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領導ktv|黨領導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實踐及經驗啟示
黨領導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實踐及經驗啟示
云南民族“直接過渡地區”(簡稱云南民族“直過區”)是指20世紀50年代初期，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或已經進入階級社會，但階級分化不明顯、土地占有不集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景頗、傈僳、獨龍、怒、德昂、佤、布朗、基諾族和部分拉祜、哈尼、瑤等20個民族居住的約66萬人，涉及現在8個州(市)，25個縣(市)的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當時，中國共產黨對該地區采取“直接過渡”方式，即不進行土地改革，而以“團結、生產、進步”為長期的工作方針，采取一系列特殊的幫扶政策，使其直接地但卻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在黨的領導下，經過50多年的發展，云南民族“直過區”人口已發展到近130萬，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的執政能力在這些地區得到充分體現。回顧黨在這些地區的執政實踐，總結歷史經驗，對新形勢下邊疆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社會的再次跨越式發展，與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一、黨領導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實踐歷程
(一)黨在云南設立“直過區”的歷史背景
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而云南省是中國民族種類最多的省份這一，共有26個世居民族，其中15個民族為云南獨有，16個民族跨境而居，人口少于10萬人的少數民族有7個，民族眾多成為云南的一大省情。由于自然的、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原因，新中國成立時，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處于各種社會形態并存的狀態。據統計，1949年，約占云南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數民族中，獨龍、基諾、布朗、景頗、?G僳、怒、佤、德昂等民族，以及邊境一線的拉祜、苗、瑤等民族約66萬人口，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或正向階級社會過渡(這些地區即為后來的民族“直過區”)；居住在寧蒗縣小涼山的彝族約5萬人生活在奴隸社會；傣、阿昌、藏、拉祜、哈尼、普米等民族，約160萬人，處于封建領主制社會或正由領主制向地主制社會過渡；分布于云南內地的彝、白、壯、回、苗、納西、水、布依、瑤、蒙古等民族，共300多萬人，處于與漢族大致相同的封建地主制社會，其中居住在壩區的白、回、納西等民族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而且，實際情況更為復雜，往往同一民族的經濟和政治、文化，即生產力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都因居住的地理環境等差異，出現不一致或根本不一致的景象。因此，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稱之為一部活的人類社會發展史。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做準備。在內地進行以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改革，在云南邊疆民族地區怎么辦呢?當時地處邊疆、民族眾多的云南，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1.境外敵對勢力妄圖利用邊界、宗教、民族等問題制造事端，以挑撥新中國與鄰國的外交關系；2.國民黨殘部不斷進行騷擾，伺隙利用民族關系與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抗，敵我斗爭尖銳；3.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間的隔閡極其突出，當地有的民族對黨、對政府還不信任，民族間、地區間和民族內部的矛盾沖突時有發生；4.邊疆少數民族極其貧困落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不同民族之間甚至同一民族內部存在著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多種社會發展階段及經濟形態。
上述敵我關系、民族關系、生產關系相互交織，矛盾錯綜復雜。對此類特殊地區如何使其與全國一道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實現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邊疆繁榮穩定，成為新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歷史命題。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它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 [1]1950年7月21日，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指出:“要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誠心誠意為少數民族服務”。[2]采取實事求是態度，堅持慎重穩進和分類指導方針，研究制定特殊的政策，成為中共云南省委的必然選擇，并最終將大約有66萬人口的邊疆民族地區劃為“直接過渡地區”，采取特殊的直接過渡政策，實現了這些地區的跨越式發展。
(二)黨在云南設立“直過區”的主要依據
黨之所以在云南設立“直接過渡”地區，主要是因為該地區具有4個特點:
1.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20世紀50年代初期，云南民族“直過區”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但階級分化不明顯，土地占有不集中，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尚保留著大量原始氏族公社殘余。社會發育不全、經濟發展滯后是當時該地區最明顯的特點。
新中國建立初期云南民族“直過區”刀耕火種場景
2.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民族“直過區”處于現在的8個州(市)的25個縣(市)的大部分山區，涉及邊境縣19個，占云南省25個邊境縣的76%；所涉及的民族涵蓋了云南所有的跨境而居的16個少數民族及“克木人”。沿邊和封閉，使其成為不同于內地的一個特殊區域。
