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起點】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工人罷工斗爭的蓬勃興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在黨組織的發動和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運動開始出現蓬勃興起的局面。
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上海、武漢、廣東、湖南、直隸等省市和航運、鐵路、采礦等行業相繼爆發工人的罷工斗爭。1922年1月，長沙華實紗廠2000多工人在黃愛、龐人銓的領導下舉行罷工，遭到湖南反動軍閥趙恒惕的鎮壓，黃愛、龐人銓被逮捕殺害。黃愛、龐人銓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在黨的教育下，于1921年底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是全國最早被軍閥殘殺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他們的英勇犧牲，在社會上激起強烈的反響。湖南黨組織為此發起驅逐趙恒惕運動，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國各地群眾的廣泛支持。
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續時間達13個月之久。在此期間，爆發的罷工斗爭達100多次，參加罷工的工人達30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黨組織或黨領導的工會組織直接發動的。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鍛煉了工人階級隊伍，鞏固了黨的階級基礎，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政治影響。這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是香港海員大罷工。
香港中國海員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工資微薄，中國海員和白人海員做同樣的工作，工資待遇卻不及白人海員的五分之一。中國海員還要受資本家及包工頭的剝削，并隨時受到無故開除的威脅。他們過著非常艱難和痛苦的生活，心中積壓著對英國殖民者的怒火。他們航行于歐美各國港口和國內各港口，受到當時如火如荼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和國內工人運動的影響，階級覺悟不斷提高，反抗斗爭的積極性不斷高漲。海員中的先進分子蘇兆征、林偉民等人，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并于1921年3月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這是中國海員第一個真正的工會組織。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蘇兆征、林偉民是從工人中產生的優秀人物，后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海員工會在進行一系列準備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資本家提出增加工資、工會有權介紹職業等要求，但遭到拒絕。同年11月，海員工會第二次向資方提出上述要求。這時，各輪船上的外籍海員增加15％的工資，而海員工會提出的要求卻又被拒絕。中國海員對此感到極大憤慨。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員工會第三次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并限令24小時內給予圓滿答復，否則就舉行罷工。資本家對海員工會的最后通牒仍置若罔聞。中國海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開始舉行罷工。
為了擴大罷工的聲勢，香港罷工海員積極聯絡和爭取香港運輸工會舉行同情罷工，給予港英當局和資本家以更大的打擊。罷工使五條太平洋航線和九條近海航線陷于癱瘓。由于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拒不答應海員的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中國工人于2月底舉行總同盟罷工。3月初，罷工人數迅速增至10萬以上，罷工浪潮席卷整個香港。隨著交通運輸的中斷，香港出現生產停頓、商店關門、日用食品日益匱乏、物價暴漲、市民大量搶購的現象。這充分顯示了香港海員罷工的威力。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海員的罷工斗爭極為關注和重視。中共廣東支部在罷工開始后不久，即發出《敬告罷工海員》的傳單，表示全力支持他們的罷工斗爭。黨通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進行了大量的支援罷工斗爭的工作，包括向罷工海員捐款、及時發動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員后援會”等。黨還派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李啟漢赴香港慰問罷工的海員。李啟漢與其他代表一起，與港英當局企圖招募新工人以破壞罷工的陰謀進行了斗爭。
國民黨廣州革命政府對香港海員罷工也表示支持，在罷工開始后每日借出數千元給海員作罷工的經費。在內地，長辛店工人首先發起組織“北方香港海員罷工后援會”。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和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津浦等各鐵路線的工人積極響應，紛紛在本地組織香港海員后援會。京漢鐵路工人不顧反動當局的迫害，在火車頭上掛起寫有“援助香港海員”六個紅色大字的大旗。這面大旗飄揚在北京與漢口之間的列車上。
港英當局及資本家對香港海員罷工采取高壓、恐嚇、欺騙、調停、利誘、分裂等手段進行破壞。3月4日，港英當局派出大批武裝軍警，在離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區向返回廣州的罷工工人掃射，當場打死4人，打傷幾百人，后因傷勢過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驚中外的沙田慘案。英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廣大工人和各階層群眾的強烈義憤，總同盟罷工繼續擴大。港英當局走投無路，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罷工海員提出的恢復海員工會原狀、增加工資、撫恤死難工人家屬等要求。這場罷工斗爭堅持56天，終于取得勝利。喜訊傳來，工人們在香港和廣州兩地舉行慶祝大會。在香港，當港英當局的代表把海員工會的招牌重新掛起時，10余萬工人把街道圍得水泄不通，“工人萬歲”的歡呼聲震動整個香港。
