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
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
今年是鄧穎超誕辰110周年。鄧穎超，原名鄧文淑，是我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6歲時隨母親輾轉至天津，1916年入讀直隸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年僅15歲的鄧穎超投身其中。五四運動不僅是一次愛國主義運動，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包括婦女解放等各種新思潮涌入古老的中國，鄧穎超為婦女解放奔走呼號、宣傳吶喊，直至1925年7月南下廣州，為天津早期婦女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啟發婦女覺醒 打破男女界限
1919年五四運動波及全國，天津人民起而響應，最先覺醒的是男女學生，但受封建思想的束縛，男女學生不能一起參加運動，最先成立的是以男學生為主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女學生本著愛國不分男女、救國不能落人后的原則，于5月25日成立以女學生為主、以職業婦女及家庭婦女為輔的女界愛國同志會，這是天津婦女界第一個有組織的團體，鄧穎超在其中擔任講演隊長。
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響，舊社會婦女大多目不識丁，真正受過教育的女子少之又少，為了喚醒人數眾多的女同胞共同救國，女界愛國同志會十分重視宣傳的力量，成立了諸多講演隊。由于運動初期婦女們不能到街頭拋頭露面，鄧穎超便帶領講演員在各宣講所或深入各家進行講演。隨著講演的深入，講演內容隨之發生變化，轉向爭取婦女獨立、反對封建婚姻等。后來又有了集會講演、游行講演等講演形式，廣大婦女紛紛走上街頭，通過聽講演，有了愛國、抵制日貨和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識。
鑒于聽講的婦女知識匱乏，女界愛國同志會于1919年11月創辦平民女校。籌辦平民女校須募集辦學經費，1919年8月女界愛國同志會在廣東會館舉辦了兩場游藝會，那時男女不能同臺演出，鄧穎超女扮男裝，主演《花木蘭》和《安重根》等劇。
婦女解放運動是與社會革命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五四運動中，北洋政府多次拘捕赴京請愿代表，在進京營救被捕代表的過程中，天津男女學生逐漸意識到，應打破男女界限，成立一個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骨干分子組成的天津愛國運動的領導核心，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應運而生。為了體現男女平等，男女成員各10人，鄧穎超是覺悟社最小的社員。不久，李大釗應邀來覺悟社指導工作，他對覺悟社打破封建隔閡，男女同學合作組織起來，非常贊賞。
覺悟社成立后，男女社員發起了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數萬人在南開操場召開紀念共和市民大會，廣大婦女參與其中。會后，舉行國慶游行，遭到軍警的阻攔和鎮壓，男女學生受傷者不計其數。
面對武裝到牙齒的反動勢力，男女學生決定進一步打破封建枷鎖團結起來，1919年12月10日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共同發起，天津男、女學校學生合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即“新學聯”成立。為了體現男女平等，“新學聯”各部門的負責人也是男女人數相等，女學生在“新學聯”的地位和作用與男學生一樣。鄧穎超被選為教育委員會委員和講演委員會委員，后晉選為講演委員會委員長。在“新學聯”的組織領導下，包括天津各校女學生在內的廣大婦女繼續參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廣大婦女在運動中自身不斷覺醒。
五四時期鄧穎超參加的女界愛國同志會，啟發了人數眾多的婦女覺醒，收到了“思喚醒我無量無知識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國家思想、國家責任也”的效果；鄧穎超參加覺悟社和“新學聯”，打破了男女界限，她以親身經歷引領廣大婦女追求男女平等，為天津婦女樹立了榜樣，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成立婦女進步團體 探索婦女解放之路
1920年夏，鄧穎超女師畢業后，在北京擔任小學教師一職。1922年夏，鄧穎超應達仁女校校長馬千里之聘，回到天津，在該校任教的同時，她積極參加天津的婦女運動。
時值直奉戰爭后，黎元洪復任總統，恢復舊國會，大唱制憲高調，全國女同胞借此機會，掀起了赴國會請愿參政、在國家憲法中規定男女平等權利的運動。受北京女權同盟會的委托，1922年11月26日，鄧穎超、王貞儒發起成立北京女權同盟會直隸支部，該支部以“擴張女子在法律上之權利及地位”為宗旨，鄧穎超當選為評議委員。后王貞儒、鄧穎超被選為代表遞交請愿書，她們具書給國會的請愿呈文共七條，訴求的女子權利十分廣泛。
正當鄧穎超為力爭女子取得與男子同等權利奔走呼號之際，1923年3月24日，她的女師同學、覺悟社社員張嗣婧受封建婚制、封建家庭的迫害去世。這使鄧穎超深受刺激，在女權同盟會直隸支部為張嗣婧舉行的追悼會上，鄧穎超聲淚俱下地宣讀了祭文，強調：“伊一生的遭遇和慘死之由，確含有許多現在社會中急應解決的問題。”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社會制度方面的根本問題。
張嗣婧的悲慘遭遇，是當時中國千千萬萬婦女命運的一個縮影，引發鄧穎超對婦女解放問題的一系列思考。她發表了諸如《宣言——為衫棄的死》、《張嗣婧傳》、《姊妹們起喲》等文章，號召女權同盟會的會員們行動起來，負起改造社會環境的責任，為受壓迫婦女提供援助。這些對鼓舞婦女奮起與舊禮教、舊家庭抗爭起了一定作用。
目睹了包括張嗣婧在內社會上諸多女子受封建婚姻的束縛導致婚后的不幸遭遇，鄧穎超認為婚姻自由是婦女獨立的重要步驟，婚姻自由的前提是戀愛自由，在《錯誤的戀愛》一文中，她指出男女青年自由戀愛的正確道路，必須建立在“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洽、人生觀的一致……等成分上面”。警告戀愛若基于金錢誘惑、情勢逼迫、色相喜好、感情沖動就很危險。
由于當時社會少有人注意婦女問題，在李峙山、鄧穎超等人的籌備下，1923年4月25日，研究婦女問題的團體——女星社成立，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的主要成員大部分加入女星社。該社的宗旨為：“實地拯救被壓迫婦女；宣傳婦女應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覺悟女子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并出版刊物《女星》。鄧穎超先后當選為女星社總務部書記、教育部委員、總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多次主持女星社召開的各種會議。
