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國的影響]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國政治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國政治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早在19世紀末，幾乎與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發軔的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開始從事以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為目標的革命斗爭。這一派的領袖人物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為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貢獻了畢生精力。1894年，他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第一次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1905年，他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制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革命綱領，首次提出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取代腐朽專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標。
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和鼓動工作，并積極聯絡會黨和新軍，先后在各地組織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如：湘贛邊界萍(鄉)瀏(陽)醴(陵)起義，廣東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廉(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云南河口起義，以及著名的廣州起義等。這些起義雖然從實質上說大多是一種脫離廣大群眾的單純軍事行動，因而很快失敗，但它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國民眾中不斷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以湖北新軍為主力發動武昌起義，并迅速獲得成功。各省紛紛響應，進而掀起席卷全國的革命風暴，終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布了多項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滿民主共和精神、廢除封建陋習的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變中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代表漢、滿、蒙、回、藏的五色國旗；改用陽歷；男子開始剪辮，女子開始放足；下級對上級政府官員不再行跪拜禮，等等。這反映出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除舊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這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且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樹起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推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而更加勇敢地奮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拓寬了視野，為中國的進步潮流開啟了閘門。辛亥革命后，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紛紛登臺亮相，各種名目的政綱、政論、宣言遍布報刊。過去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嚴禁的政黨組織，這時競相宣告成立[1]。這無疑有利于吸引和動員人們關注和參與政治生活，有利于培養人們的民主精神和現代公民意識。從此，中國開始走出家族統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會形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價值判斷、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向現代社會的轉變。
辛亥革命也有明顯的弱點。由于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軟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沒有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提不出一個足以廣泛動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參加革命運動的、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也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統治的力量異常強大，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三個月，就被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2]政府所取代。因此，從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鏟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統治的根基，也沒有改變中國深層的社會結構，更沒有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沒有成功。
盡管如此，辛亥革命作為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起點，作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仍然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辛亥革命對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巨大沖擊，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人民對革命的追求綿延不絕。辛亥革命后，中國人民革命的洪流洶涌澎湃，勢不可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相繼爆發，從而為中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并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歷史的契機。從辛亥革命爆發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其間僅相隔10年。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參加過辛亥革命或受到過這次革命的深刻影響。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們歡欣鼓舞，激勵他們繼續奮斗；它的失敗，又給他們以深刻的啟迪。他們從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這一事實中，逐漸覺悟到，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不可能的，必須另外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正如林伯渠(林祖涵)后來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所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地從痛苦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的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3]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辛亥武昌起義后，袁世凱先是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以“擁護共和”的高調騙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協，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繼而玩弄權術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北遷，攫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打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以北京為首都建立起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袁世凱掌握政權后，立即向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1912年8月成立)開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將極力主張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國民黨政治活動家宋教仁暗殺。袁世凱還同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后借款合同》，獲得以武力消滅國民黨的軍費。這時，孫中山等才警醒過來，認為“非去袁不可”。這年7月，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敗，他本人被迫流亡國外。袁世凱不但下令解散國民黨，還解散作為民主共和制度標志的國會。隨后，他又授意制定賦予他個人獨裁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國元年)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處心積慮地為復辟帝制做準備。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草案[4]。
1915年12月，袁世凱悍然稱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國民眾的堅決反對，這場復辟帝制的丑劇不得不草草收場。
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但實際控制北京政權的則是北洋軍閥的另一個頭目、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1917年6月，原駐徐州的軍閥張勛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間的矛盾帶兵進入北京，并于7月導演了擁戴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重新稱帝的又一出復辟丑劇。在舉國聲討下，原想利用張勛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這次復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執掌北京政權。但他仍拒絕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和國會，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國會裝點門面，假共和之名，行軍閥專政之實。