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此后，長江船員和上海郵務工人、紗廠工人，以及蘇州、無錫等地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在這些罷工斗爭中，共產黨員發揮了組織領導作用。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領導，加強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并使廣大工人擺脫黃色工會的控制和影響，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大會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全國性的盛會。到會代表來自12個城市，共173人，代表著110多個工會和34萬有組織的工人。大會總結以往工人運動的經驗，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把反帝反封建作為工人運動的基本目標。大會討論并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案》、《罷工援助案》、《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和《懲戒工界虎倀案》等10項決議案，并公開發表《全國勞動大會第一次會議宣言》。宣言分析中國工人階級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擺脫痛苦的道路，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削平行幫，消除隔閡，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分男女老少，聯合成一個階級戰線，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大會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前，委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會的總通訊機關，并負責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對于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
工人運動的繼續高漲
黨的二大對工人運動給予密切關注。大會通過的《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要求：各地黨組織集中力量組織產業工人工會，如鐵路、海員、五金、紡織工會等；工會工作必須把工人階級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工會應該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勞動條件而努力；同時還必須領導工人開展政治斗爭。
黨的二大后，工人運動繼續高漲。在此期間，工人運動表現出以下特點：(一)工人階級在自己政黨的領導下覺悟迅速提高，罷工從主要是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而進行的經濟斗爭，發展到主要是為爭自由、爭民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而進行的政治斗爭。(二)工人的組織程度明顯提高，出現了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中國工人階級日益成長為具有全國影響的重要政治力量。
1922年8月，直系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稱要重開國會，制定憲法。黨利用這個機會，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提出勞動法大綱，要求國會通過，并且動員全國工人廣泛開展勞動立法運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提出的勞動法大綱，包括勞動立法的四項原則(即保護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經濟生活，參加勞動管理，對工人實行勞動補習教育)和勞動立法大綱19條(主要內容有：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同盟罷工、締結團體契約等權利，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童工，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等)。勞動法大綱得到各地工人的熱烈擁護。這次勞動立法運動，對推動工人運動的繼續高漲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罷工高潮在全國各地普遍興起。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1922年8月從上海遷到北京，主任為鄧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為中心，形成幾個罷工重點地區。其中，北方區、武漢區和湖南區的工人運動發展迅速，成績比較顯著。
北方區的工人運動，特別是鐵路工人的罷工斗爭發展很快。第一次直奉戰爭后，直系軍閥吳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原來的交通系內閣倒臺。吳佩孚為了籠絡工人，標榜“保護勞工”。黨組織利用這個機會，積極進行合法斗爭。吳佩孚為了清除其政敵交通系的勢力，在北方六條鐵路設立稽查員，調查交通系的活動及其骨干人物的情況。黨組織選派黨員擔任稽查員，以此為掩護積極開展工人運動。此后，罷工風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條鐵路線。其中，京漢路長辛店工人罷工，京奉路山海關鐵廠和唐山制造廠工人罷工，京綏路車務工人罷工，正太路工人罷工，都取得了部分勝利。
在這段時間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除繼續幫助各廠礦企業的工人組織工會外，開始著手組織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首先成立的地方總工會是武漢工團聯合會，不久擴展為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它由28個工會組成，共有3萬多名會員。隨后成立的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由14個工會組成，會員4萬人。漢冶萍總工會是當時最大的產業總工會，由漢冶萍公司所轄漢陽、大冶、安源各個廠礦企業的工會組成，有會員3萬多人。
在風起云涌的罷工斗爭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產生了重大影響。安源路礦是江西萍鄉的安源煤礦和由湖南株洲到萍鄉安源的株萍鐵路的合稱。該企業是德國、日本資本控制的漢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萬人。工人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壓迫，勞動條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黨組織非常關心安源路礦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兩次到安源調查，向工人進行宣傳。年底，湖南黨組織派李立三等到安源開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間，黨員發展到10余人。同年5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選為俱樂部主任。9月初，毛澤東再次來到安源，對罷工作了部署。接著，黨組織又派劉少奇到安源，加強對罷工的領導。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開安源支部會議，并成立罷工指揮部，由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任俱樂部全權代表。同時，還成立偵察隊等組織，以負責維持罷工期間的秩序。