3.特殊民族構成。“直過區”民族包括景頗、傈僳、獨龍、怒、佤、布朗、基諾、德昂8個民族及部分拉祜、苗、瑤、布依、納西、阿昌、哈尼、漢、彝、傣、白、藏等民族，涉及20個民族及“克木人”， 約66萬多人，占當時全省總人口的4%，占云南少數民族總人口的12%。云南特有的15個少數民族和7個人口較少民族中，除普米族外，都屬于“直過區”民族。這些特點決定了“直過區”民族是全省乃至全國一個特殊的族群。
4.特殊文化形態。20世紀50年代初期，云南民族“直過區”仍然保留原始的文化形態。幾乎全民為文盲，許多地區還處于刻木記事和結繩記事的狀態中，絕大多數世居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大部分云南民族“直過區”還沒有學校教育，巫師和少數民族上層壟斷著民族文化和教育。傳統民族文化傳承主要通過家庭教育、“火塘教育”、社會的傳承和巫師在各種活動中的演唱傳授或收徒傳授，以及在社會群體生產生活中模仿學習。也有部分地區受到西方傳教士的影響開始有了教會學校。文化教育的滯后嚴重阻礙著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三)黨在云南設立“直過區”的基本歷程
1952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向西南局并中央提出的《關于山區及緩沖區土改問題的報告》明確指出，云南邊境線的那些縣“根本不考慮土改”。在邊境沿線不考慮土改，那么采取什么方式使這些地方實現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擺在了云南各級黨組織面前。
1953年初，保山地委派出調研組，選擇德宏潞西三臺山為點，開展對包括德昂族、傈僳族在內的景頗族聚居區的社會、經濟調查后，提出在這類地區應以團結、生產為指針，發展生產，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意見，報云南省委邊疆工作委員會。省“邊委”接到保山地委的報告后，為了進一步弄清情況，決定組織專門力量，開展調研。1953年7月以后的3個月內，省“邊委”派民族學家馬曜等人兩次到潞西縣遮放西山景頗族地區，與駐地的民族工作隊一道，前后共花了40多天時間，形成調研報告，明確提出，根據土地占有不集中、階級分化不明顯、土地改革內容不多的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參照蘇聯幫助某些原始民族發展經濟文化的做法，不把土地改革專門作為一個階段來進行，而是通過互助合作，發展經濟和文化，改變落后因素，直接地、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省委聽取馬曜等人的報告后，贊同這一意見，決定報經中央批準后，實施“直接過渡”政策。
1954年初，受中共云南省委指派，省委邊疆工作委員會第二副書記王連芳到北京向中央匯報了實行“直接過渡”的方案，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及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同意。劉少奇說，這是“畢其功于一役”，李維漢則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一步走和千百步走的關系”。[3]此后，省委又在反復調研及討論的基礎上，向中央匯報并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認可。同年9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提出對于“還沒有進入階級社會的少數民族地區，它們將直接地、但卻是逐漸地和我們共同過渡到社會主義”。[4]此文件后經毛澤東、劉少奇批閱并向全國各中央局及有關省委征求意見后由中央正式下發。1954年8月，中央西南局批轉《云南省委邊委關于邊疆民族工作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正式確立了“直接過渡”方針。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保山地委書記鄭剛就采取“直接過渡”的做法做了專門發言，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肯定和贊許。[5] 1956年9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在中共八大上又以書面發言的形式對云南實行“直接過渡”的方針、道路及具體做法作了匯報。至此，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對云南部分社會經濟形態發展比較落后的邊疆民族地區實行“直過區”的政策。
(四)黨對云南民族“直過區”采取的政策措施
1954年上半年，中共云南省委報經中央批準，開始在邊疆景頗、拉祜族等20個民族、共計66萬人口的地區，本著“團結、生產、進步”的方針，通過發展經濟社會，結合互助合作運動，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逐步完成新民主主義改革的某些環節的任務，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黨對云南民族“直過區”采取的特殊政策主要包括:
1.政治方面。疏通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政治上安排山官和頭人擔任自治州、縣、區級機關領導職務。生活上采取包養措施，按同等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發給工資，并對其家屬給予固定的生活補助，使其逐步放棄剝削。對一般民族上層，積極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在自愿原則下，分期分批吸收入社，把他們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向云南民族“直過區”長期派駐民族工作隊或工作組，通過做好事、交朋友，聯系群眾，團結爭取民族上層和調解民族糾紛等工作，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組織民族訪問團、觀光團，消除民族隔閡，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建設邊疆的信心。在條件暫不成熟的地方，成立“愛國團結生產委員會”、“愛國團結生產小組”，“生產文化站” [6]等過渡性的鄉村政權組織，領導群眾發展生產，形成一定范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使土地轉化為集體所有，并確立多勞多得的思想，逐步實現生產關系的跨越，幫助“直過區”完成跨入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
2.經濟方面。專設“直過”經費。從1956至1964年，國家專設直接過渡經費4450萬元，對云南民族“直過區”的生產、生活無償補助和全力扶持，加強云南民族“直過區”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群眾興修水利、建房、修筑公路和人馬驛站；無償提供農具、籽種、糧食、食鹽、衣物等物資援助，有效地幫助各族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酌情減免營業稅、屠宰稅和農業稅；加強貿易工作；對供應“直過區”的商品，采取“不賺不賠、有賺有賠、以賺補賠”的原則，對部分商品實行價格補貼；對食鹽、棉布等日常生活品實行最高限價，對云南民族“直過區”生產的一些農副新產品實行最低保護價；對部分商品實行價格補貼；組織信貸合作。在開展互助合作中，對農業生產基金上無力負擔者，由國家扶持或貸款解決，削弱農村高利貸剝削，基本廢除了舊債利關系。