這時的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的局面。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權，并統治山東、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馮國璋和他的繼承人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則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后臺，統治直隸(1928年改稱河北)、江蘇、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爭奪對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統治東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扶植下，逐漸把勢力擴張到關內，同直、皖兩系爭奪北京中央政權。此外，各地還有一些不屬于北洋系統的軍閥。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都把軍隊當作自己的私產，憑借手中的武力實行軍事專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惡霸則是他們所依靠的主要社會力量。為了鞏固和擴大地盤，并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各派軍閥之間進行著頻繁的爭奪以至戰爭，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這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袁世凱到段祺瑞的歷屆北京政府，都受帝國主義列強操縱。北京政府的財政，主要依賴外國政府的借款來維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軍閥公開或秘密舉借外債180多次，數額達銀元8億元以上。為了借到外債，他們將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權益，包括鐵路修筑權、礦山開采權、銀行投資權、內河航運權，以及關稅、鹽稅、煙酒茶稅、米捐等大宗財政收入，都作為借款的抵押品。帝國主義國家則通過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貸款，操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
北洋軍閥加劇了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北京政府先后頒布《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報紙條例》、《懲戒國賊條例》等法令，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的自由權利。軍閥們建立起嚴密的特務網，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僅社會最下層的工人罷工、農民反抗要受到嚴厲“制裁”，就是上層人士對現實政治表示不滿，也隨時有被加上“亂黨”、“國賊”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險。中央和地方的軍閥都竭力擴充軍隊。全國陸軍1914年為45.7萬人，1919年增至138萬人。北京政府的軍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支付巨額的軍費和行政費用，支付對外國的“賠款”和外債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軍閥、各級政府任意加征各種苛捐雜稅，并濫發公債，濫鑄銅幣，濫發紙幣，對人民進行變相掠奪。經濟上的橫征暴斂，政治上的黑暗統治，加上軍閥戰爭造成的破壞，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給整個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使廣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各階層群眾的反抗斗爭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激起社會各階層群眾的不滿和反抗。雖然各階層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態度各異，其斗爭方式、性質及其結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斗爭都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敗以后，繼續堅持革命。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積極組織反袁的武裝斗爭。但是，中華革命黨沒有能提出足以動員群眾、領導革命斗爭的新綱領，其斗爭方法也主要是聯絡舊軍隊和幫會，組織暴動和暗殺，而不是著眼于發動廣大群眾，因而他們組織的反袁暴動均告失敗。
1917年7月，當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時候，孫中山又舉起護法的旗幟。在取消中華革命黨、恢復國民黨名義后，他聯合一部分贊成護法的國會議員和軍事力量，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選為軍政府大元帥，宣布護法討段。護法運動雖然反對篡權竊國的北洋軍閥，但是沒有觸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對廣大群眾仍然沒有多大號召力。孫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軍閥，雖然多少帶有一些資本主義的特征，但其總體上并未脫出封建買辦軍事集團的窠臼。他們在帝國主義者的策劃下，很快就同北洋軍閥妥協，轉而排斥和打擊孫中山。1918年5月，孫中山憤然辭去大元帥之職返回上海。他所領導的護法斗爭遭到挫折。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凱，在袁世凱準備稱帝的野心暴露后，轉而從事反袁活動。1915年12月，梁啟超策動其學生蔡鍔在云南組織護國軍，發起護國戰爭。這場戰爭反對復辟帝制，維護共和制度，與孫中山領導的反袁斗爭在客觀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權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他們組織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幻想在軍閥庇護下實行政治和社會的某些改良，使資產階級獲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但是，封建軍閥對資產階級的任何改良主張都是不容許的。段祺瑞同袁世凱一樣，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給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種官職作為裝飾品，而在利用價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將其拋棄。
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遭到失敗的事實，進一步證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異常強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即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經走不通了。中國革命必須有新的領導，必須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期間，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工人的斗爭也得到較大的發展。工人群眾已經從實踐中逐漸學會運用罷工這個武器。從1912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有記載的罷工共150余次，超過辛亥革命以前數十年的總和，而且，類似同盟罷工性質的規模較大的罷工逐漸增加。在這些日益增長的罷工運動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政治斗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對法帝國主義勢力侵吞連接法租界的老西開地區的斗爭中，工人成立工團和工團事務所，指揮罷工和領導游行示威。這場斗爭堅持幾個月之久，迫使法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放棄完全侵占老西開的企圖。但總起來看，這個時期的工人斗爭，大多數還是自發性質的經濟斗爭，工人群眾的組織也還處在秘密結社和封建幫會勢力的影響之下。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階級的歷史使命，仍然是一個自在的階級。
這個時期，農民階級也自發地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斗爭。據不完全統計，從1912年到1919年間，農民的抗捐、抗糧、抗稅等斗爭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各省。除了經濟斗爭外，也有一些以護法討袁為目標的政治斗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以白朗為首領的起義，高潮時曾發展到約兩萬人，轉戰于河南、湖北、安徽、陜西、甘肅等省。但是，農民群眾的這些斗爭，都因組織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確的領導而歸于失敗。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新式學堂不斷發展，并有相當數量的青年出國留學，由此出現一個不同于舊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接受近代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教育，又目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者的腐敗賣國，因而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改造社會的責任感。他們中很多人從愛國走向革命，成為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積極參加者。辛亥革命失敗后，他們中的多數人仍懷著強烈的愛國熱忱，致力于民族和國家的復興事業。其中有的主張走“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有的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或者進一步尋找改造社會的方法。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和軍閥政府賣國求榮之時，青年學生異軍突起，走到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斗爭的前列。他們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斗爭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1918年5月，在反對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斗爭中，留日學生決定組織救國團，罷學回國，到北京、上海等地進行請愿和各種聯絡活動，得到國內學生的積極響應。5月21日，北京大學及北京各專科學校的學生2000多人，共同發起向總統府的游行請愿，要求廢除中日秘密軍事協定。上海、天津、廣東、福建等地的學生，也都舉行集會、請愿或罷課，要求廢除賣國條約。這是近代中國學生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游行請愿運動，對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很大影響。
注:
[1]民國初年政黨林立的狀況，據謝彬《民國政黨史》(1926年上海學術研究會總會印行)記載：“綜其數目，殆達三百有余。”但大多數政黨即生即滅。當時出現過的主要政黨有同盟會、統一黨、統一共和黨、共和黨、民主黨、進步黨、公民黨、大中黨、民憲黨、中國社會黨、中華民國工黨、中華民國自主黨、中華進步黨、公民急進黨、中華革命黨、歐事研究會等。
[2]北洋軍閥，即袁世凱建立的軍閥集團。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歸北洋大臣節制。1901年，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所建軍隊稱北洋軍。袁世凱培植這支軍隊的首領作為自己的黨羽。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事政治集團，史稱北洋軍閥。
[3]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報》，1941年10月10日。
[4]該草案分為五個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國的山東、東北三省南部和內蒙古東部，控制當時中國最大的包括鐵礦、煤礦和鋼廠在內的重工業企業漢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港灣和島嶼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和軍事顧問，共同訓練警察和合辦軍械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