(qū)工作的能力，對于上級黨部的依賴性非常濃厚”，組織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沒有無產階級分子”，工作作風上，“個人包辦、家長式、手工業(yè)式的領導方式還很普遍地存在著”。要求通過召開各區(qū)的代表會改造組織，由工人、雇農分子來負責區(qū)委的領導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評精神上去詳細檢閱區(qū)委過去的工作”，要求各級黨組織把召開兩個大會列為“當前的中心任務”，8月份內完成選舉和區(qū)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過程中，任弼時還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解決了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當時，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誣陷為“AB團青年總團部負責人之一”。張愛萍后來回憶：“救星任弼時同志來了。”任弼時“把我從由于大革命失敗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連續(xù)被捕入獄；以后又被派入紅軍工作，又負傷，及被調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連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結論：‘他不會是AB團的’”。他又謹慎地決定：“‘不應只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來找根據’。”于是，擔任中央革命根據地少共中央局書記的顧作霖，被派來到萬泰地區(qū)檢查工作。首先從少共下層組織，然后到上層的工作；從少年先鋒隊工作，到兒童團工作；從黨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調查了解，“結果證明了弼時同志的論斷是正確的”。
不僅如此，任弼時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興國縣召開團代表大會，他率領少共中央的巡視員五六人出席。
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周愛民回憶：“他扎著皮帶，結了綁腿，腳穿草鞋，背支駁殼槍，渾身英姿煥發(fā)，朝氣蓬勃。”“當天晚上，我邀集團縣委幾個干部，圍坐在一盞菜油燈下，向任弼時同志和巡視員一五一十地匯報團的工作。他不時豎起大拇指稱贊說：‘配合革命形勢，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把廣大青年組織到革命戰(zhàn)爭的行列中來，這項工作很緊要，也很必要。’”“在會議間歇休息時，他走入代表們中間，談笑風生，情趣盎然……一邊回答同志們的提問，同時一邊記下同志們的發(fā)問。他聽說興國山歌在鼓動宣傳青年人當紅軍中發(fā)揮了特殊作用后，便要當時婦女山歌手、縣婦聯書記謝佩蘭教他唱擴大紅軍的山歌。他悄悄學會之后，一天在大會上居然操著興國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是工農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殺敵上前線，家中事情莫掛心。’”“在會議結束之后，他不辭勞苦，要我同他到離縣城30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帶作調查”，“后來，我又陪同任弼時同志到贛縣田村、白露一帶，調查那里擴大紅軍的工作。在與他短短相處的日子里，我發(fā)現任弼時同志最大的長處是沒有官架子。盡管言語不太相通，但是他與群眾的關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親密無間的程度”。
作為蘇區(q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他在紅都瑞金協助毛澤東籌備中央蘇區(qū)黨的一大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筆者曾經瞻仰了紅軍總部及蘇區(qū)中央局在瑞金葉坪時毛澤東和任弼時一同居住的一座小樓以及召開兩個“一大”的會場。自毛澤東回到中央局代替項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以后，中央蘇區(qū)這兩個大會的籌備工作，就在以毛澤東代理書記的中央局“負責領導”下進行了。1931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qū)第一次代表大會（也稱贛南會議）在瑞金葉坪村一個大祠堂里隆重開幕，毛澤東代表蘇區(qū)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政治問題、黨的建設問題、紅軍問題、蘇區(qū)工會運動和青年團工作等五項決議案。大會于5日勝利閉幕。
任弼時在為大會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首先明確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他在蘇維埃區(qū)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并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并發(fā)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證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這里鞏固黨本身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級黨部——從支部起——的積極性，嚴緊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然而，會議決議中一再提到的“狹隘經驗論”，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
原來，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調查工作》，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鮮明而正確的科學論斷，提倡面向實際作社會調查，反對憑借“本本”發(fā)號施令的錯誤。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fā)言權。”從而對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觀點表述得更加完整。任弼時到蘇區(qū)后，對毛澤東后來的重要補充沒有進行了解，卻認為反對“本本主義”就是不重視理論學習，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理論教育。因此，離開毛澤東文章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強烈的針對性，片面地指責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后來，任弼時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評。他在延安整風時說：