3.社會方面。積極傳播先進農業技術經驗，幫助當地發展農業生產。設立民族教育專項補助經費，鼓勵群眾接受國民教育，其中中央特設的“少數民族教育事業補助費”從1952年執行到1965年。從1953至1957年，免除民族中小學學生各項費用。還特別制定掃盲規劃，積極推進青壯年文盲的掃除工作。[7]通過發展中小學教育，對初、高中學生提供助學金，對大中專學生采取保送培養的方法，舉辦各種培訓班及試辦工讀學校等方式，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文化事業。實行免費醫療。撥出治病專款，送去大批藥品和醫療設備，實行免費醫療。醫務人員深入到瘧疾流行區逐村逐戶了解病情，發動群眾破除迷信，不信鬼神，動員病人吃藥打針，并專門配置醫務人員，為群眾巡回治病。當地各族人民由衷地稱贊人民的醫務人員是共產黨派來治病救命的“白衣菩薩”。
4.干部培養方面。在吸收積極分子參加工作時，特別注意吸收人口較少的民族，以改變這些民族干部奇缺的狀況。 [8]還制定了云南民族“直過區”民族干部訓練規劃，明確提出“直過區”干部配備要求:至1957年，在縣級領導干部中必須有1至2名勞動人民出身的民族干部，區級亦應有民族干部2至3人擔任領導骨干。 [9]在實際工作中，比較關心云南民族“直過區”群眾接受國民教育，重視選送各族群眾到各級學校培養。如德宏州潞西市芒良村的干部唐勒都，就是當年民族工作隊隊員背著到山下讀書而培養出來的。至今他還感動地說:“我們是共產黨背出來的，我們要永遠跟黨走。” [10]從而培養了一批決心跟黨走，忠誠貫徹和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各民族優秀干部及人才，為黨和政府在邊疆多民族地區開展工作提供了生根開花的“有源之水”。
這些特殊政策，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云南民族“直過區”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良好形象。
(五)黨領導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
“直過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成功執政的典范，它使這些地區在四個方面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1.實現生產關系的跨越。在土地所有制上，黨通過團結山官、頭人等民族上層，建立互信合作，逐步廢除了他們對土地的控制權，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如云南德宏景頗族地區，在開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初，開墾水田旱地要通過山官，當村寨中大部分農戶入社以后，土地控制權就開始統一到合作社。在分配制度上，廢除了山官、頭人的特權，建立起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在山官轄區進行合作化時，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依靠民眾，團結民族上層參與，逐步由限制特權到消滅一切特權分配。當時提出允許沒有脫離勞動的山官、頭人入社，較大的山官、頭人在各級政府和政協中安置；對特權分配，由緩交、少交直至取消。由于這些政策的實施，村寨的管理事務逐漸轉移到合作社，廢除了建立在原來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官工、官谷、官腿等舊的生產關系，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改變了“直過區”民眾原始的平均主義思想，提高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最終通過互助合作運動，使“直過區”的生產關系從原始社會末期一步跨進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
2.實現政治制度的跨越。為了有效地領導“直過區”的建設與發展，黨在政治制度方面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在民族聚居區，如云南怒江的獨龍江、臨滄的阿佤山等地，仍通過縣、區、鄉的行政系統進行領導；二是在大塊的民族雜居區，采取建立生產文化站的形式，即在幾個鄉建立一個站，站內組織站務委員會，設站長、副站長，吸收各方面人士擔任站務委員，對財經、文教、衛生及各方面的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具體做法是:一方面，對山官、頭人等民族上層進行團結、教育和改造，吸收他們參與行政事務，賦予一定的領導權。另一方面，積極培養民族干部，使其成為黨的民族工作骨干。1955年9月，在云南民族“直過區”當地民族中開始發展黨員，至1958年，除少數邊沿鄉外，絕大多數鄉都建立了基層黨支部，形成了領導核心，完成了民主建政。
3.實現社會事業的跨越。為了改變社會事業落后的狀況，黨在“直過區”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事業。如德宏的“直過區”，通過發展普通中小學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舉辦州民干校、縣民干班和會計培訓班、衛生員培訓班等各類培訓班，試辦工讀學校等渠道發展“直過區”的教育事業。其中，工讀學校是當時“直過區”的創新，它的教育對象主要是山區15歲左右的青少年文盲、半文盲，是半耕半讀性質的學校，教學方式上實行教學、生產與推廣使用科技相結合，這種有特色的教學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過區”的科技文化教育事業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至“文化大革命”前，德宏州的“直過區”各級學校大量增加，學齡兒童入學率還領先于其他地區，各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為“直過區”培養了大量人才，為改變“直過區”社會文化的落后狀態奠定了基礎。在大力發展“直過區”科學文化教育的同時，黨和政府還采取了一些破除陳規陋習的措施，耐心地勸說開導，改革祭祀習俗，基本控制了殺生祭鬼、獵頭(人頭)祭祀、拉事械斗等惡習，同時倡導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新生活，有力地推動了“直過區”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
4.實現生產力水平的跨越。為改變云南民族“直過區”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國家加大投入，解決農具籽種、耕牛和口糧的問題，興修小水利、開發水田等。還派出民族工作隊駐村進寨，手把手地教當地群眾土地改良、莊稼施肥等農耕技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直過區”的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如地處偏遠的云南怒江州貢山縣的獨龍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獨龍族尚未越過鐵、石、木器并用時代，刀耕火種在農業生產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狩獵、采集仍是主要謀生手段，不會種水稻，鋤耕也很少用。根據1956年全國人大民族工作委員會對獨龍江調研的資料反映:實施“直接過渡”政策后的1956年，獨龍江鄉孔當村頭人孔當此家純收入為1018元、年人均純收入為78.3元、年人均支出為16.15元，分別是1949年623元、36.5元、1.18元的1.64倍、2.15倍、13.69倍。對此，該調研資料是這樣評價的:“這樣的購買力，已接近內地中農了” [11]。這就說明，即便是在地處偏僻更為落后的獨龍江，和內地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