經過充分的準備，安源路礦工人于9月14日舉行大罷工。俱樂部發表《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發清欠餉、廢除封建把頭制等17項要求。這次罷工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工會的聲援和社會輿論的支持。
安源路礦當局在工人罷工后，極為恐慌，玩弄各種陰謀詭計對罷工進行破壞，甚至懸賞銀洋，密遣暗探，陰謀刺殺李立三。工人們得知這一情況后，發誓“俱樂部主任若被害，當使路礦當局全體職員不得生離安源”；同時加強戒備予以保護，使路礦當局的陰謀無法得逞。路礦當局迫于工人罷工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權代表，同工人俱樂部的代表正式簽訂有13款內容的條約，接受工人們提出的要求。
條約的簽訂，標志著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取得完全的勝利。條約簽字的當天，工人俱樂部舉行了罷工勝利慶祝大會和游行。俱樂部在發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從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萬歲’！我們的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從今日起，結緊團體，萬眾一心，為我們自己權利去奮斗！”罷工的勝利，提高了黨組織在工人群眾中的威信，擴大了黨的影響。這次罷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一次壯舉。
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對全國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極為仇視，伺機進行鎮壓。1922年10月，開灤五礦工人舉行大罷工，遭到英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的聯合進攻。
開灤五礦包括唐山、趙各莊、林西、馬家溝和唐家莊等五個礦區，原由中國官僚資本興辦，后借用英國貸款，改為中英合辦，實際上完全由英帝國主義者控制。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術開采的煤礦，礦工共約4萬人。這樣一個設備比較先進的煤礦，對礦工說來卻是人間地獄。礦工們工資很低；工作時間很長，每天要勞動16小時以上；工作環境惡劣，礦井缺乏起碼的安全設施，以致塌頂、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經常發生。
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曾制定唐山地區同盟罷工計劃，準備在1922年秋，發動唐山、豐潤、灤縣、灤南和秦皇島等五個地方的鐵路、礦山和工廠的工人，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罷工。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成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羅章龍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開灤煤礦了解工人的勞動生活狀況，舉辦工人夜校，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開展斗爭，并很快建立唐山京奉路制造廠職工會，由鄧培任會長。1922年8月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在視察開灤煤礦工人的罷工準備工作后，立即決定派人加強對罷工的組織和指導。
1922年9月間，開灤五礦先后成立工會。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開由各廠礦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研究組織聯合斗爭以及罷工的策略問題。10月16日，在開灤五礦工人聯合會的組織下，唐山礦、林西礦、趙各莊礦和秦皇島碼頭工人的八位代表，向礦務局遞交請愿書，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六項要求。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成立了罷工領導機構――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委員會。它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成員羅章龍、王盡美、鄧培等人，以及各礦工人代表20多人組成。
開灤礦務局對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堅不退讓”的拒絕態度，但又害怕工人罷工，便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兩面策略，企圖用武裝威脅和小恩小惠誘騙工人的辦法，實現破壞和扼殺罷工的目的。10月22日，當工人俱樂部正在召開各礦代表會議討論罷工的具體問題時，林西礦的六名工人代表因請愿被礦方無理扣留。代表們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怒，決定從10月23日起，舉行五礦同盟大罷工。
10月23日晨6時，唐山礦、林西礦、唐家莊礦、趙各莊礦和秦皇島碼頭的工人同時宣布罷工。隨后，唐山啟新洋灰公司、華新紡紗廠以及馬家溝礦的工人，舉行同情罷工。參加罷工者近5萬人。
罷工開始后，罷工委員會以五礦俱樂部的名義向全國各界發表總罷工宣言，控訴英國資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徑，述說工人的悲慘生活，呼吁全國工人和社會各界對罷工予以聲援和支持。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迅速發動各地工人團體以發表通電、捐款捐物等形式，對開灤五礦的工人罷工斗爭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導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北京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后援會，同時發表宣言，組織人員上街募捐，舉行示威游行。各地工會紛紛發表通電，對這次罷工予以聲援。到罷工結束時，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捐款累計達3萬多元。
罷工爆發后，礦務局和軍閥政府勾結，急調軍警3000多人實行武力鎮壓。英帝國主義派出武裝直接參與鎮壓。10月26日，軍警向罷工工人開槍，制造了重傷7人、輕傷57人的流血慘案。開灤五礦工人俱樂部和啟新洋灰公司工會隨即被查封。罷工領導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監視。