“在蘇黨大會中，提出了狹隘經驗論（似乎還有紅軍中游擊習氣）。我對于中央指示及[指責]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這也就成為大會中心領導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夕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任弼時又說：“聽說他反對本本主義，所以[我]對反經驗主義很合胃口。黨大會政治報告是稼祥寫的，組織報告是我寫的，搬了許多教條。”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繼中央蘇區(qū)黨的一大后，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瑞金葉坪村的大祠堂里隆重舉行。出席大會開幕式的代表共290人，分別代表中央蘇區(qū)，閩西、湘鄂贛、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qū)，紅一、紅三軍團，紅二、紅六、紅十六軍，各獨立師以及全總、海總等均有代表出席。當日，國民黨軍“有十余機轟炸長汀、瑞金，投彈百余枚，燒屋百余棟，死傷數十人。但大會無恙”。原來，會場進行了偽裝。結果黎明閱兵，晚間提燈慶祝，會議莊嚴熱烈，空前未有。大會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稱瑞京。
第一次全蘇大會期間，任弼時和代表們廣泛接觸。清晨，他和代表們一起出操。夜晚，他給代表們講黨課。盡管他這時才27歲，但是因為留著長長的胡子，拿著旱煙斗，穿著草鞋，模樣卻像個老農民。王震在后來回憶任弼時說：“我是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湘贛邊區(qū)代表團的支部書記，幸運地第一次和您會面。您向我詳細地詢問了湘贛邊區(qū)的工農群眾和紅軍的斗爭情形；您以布爾什維克組織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熱情，把我們出席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化為一個訓練班；您替我們擬出代表團的學習計劃日程上，有毛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講課，其中有您親自講授黨的建設。”
上述兩個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在戰(zhàn)斗頻繁、蘇區(qū)分割、交通困難和物資匱乏的條件下進行的，任弼時從指導選舉代表、組織文件起草、黨政軍人事安排，以至大會期間各代表團的學習計劃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示了高度的組織才能，因而被代表們譽為“布爾什維克組織家”。然而，他除了新擔任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繼續(xù)任蘇區(qū)中央局組織部長外，在政府和軍隊中沒有任何職務。
作為蘇區(qū)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在意見紛爭的寧都會議之前，參與了前后方關于軍事方針的爭論
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以后，中央蘇區(qū)面積擴大，縱約750里，橫約540里，跨18個縣。毛澤東同斯諾曾經這樣說：“這時候紅軍進入一個比較和平的成長時期，發(fā)展是非常迅速的。”周恩來到中央蘇區(qū)就任中央局書記后，任弼時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和中央局黨校校長，顧作霖任宣傳部長兼少共中央局書記。
1932年3月初，任弼時來到閩粵贛省委所在地長汀，出席省第二次黨代會。在歡慶勝利的氣氛中，他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傳達了中央蘇區(qū)黨代會決議。大會遵照蘇區(qū)中央局決定，將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改為福建省委，由羅明代理書記。3月18日，在巴黎公社紀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他又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大會以發(fā)展革命戰(zhàn)爭為中心議題，通過土地、勞動、軍事、財政經濟、蘇維埃建設等決議后，選舉成立了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即工農民主政府），和江西省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召開一起，標志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進一步鞏固和發(fā)展。這對于加強對紅色政權的領導，統一政令，推動蘇區(qū)軍民開展革命戰(zhàn)爭和發(fā)展蘇區(qū)建設等，都具有積極意義。
任弼時在長汀期間，出獄不久的妻子陳琮英轉道香港，到達閩西蘇區(qū)。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jié)的那天，夫婦倆分別一年后重逢了。但是就在這一年里，陳琮英在政治和生活上遇到了嚴重考驗，而她都經受住了。原來，任弼時離開上海后的第七天，陳琮英生下女兒遠志。4月和6月下旬，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fā)相繼被捕叛變。陳琮英懷抱著女兒被捕入獄，后來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聽完妻子的講述，任弼時對陳琮英說：“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難過，但沒有影響工作。我知道你一定會經受住考驗的。”又說：“我們是革命夫妻，我們的愛情是融在對黨對人民的事業(yè)里的。”福建省的兩個大會閉幕后，他們一起回到了紅都瑞金。
任弼時回顧自己在贛南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時曾說，蘇區(qū)黨代表大會前后，“‘左’傾路線我們的執(zhí)行也不徹底，故蘇區(qū)黨代會仍被上海中央批評為沒有反對右傾”。這個事實是在他從長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臨時中央機關報《斗爭》發(fā)表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文章洋洋2萬余言，其中，指責毛、任等人所在的蘇區(qū)中央局對蘇聯力量不信任，對世界革命前途消極悲觀；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沒有一句話講到帝國主義對于中國革命尤其是蘇區(qū)與紅軍的進攻問題”；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鞏固革命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表示出“濃厚的等待主義”，助長了“農民意識的發(fā)展”；在反帝運動和土地革命中“放棄絕對領導權”，“完全沒有了解中國蘇維埃是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等等。總之是“十足的機會主義”，阻礙著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執(zhí)行。所以，“只有最堅決、無情的”加以反對，才能實現黨的任務。后來毛澤東稱這是“為了打擊全黨不同意見，貫徹自己的路線而寫的一篇向黨內宣布全面戰(zhàn)爭的文章”。10天之后，臨時中央又在給各蘇區(qū)黨部的信中，強調目前要“進行堅決的革命進攻，來擴大蘇維埃區(qū)域”，等等。