在黨的領導下，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基本跟上了時代發展步伐。但整體看這種發展水平是低層次的，對于云南民族“直過區”來說，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是長期而艱苦的過程。用當年李維漢的話形容，就是“一步走”和“千百步走”的關系，即:直接過渡政策的制定，雖然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了，實現了千年跨越，并不意味著在這類地區的工作可以更快和更容易，恰恰相反，這是一個更為復雜、更為長期的過程，必須經過長期一步一步的、千百步的艱苦努力，才能達到經濟社會全面的發展。50年來云南民族“直過區”發展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截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直過區”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生產關系、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縮小了千百年來與內地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是“直過區”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改善最明顯、政治與社會地位提高最快的時期，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基本跟上了時代發展的步伐。其間，因受“大躍進”運動的沖擊，發展受到一定影響。經過1959年調整后，又呈現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文化大革命”期間，“直過區”的特殊政策被中斷，此后再也沒有被恢復，“直過區”的發展長時間在一個基點上徘徊甚至一度倒退。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后，“直過區”又和內地一道，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扶持下，云南民族“直過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從原始社會脫胎而適應了計劃經濟的“直過區”民族，由于社會發育先天不足和計劃經濟的體制慣性制約，以及客觀和主觀的綜合因素，造成了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如商品意識、競爭意識、開放意識淡薄，組織經營農業生產的水平低，吸收信息及現代科技的能力弱等。在改革開放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新時期， “直過區”的發展速度逐漸落后于時代的步伐，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愈拉愈大，呈現一個“剪刀差”，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低層次，是全省最貧困地區，成為影響云南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突出問題。面對現實的特殊矛盾，如何幫助云南民族“直過區”再次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是黨必須解決的新的歷史課題，是對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檢驗。
二、黨領導“直過區”跨越式發展的歷史經驗
黨領導“直過區”跨越式發展的實踐，是黨在邊疆民族地區非常成功的執政經驗，也是當前邊疆民族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寶貴精神財富。
怒族的“阿樓西杯舞”
(一)堅持民族平等和共同進步。民族平等是國家憲法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黨和國家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方針。黨在實施直接過渡政策，推動云南民族“直過區”跨越式發展中，始終把堅持民族平等和共同進步作為前提條件。通過一系列特殊政策，幫助他們跟上時代發展步伐，與全國一道進入社會主義，這是實現民族平等和共同進步最為重要的體現。實現民族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在包括云南民族“直過區”在內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實現本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保證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在實行“直接過渡”過程中云南省委就曾明確提出，至1957年，在“直過區”縣級領導干部中必須有1至2名勞動人民出身的民族干部，區級亦應有民族干部2至3人擔任領導骨干[12]，從而保證了“直過區”各民族平等地享有政治權利。采取措施，對一切歷史上遺留下來加予少數民族的帶有侮辱或歧視性的稱謂及有關少數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聯等，予以禁止、更改，對干部和人民群眾中殘留的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的思想，則反復進行教育、檢查和糾正；國家尊重和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各方面的自由權利，等等，無不體現了民族平等。此外，通過實施直接過渡政策，保證了“直過區”民族享受教育、衛生等公共社會資源的公正與公平，消除了民族隔閡，促進了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但是，實現民族平等和進步，這是一個需要長期努力的目標。正如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曾提出的:“要把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狀況逐步消除掉。當然這不是短時間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13]