鄧穎超認為，欲求女子解放，必先增長女子的知識，并且還要有生活的技能。1923年8月，天津女星第一補習學校成立，鄧穎超任女星補習學校的責任校董，并兼簿記的授課。鑒于入讀女星第一補習學校的婦女取得的“成績甚佳”，收效很好，但中下家庭的婦女終日奔波，很難到女星補習學校讀書，在1924年4月25日鄧穎超主持的女星社成立周年紀念會上，決定創設星期婦女義務補習學校，招收成年失學婦女，每周日授課三小時，不收學費。6月1日，女星第一星期義務補習學校開學，鄧穎超擔任該校的教務長。
女星社成立的時候，天津還沒有成立黨組織，也沒有團的支部，鄧穎超這時雖然沒有入團、入黨，但思想上受到黨的影響。隨著馬克思主義及其婦女觀影響的逐漸擴大，鄧穎超已初步具備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思考婦女問題的能力，她在1923年9月《經濟壓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指出廣大婦女同受舊經濟制度壓迫的事實之后，向婦女們發出號召：“現在是無產階級已開始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時候，受壓迫的朋友，還不快快起來加入經濟革命么？”表明鄧穎超已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她注意到應把爭取婦女切身權益的斗爭，引向變革現存的經濟制度，即推翻私有制方面來。
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宣傳品，是中國婦女運動難以發展的一個重大原因。1924年1月1日，鄧穎超等女星社主要成員創辦了《婦女日報》，鄧穎超任《婦女日報》編輯員。該報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張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日報，被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的向警予贊為“中國沉沉女界報曉的第一聲”。
這一時期鄧穎超通過組織多個婦女進步團體，辦刊物，設學校，鼓舞了婦女沖破舊禮教、舊制度的束縛，廣大婦女掌握了一技之長從而能在社會上立足；理論上鄧穎超的思考開始觸及到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即變革社會的經濟制度，表明她對婦女解放運動的探索進一步深入。
引領天津廣大婦女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4年春，鄧穎超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3月，轉為中共黨員，擔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婦女部長。在鄧穎超的具體領導下，天津婦女運動進入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
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后，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在國共兩黨領導下，全國掀起了國民會議運動熱潮。鄧穎超參加了天津市民歡迎孫中山北上的各項籌備工作并被推舉為與孫中山談話的10人代表之一。
為響應國民會議運動，鄧穎超發動和組織了天津婦女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通過以往所領導的婦女運動，鄧穎超認識到婦女要求得解放，首先必須解決社會政治問題，而不是同男子進行斗爭。1924年12月21日，鄧穎超發起成立了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該會的宗旨為“促成國民會議早日實現，代表婦女的利益而奮斗”。鄧穎超被推舉為15人委員之一，并當選為總務股長。1924年年底至1925年年初，以鄧穎超為代表的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又參與了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發起。1925年2月1日，鄧穎超、江韻清作為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代表赴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籌備會及成立大會。在鄧穎超的領導下，通過國民會議運動，天津廣大婦女加入到為爭取政治民主、國家獨立而進行的政治斗爭中。
1925年3月8日，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舉行婦女紀念會，這是天津歷史上第一次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鄧穎超在會上發表講演，鼓勵女同胞認清了目標，就要毫不妥協地做下去，“認清了吾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給他一個總攻擊，從根本上謀改革，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正當鄧穎超為把天津婦女聯合起來、籌備全國各界婦女聯合會天津分會即天津婦女聯合會之時，在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為了聲援上海人民，6月10日，鄧穎超發起組織了天津各界聯合會，并當選為各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6月30日，天津各界市民十余萬人舉行全國總示威運動，并追悼滬漢等地被慘殺的同胞，鄧穎超主持大會并致開會詞，號召“全國聯合一致，抵抗萬惡的英人，謀吾們的民族解放”。在鄧穎超的領導下，參加“五卅”運動的天津婦女人數多、規模大，特別是廣大女工通過罷工參加反帝斗爭，勞動婦女已成為婦女運動的一支生力軍。通過斗爭，廣大婦女進一步覺醒，認識到民族解放是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婦女解放必須同民族解放結合進行。
1925年7月，鄧穎超奉黨的指示，離開天津，南下廣州。這一時期鄧穎超領導的天津婦女運動與反帝反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突破了以往婦女運動局限于知識婦女的范疇，勞動婦女被廣泛發動起來。婦女解放運動需要婦女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廣大婦女通過斗爭，認識到只有參加國民革命運動，根本變革社會的政治制度，自身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可以說，天津，是鄧穎超參加革命、領導婦女運動的起點。在鄧穎超等一批知識婦女的領導下，天津早期的婦女運動一步步走向深入，使得“天津婦女運動之發達，素駕于全國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