臨時中央的批評斥責，使蘇區(qū)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時既感到壓力，又感到不服氣，因為大會《政治決議案》是王起草的，《關于組織問題決議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臨時中央的嚴厲指責下，蘇區(qū)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兩次決議中，誠惶誠恐地進一步作自我批評：一是檢討“中央蘇區(qū)的黨是犯了不可容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主要的是中央局過去領導的錯誤”。從而劃清了犯錯誤的時間界限。既批評毛，又指責任弼時在黨代會上對毛澤東的批評不得要領，沒有上綱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三項基本任務（作戰(zhàn)、籌款、做群眾工作）和向贛東北發(fā)展的主張。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說：強調集中正規(guī)化，反對游擊主義，將三項基本任務取消，強調作戰(zhàn)中心等，這些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對立的。臨時中央的嚴厲批評和中央局的這些決議，是后來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毛澤東的前奏和思想基礎。用任弼時后來的話說，是為推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掃清道路”。
中央局兩次決議形成時，毛澤東均未參加。后來他說：6月回到中央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開。他知道這是采取缺席裁判的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對中央局“站在上海臨時中央的立場上”的這些決議，他雖不以為然，但也心領神會：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趕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從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對行動方針和前方作戰(zhàn)的組織問題，通過電臺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時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員建議由周兼任總政委，于是，周恩來在7月29日給后方同志寫了一封長信，說明從組織上理順關系對順利指揮作戰(zhàn)的重要性。他建議成立“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fā)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zhàn)總計劃”；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方便之至”，因為主持大計，則與中央局代表或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形成“寶塔式的指揮權”。如按后方建議由周兼任總政委，“這不僅對于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系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fā)揮”，所以他主張由毛擔任總政委，“遇關重要或猶疑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這就有必要召開蘇區(qū)中央局的會議。
8月初，任弼時趕到興國出席中央局會議。會議討論決定：按周恩來的建議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以毛澤東為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8月8日，部隊整編結束，中革軍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與此同時，前方的勝利進軍，對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縣委，配備干部，打掃戰(zhàn)場，搜集戰(zhàn)利品；二是亟須補充部隊，增加擔架；三是組織慰問等。因此，任弼時接連督促各蘇區(qū)，立即采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實話》和《黨的建設》上發(fā)表文章，即《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省區(qū)首先勝利》《為擴大與鞏固工農紅軍而斗爭》《以布爾什維克的沖鋒精神完成中央局擴大紅軍的決議》，號召“每一個黨員團員要學蘇聯共產黨員在國內戰(zhàn)爭時期那種英勇到前方去的布爾什維克的精神，要認識黨員是階級的先鋒，革命戰(zhàn)爭是階級斗爭最劇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犧牲，便不配稱為階級的先鋒，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員。每一個到紅軍中去的黨員團員，領導兩個非黨團員加入紅軍”。
紅軍如何應敵，在哪里擺開戰(zhàn)場？蘇區(qū)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領導人，又出現意見分歧。于是，雙方電文你來我往，各陳利弊，從8月底開始的一個月里，爭論比較集中的有兩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于后方中央局成員沒有理解前方作戰(zhàn)的合理意見，卻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紅軍擺脫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慮“再四”，堅持原方案。最后提出“無論中局同意哪一種行動，我們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局全體會，并且要全體都到”，以確定行動方針，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趕到。后方的同志也堅持原方案。雙方各執(zhí)己見。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許多問題如前電所指，必須討論解決”，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員到前方開會，“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為妥”。正在這個時候，蘇區(qū)中央局收到臨時中央發(fā)來要“中央局轉”周、毛、朱、王的急電。項英、鄧發(fā)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時等一行5人從瑞金出發(fā)向北趕路。同行的劉伯承是周恩來在24日來信要求他到前方協助工作的。這時中秋節(jié)已過，他們日夜兼程，馬不停蹄。這就是寧都會議前夕，中央局內部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作為蘇區(qū)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在寧都會議上，顯示了“小資產階級拼命主義的表現”