(二)堅持慎重穩進，分類指導。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黨解決民族問題的一條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黨在云南邊疆民族地區執政的基本經驗。在內地進行全面土地改革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根據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特殊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各不相同的實際情況，黨堅持慎重穩進，分類指導的方針，沒有像內地一樣馬上進行土地改革，而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分地區采取了五種民主改革方式:一是在壩區已經進入封建地主經濟的大約150萬人口的彝族、白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采取與漢族大體相同形式的土地改革；二是在約200萬人口的內地少數民族居住的高寒山區，采取稍寬于漢族地區的政策進行土地改革；三是為減少對邊疆和國外的震動，在大約134萬人口的與邊疆相鄰的少數民族地區，采取比較溫和的緩沖區土地改革(即緩沖區土改)；四是在160多萬人口的保留著土司制度或處于封建領主制的傣族、哈尼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及處于奴隸社會的寧蒗縣小涼山的彝族人生活的地區，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協商解決土地問題的改革方法”(即和平協商土改)；五是在大約有66萬人口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或雖然已經進入階級社會，但階級分化不明顯、土地占有不集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景頗、傈僳等民族的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直接過渡”方式，從而成功地解決了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民族如何共同進入社會主義的問題。當前，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要使邊疆民族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慎重穩進，分類指導這一方針依然適用。
(三)堅持在全心全意為少數民族群眾服務中體現黨的先進性。胡錦濤指出:“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最終要落實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這是衡量黨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也是衡量黨的先進性的根本標準。” [14]當年云南民族“直過區”的各族群眾對黨從一無所知到對黨忠心無二，就是因為黨在該地區的所有工作，都實實在在地在為各族群眾謀利益。黨和國家從“直過區”特殊實際出發，不但在政治、經濟及科教文衛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給予這個特殊的群體以特殊的幫扶，更為重要的是，廣大黨員干部在為“直過區”服務中，繼承黨的優良傳統，以實際行動踐行黨的宗旨，使黨的先進性在這些地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比如從1952年開始，黨就開始從內地及云南省各級機關、大專院校抽調人員，組成民族工作隊及派遣教師、醫生及農林牧等各方面的科技人員組成工作組駐到“直過區”，通過做好事、交朋友，聯系群眾，團結爭取民族上層和調解民族糾紛等工作，手把手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直過區”一些少數民族的孩子就是民族工作隊員背著上了學，背著走出了深山，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黨在“直過區”除了實行免費醫療，撥出治病專款，送去大批藥品和醫療設備外，還專門配置醫務人員，為群眾巡回治病。許多醫務人員發揚不畏艱險、吃苦耐勞的精神，黨的先進性在“直過區”這些具體的政策、措施、工作和各族人民得到的實惠中，實實在在地體現了出來。當前，針對邊疆民族地區發展嚴重滯后及必須與全省一道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矛盾，堅持在全心全意為少數民族群眾服務中體現黨的先進性，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只有這樣，邊疆民族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才有希望，也才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可能。
(四)堅持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長期有效的扶持政策。“直過區”的實踐證明，特殊的長期幫扶政策，是“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本保證。上世紀50年代，黨通過特殊的直接過渡政策，幫助“直過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特殊的幫扶政策中斷了，“直過區”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倒退，邊民大量外流。改革開放以后，為使“直過區”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云南省開始了大規模的扶貧工作，扶貧力度逐年加大。除通過正常的扶貧開發措施，如安居溫飽村建設、重點村和民族特困鄉扶貧綜合開發、小額信貸扶貧、易地扶貧開發等，推進“直過區”的扶貧開發外，還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推進“直過區”的扶貧開發。對“直過區”貧困程度較深，扶貧難度較大的民族特困鄉(鎮)，進行綜合扶貧開發。如怒江州的獨龍江鄉，西雙版納州的基諾山鄉、布朗山鄉，紅河州的者米鄉，中央和省、州均投入了相應的資金，其中在基諾山、布朗山兩鄉共投入資金7300多萬元，在獨龍江鄉、者米鄉分別投入1000多萬元；給予“直過區”邊境縣中小學教育優惠政策。云南省所有的邊境縣均實行“三免費”上學，同時還加強“直過區”口岸學校的建設，給予“直過區”邊境寄宿制、半寄宿制中小學學生生活補助。通過這些扶貧開發措施，“直過區”的生產生活條件和社會事業都有了顯著改善。以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基諾族自治鄉為例，2000年，基諾族鄉被列為全國“人口較少民族”扶貧綜合試點鄉，黨中央、國務院對基諾山給予了政策、資金上的傾斜，使基諾族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文化、教育、衛生水平也得到較大提高。實踐證明，只要采取特殊的長期有效的政策措施，“直過區”是有希望實現第二次歷史性跨越的。
(五)堅持以發展作為實現民族和諧的基礎。“直過區”的實踐證明，
布朗山寨