開灤五礦大罷工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再次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次大罷工是繼香港海員罷工之后，又一次規模很大的直接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人斗爭，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鐵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對于目前實際問題的計劃》指出，在中國工人階級中，鐵路工人、海員、礦工是“三個有力的分子”，在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前，要先成立這三個產業的聯合組織，作為工會運動的中堅。
在這時建立的鐵路工會中，以京漢鐵路沿線工會的工作基礎較好。1922年底，京漢鐵路各站已經建立起16個工會分會，廣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統一的工會組織。在這種形勢下，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1923年1月底，參加成立大會的代表和來賓全部到達鄭州。出席大會者除京漢鐵路各工會分會的代表65人外，還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綏、隴海、粵漢等鐵路的代表60多人，漢冶萍總工會和武漢30多個工會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漢的學生代表和新聞界人士30多人。中共中央及黨的有關組織對這次大會十分重視，派出負責工人運動的成員出席這次大會。其中有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特派員張國燾，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陳潭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副主任羅章龍，中共北京地委委員包惠僧，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林育南等。
京漢鐵路縱貫直隸、河南、湖北三省，是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交通命脈，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京漢鐵路的運營收入是軍閥吳佩孚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當工人運動日益高漲、不利于他的統治時，吳佩孚終于撕下“保護勞工”的假面具，以“軍事區域，豈能開會”為借口，下令禁止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并派出大批軍警準備對成立大會進行阻撓和破壞。
2月1日上午，鄭州全城戒嚴，軍警荷槍實彈。前來參加會議的工人代表不顧生死，沖破軍警的重重包圍，進入會場――鄭州普樂園劇場，立即舉行大會，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與會者情緒激昂，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這時，武裝軍警把會場嚴密包圍起來，企圖強行解散會議。代表們與之進行斗爭。會議持續到下午4時，被迫結束。代表們沖破重圍離開會場，回到住宿的旅館后又被包圍。反動軍警強行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會所，把室內什物搶劫一空后加以封閉，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離開鄭州。代表們受此凌辱，十分憤怒。為此，京漢鐵路總工會執委會于當晚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全路自2月4日起實行總罷工，號召全路工人“為自由作戰，為人權作戰，只有前進，決無后退”；同時決定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移至漢口江岸。
2月4日上午，江岸機器廠工人首先罷工。到中午，全路2萬多工人全部罷工，1200多公里鐵路頓時癱瘓。黨領導這次罷工的主要負責人為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引起外國列強的恐慌。他們直接出面進行干涉和破壞。各帝國主義國家駐北京公使團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北洋軍閥政府盡快用武力鎮壓。英國駐漢口總領事也召集湖北省督軍代表和外國資本家舉行秘密會議，策劃鎮壓罷工的辦法。吳佩孚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調動兩萬多軍警鎮壓罷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慘案。
2月7日，京漢全路罷工工人遭到武力鎮壓。在江岸，全副武裝的軍警將工會包圍，工人糾察團副團長曾玉良等36人被殺害。在長辛店，機車廠鉚工、糾察隊副隊長葛樹貴等6人被打死。在鄭州車站，鄭州鐵路工會委員長高斌慘遭酷刑而犧牲。在江岸、淶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獄中的工人有4人。此外，罷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開除的達1000多人，工人家屬也遭到軍警的迫害與洗劫。在同敵人斗爭中，共產黨員和廣大工人表現得無比堅強。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被綁在車站的電線桿上連砍數刀，但他堅貞不屈，最后壯烈犧牲。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吳佩孚的爪牙蕭耀南秘密殺害于武昌洪山腳下。
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發表《為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書，號召全國人民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壓迫和殘殺工人的軍閥，為自由而奮斗。全國各地工人和各階層民眾，迅速掀起一個聲勢浩大的聲討軍閥、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運動。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也發表宣言，支援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斗爭。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省工團聯合會忍痛于2月9日下令復工。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這次大罷工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它雖然遭到失敗，但卻以工人的生命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他們更明確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國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與之斗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