10月初，任弼時等趕到寧都前線出席中央局全體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心議題是積極貫徹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制訂反對蔣介石進攻中央蘇區(qū)的軍事行動計劃。這是接到臨時中央急電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內容。如果說，在這以前執(zhí)行臨時中央“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同志，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正確主張還沒有發(fā)展到公開斗爭的程度，那么寧都會議上，卻展開了一場“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戰(zhàn)線斗爭，打破過去遷就和平的狀態(tài)”。
任弼時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員，“集中火力”反對“專準備為中心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而這種錯誤觀念“澤東表現最多”。許多同志在發(fā)言中批評毛澤東自第三次反“圍剿”以來，一系列抵制和反對“進攻路線”的所謂錯誤：反對連續(xù)的進攻；主張打“土圍子”鞏固蘇區(qū)，反對不顧主觀力量的向外發(fā)展；反對打贛南重鎮(zhèn)贛州和主張向贛東北發(fā)展；“不同意”赤化南豐河地區(qū)、誘敵深入的《訓令》；甚至連漳州戰(zhàn)役的勝利，也被指責為“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所有這一切，歸結到一點是對“進攻路線”的“動搖并否認過去勝利成績”。
根據周恩來向臨時中央的報告記述：會議“集中主要火力反對等待觀念是對的”，但是“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tài)度，對他的組織觀念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出了后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會后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zhàn)線，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fā)聯名向臨時中央的報告中則寫道：周恩來在會議結論中雖然“指出前方同志以準備為中心的錯誤，以及我們對（敵）大舉進攻認識不足的錯誤，但他自己并沒有站在堅定立場集中火力反對前一種錯誤。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fā)言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他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tài)度溫和的問題”。
在“左”傾軍事路線占壓倒多數的氣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澤東。周恩來鑒于“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zhàn)，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zhàn)爭”，積極主張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zhàn)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展開而更徹底轉變”。于是，他向會議提出兩個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zhàn)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zhàn)爭全責，我負監(jiān)督行動方針的執(zhí)行”。
任弼時等后方同志認為“澤東同志對他自己錯誤的認識即在會議上也還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zhí)行是沒有保證的，且后方的動員和領導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時，周恩來也曾經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過去前方關于戰(zhàn)略原則與發(fā)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軍事行動須當機立斷”，但“前方組織既不是集中權于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短”，“因許多不同意見且均系負責者的意見，自然要加以考慮”，“尤令人無所適從”等。因此，這時會上就有召毛澤東回后方的提議。當周恩來提出留毛澤東在前方，或“助理”周恩來或在周恩來監(jiān)督下負指揮“全責”的兩個方案后，“大多數同志都同意”第一種方案。毛澤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權信任，也堅決不贊成周恩來的第二方案。會議批準毛澤東暫時請假回后方養(yǎng)病。10月6日，臨時中央常委會討論同意將毛澤東調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臨時中央電示中央局：要采取進攻路線，具體方向由中央局討論，“并能與澤東同志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可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的方法應該說服教育，并繼續(xù)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12日，中革軍委通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26日，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在王明路線統治下，在錯綜復雜的因素交匯下，寧都會議使毛澤東離開了紅軍，鑄成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但是，毛澤東“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對于自己寧都會議上的歷史性錯誤，任弼時后來不止一次地進行自我批評。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風時說：“在中區(qū)時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會后中央的路線，在軍事上是主張積極進攻的，對于蘇區(qū)紅軍發(fā)展的歷史特點不加了解，不懂得戰(zhàn)爭規(guī)律……與毛的思想政策對立，以致于反對。在掃清道路的斗爭中成為積極的協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發(fā)言中，他又檢討說：“寧都會議上，我反對分兵準備戰(zhàn)場，因此就把毛的軍事領導撤銷而以周替代”，“這是小資產階級拼命主義的表現”。
真誠的革命者，對于自己的錯誤，也必然會在歷史的檢驗之后，服從真理。任弼時就是這樣真誠的革命者。
原載：《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