邊疆民族地區最根本問題是貧困問題，跨越式的發展是邊疆民族地區建立新型的和諧民族關系的基礎。云南解放初期，由于自然條件、社會狀況和歷史原因，以“直過區”為主的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都非常落后，遠遠滯后于內地漢族地區，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甚至在同一個民族內部的不同地區之間也很不平衡。有的少數民族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占統治地位，有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是封建農奴制，有的是殘酷的奴隸制，有的甚至還保有濃厚的原始公社制殘余。物質水平的低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民族隔閡甚深，民族矛盾嚴重，思想保守，戒備心理嚴重，黨在這里的執政基礎受到嚴重挑戰。后來黨采取“直接過渡”等民主改革，采取特殊的幫扶措施，較好地解決了特殊地區特殊民族的發展問題。邊疆民族地區的群眾在發展中得到了實惠，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云南邊疆地區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初步開創了云南各民族各地區共同繁榮發展的和諧局面。但1957年后，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進程遭受了挫折，一些地方發生了腫病和非正常死亡，造成了大量邊民外流，邊疆民族地區動蕩不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云南省委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為第一要務，推動了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享受發展帶來的實惠中，各民族其樂融融，實現了民族團結、邊疆穩定、邊防鞏固的和諧安定局面。云南民族“直過區”50多年的歷史證明，經濟社會發展進步了，邊疆民族地區就會和諧穩定；當經濟社會發展受到阻礙時，邊疆民族地區就會動蕩不安。
三、幾點啟示
景洪市基諾族村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領導“直過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與全國一道進入了社會主義；本世紀頭20年，邊疆民族地區又走到了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與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關口。總結黨領導“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實踐經驗，結合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部署，對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至少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根本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科學的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個統籌”，堅持又快又好的發展。回顧總結云南民族“直過區”發展歷程中的經驗教訓不難看出，云南“直過區”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民族問題，涉及國家安全的邊疆穩定問題，說到底都和沒有堅持好科學發展觀有關。如較長時間里，我們注重了經濟的發展，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事業的發展，在社會公共資源分配上，當初建立的社會公共衛生體系、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等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做法，在體制轉軌過程中有所流失，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一些新的體制、機制又沒有及時建立起來；又如，對“直過區”等邊疆民族地區的進行掠奪式開發，而相應得到的補償不對等，造成了發展的嚴重失衡；再如，沒有處理好“一步走”和“千百走”的關系，對“直過區”等邊疆民族地區發展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中斷了對這類地區長期有效的特殊扶持政策，使這些地區得不到可持續的發展。平等和公平，既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也是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理念在實際工作中逐步占主導地位。國家及省市縣各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再也沒有把“直過區”作為優先幫扶對象加以考慮，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享受不到內地的一些發展政策，拉大了“直過區”與其他地區發展的差距，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歷史經驗啟示我們，實現邊疆民族地區再次跨越式發展，最根本是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二)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刻不容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領導“直過區”進行了歷史跨越，推動了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實現了民族團結、邊疆穩定。但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直過區”的正常發展進程，在批判“邊疆特殊論”、“民族落后論”的荒謬口號下，擾亂了黨的直接過渡思想，否定了“直過區”的特殊性，中止了“直過區”的特殊政策。改革開放以后，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在整個社會發展的帶動下，雖然“直過區”各項事業都有了顯著的改善，但總體來看，“直過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其他地區相比差距日益拉大。截至2003年，“直過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98元 [15]，分別是同時期全國、全省農民人均收入2622元、1697元[16]的26.62%、41.13%，是云南全省也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與貧困相伴的還有民族團結問題、邊防穩定問題、毒品問題、艾滋病問題、宗教問題等等。總之，云南“直過區”的現狀是，存在“三個最”，即:最貧困地區、最弱勢群體、最特殊族群。如何實現這些地區的跨越式發展，已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三)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是完全可能的。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的邊疆民族地區能否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馬克思跨越式發展理論從理論上論述了落后民族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跟上時代步伐的可能性。馬克思指出，東方社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吸收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成果”[17]，走上社會主義。這一理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與變異性有機地統一起來，指出了落后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前蘇聯及我國的實踐也已經證明馬克思跨越式發展理論的正確性，同樣，根據這一理論，當前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云南“直過區”的發展實踐證明，邊疆民族地區在特殊的條件作用下，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是完全可能的。當年，“直接過渡”的實施，使“直過區”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與全國同步進入了社會主義，其生產力發展基本接近內地水平。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直過區”成為全省、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但其中也有少數地區，由于國家的特殊扶持，脫貧發展的步伐不斷得到加快，如屬于“直過區”的西雙版納州的基諾山鄉，在國家特殊的大力扶持下，到2003年，全鄉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483元[18]，遠遠高于同時期整個云南“直過區”698元的平均水平，與全省1697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差距也已經不大。可見，在特殊的條件下，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黨中央關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確立，使邊疆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成為了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正如當年為實現與全國同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政治任務，黨領導“直過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一樣，2020年，邊疆民族地區要與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個政治任務，也必須實現跨越式發展。但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低水平小康的種種現象，都直接體現在西部欠發達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因此，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已成為能否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這也是黨中央所高度重視的，正如江澤民曾經指出的:“沒有民族地區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民族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就不能說全國實現了現代化，沒有56個民族的共同振興就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要切實落實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任務，使民族地區的面貌更快地得到改變”。[20]
(四)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關鍵是必須以發展為第一要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決策。此后，發展成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和始終堅持的戰略思想，黨的十六大總結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歷史經驗之一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黨的十七大把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提出必須將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才是硬道理，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發展，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的所有問題的關鍵更是在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歸根到底是由于在黨和政府的長期幫持下，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有了長足發展。如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為例，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地區生產總值1820.8億元，扣除物價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13.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民族自治地方地區生產總值連續5年保持2位數的增長。GDP占全省的比重達38.6%，比2006年提高0.4個百分點，人均CDP達8154元，突破1000美元大關。2007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實現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30.5億元，增長29.1%，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194元，比上年增加284元，增長10%，是歷年來增量最多的一年。[21]歷史經驗表明，要實現邊疆民族地區的再次跨越式發展，關鍵是堅持發展為第一要務，這一點，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五)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要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載體。實現一個特殊地區的發展，載體至關重要。正如當年的“直過區”，是以“直接過渡”這種特殊的民主改革方式為載體，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的。當前，實現邊疆民族地區再次跨越式發展，也需要一個特殊的載體。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并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2]的具體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的提出，為邊疆民族地區實現再次跨越式發展提供了載體和難得的歷史機遇。如何發揮好這個載體的作用呢?借鑒歷史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慎重穩進、分類指導，把實現邊疆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中之重。邊疆民族地區歷史自然條件差異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因此，在該地區建設新農村，要像當年在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一樣，既不能一哄而上，大轟大嗡，也不能采取一個標準、一種模式，要求一樣的發展速度，而是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堅持科學發展觀，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要求，從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多樣性以及優勢和特點出發，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目標和實施方案，穩步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
(六)幫助落后的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跨越式發展，是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必須承擔起的長期責任。全球大范圍的貧困和貧富差距拉大仍然是困擾人類的嚴重問題，云南民族“直過區”實現歷史性跨越發展的經驗教訓都表明，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邊疆民族和地區，在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及本國政府的幫助下，是有可能擺脫貧困，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但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包括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和不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干部，都必須培養和少數民族群眾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真摯感情。周恩來曾深刻地指出，漢族對少數民族要講“還債”，講“賠不是”，并指出:“講還債有利于民族團結，這是符合馬列主義真理的。”[23]要有“還債”的態度，就必須培養起和少數民族群眾真摯的感情，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包括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和不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干部，都要從心理上、感情上融入少數民族群眾中，才能真正認識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從而更好地為民族地區的發展做出貢獻。
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楊澤宇 馬進衛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選》(1)，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
[3]王連芳:《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頁。
[4]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云南民族“直過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資料匯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5]劉介農:《對原“直過區”工作的回顧和展望--專訪原保山地委書記鄭剛》，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6]生產文化站，是20世紀50年代云南民主改革時期在“直過區”實行的一種行政組織形式，即在幾個鄉建立一個站，管理“直過區”行政、生產和生活。
[7]《中共云南省委邊疆工作委員會關于邊疆農業生產合作化、農業生產及少數民族掃盲規劃》，云南省檔案2-1-1826卷。
[8]《中共云南省委關于培養民族干部的指示》，云南省檔案館2-1-1827卷。
[9]《中共云南省委邊疆工作委員會關于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規劃意見》，云南省檔案館2-1-1826卷。
[10]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云南民族“直過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資料匯編》，第11頁。
[11]《獨龍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卷)，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頁。
[12]中共云南省委邊疆工作委員會:《關于培養民族干部的規劃意見》，云南省檔案館2-1-1826卷。
[13]《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頁。
[14]2005年1月24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見2005年1月25日新華網。
[15]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云南民族“直過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資料匯編》，第21頁。
[16]《中國統計年鑒2004》、《云南統計年鑒2004》。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頁。
[18]2004年中共云南省委“直過區”調研組調研數據。
[19] 2004年10月12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1版。
[20]2005年5月27日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2005年5月27日新華網。
[21]2008年11月11日云南省委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程映萱在云南省人大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見2008年12月2日云南人大網。
[22]2005年10月18日新華網。
[23]《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