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時期]成都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和新民主主義改革與建設
成都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和新民主主義改革與建設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從此，歷盡滄桑的古城成都進入了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的歷史新時期。
1950年3月，隨著接管工作的順利結束，成都市軍事管理委員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按照黨的《共同綱領》的規定，開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和新民主主義改革與建設方面。在3月16日至22日召開的成都市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同志號召全市人民“為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成都而奮斗!”
成都是全國最后一個解放的大城市，臨解放時，大批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機構潰逃于此，全國許多地方的國民黨政府機關人員和散兵游勇也麇集于此，加之近40余萬的國民黨軍隊潰敗于成都附近，對成都原本薄弱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艱巨。面對困難，成都市軍事管理委員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黨的《共同綱領》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城市工作路線，有重點，有步驟地開展了農業、工商業和交通業的恢復、調整與發展，實施了城市新民主主義改革、整風運動和“三反”、“五反”，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一、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一)搶修都江堰??
“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1]，而水利又是農業的命脈。灌溉著川西14縣、520余萬畝田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自古就是川西平原農業賴以生存和繁榮的重要命脈。
解放前，都江堰水利工程因連年戰爭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經十多年沒有大修過了。1949年冬季的歲修，本應在10月下旬就開始進行，但直到12月還沒有開工。對此，中共四川地方黨組織高度關注。四川解放前夕，中共川康特委負責人馬識途等前往西安向賀龍司令員匯報四川地方情況和工作時，就談到如果都江堰水利工程失修，將會耽誤明年的農業灌溉，影響成都平原的農業生產，甚至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賀龍等領導人對此非常重視，進軍四川途中，在廣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做出決定:川西解放之后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搶修都江堰，并指定由成都市軍管會農林水利處副處長王希甫專門負責，入城后立即攜專款去灌縣督促辦理此項工作。
1950年1月1日，成都市軍管會成立當天，立即決定從都江堰歲修工程入手，拉開恢復和發展成都農業生產的帷幕。1月4日，川西水利局軍事代表王希甫率工作組到灌縣，成立都江堰臨時督修處，領導都江堰歲修工程。同日，軍管會向全市人民宣告:為搶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軍管會決定在稅收尚未就緒，部隊供給尚有許多困難的情況下，拿出3億元[2]解決開工困難，爭取歲修工程的按期完成。1月11日，針對歲修面臨的諸多問題，軍管會及時召開水利工作會，作出三項決定:其一，政府保證工程工米的供給；其二，責成各縣制定精確的工程計劃與經費開支預算；其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每天派出1000人參加搶修工作。
解放軍184師接到搶修都江堰歲修工程的命令后，先后派出550團、551團和552團參加歲修工程。1月16日，550團率先趕赴工地揭開了戰幕。1月的川西平原，正是隆冬季節，都江堰河壩里更是寒風刺骨……而且由于土匪暴亂，成都到灌縣的公路不時中斷，物資運輸、人員往返以及施工工地經常受到國民黨匪特的襲擾，部隊官兵們以戰斗的姿態，一手拿槍，一手拿鎬，與參加歲修的民工們同心協力，攻堅克難，開工當天就挖泥沙亂石800多立方米。賀龍同志得知這一喜訊后，當即寫信，表揚全體指戰員。
這封充滿激情的親筆信，極大地鼓舞了工地上的全體指戰員和民工，同志們以更大的革命熱情投身忘我的勞動。僅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歲修任務。4月2日，都江堰放水儀式提前舉行。像都江堰這樣規模巨大的水利工程，過去最早也要到每年的4月5日才能開閘放水，而這一年，雖然歲修工程被國民黨政府耽誤了兩個多月，但在清明前就提前放水了。對此，人們奔走相告，無不稱贊這是一樁奇跡!歲修工程的順利竣工，使川西平原的農田及時得到灌溉，為成都解放后第一年的農業豐收，創造了條件。
在抓好都江堰歲修工程的同時，成都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還組織力量緊急調撥救急糧，幫助廣大貧苦農民渡過春荒，并通過發放農業貸款、收購農副土特產，組織城鄉物資交流等方式，幫助農民解決農業生產困難，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在有力的政策引導和資金、物質支持下，1950年成都農業生產在遭受重大匪患、地方極不安寧的情形下，農業總產值仍然高于1949年。
(二)開展土地改革
解放前，四川農村土地集中的程度為全國之冠，而成都農村的土地集中情況尤為突出。統計顯示:當時，成都郊區有土地8406畝，其中75%為地主富農占有。聞名全國的大邑縣安仁鄉大地主劉文彩占地1.2萬畝，莊園28處。成都附近的華陽縣白家鄉97戶地主占有田地1.7萬畝，每戶平均176畝多，而300戶中農、貧農每戶平均僅有田地0.4畝，還有143戶貧農沒有土地。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了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新解放區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7月，成都市委和市政府根據《土地改革法》，開始在成都市郊農村著手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為此，成立了成都市郊區土地改革委員會和土改工作團等具體領導土改運動的工作機構。中共成都市委秘書長曹振之擔任土改工作團團長，抽調了120余名干部為土改工作團成員，首先在城郊的青龍鄉、駟馬鄉、隆興鄉等開展試點。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川西區黨委、行署的部署，成都農村的土改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行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運動。所謂“減租”，即根據《西南區減租暫行條例》的規定:所有的封建地租一律按照原租額減低25%，減租后租額最高不得超過土地正產物的35%，超過者應再減低至35%。所謂“退押”，即要求地主退還佃農在向地主租地前所交納的大額押租金(即保證金)。11月，以成都、郫縣兩縣試點為先導，川西平原各縣結合清匪反霸，普遍地開展了減租退押運動。整個運動一直持續到次年才基本結束。這場運動的具體做法是:各縣首先組織工作組下鄉，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做工作，把群眾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發動群眾揭露地主轉移隱瞞資財、抗拒退押的破壞行為，展開說理算賬斗爭，同時組織開明士紳和其他階層人士進行勸說催收。對于確有困難的中小地主則實行減免政策，以達到分化瓦解地主階級，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人的目的。??
為了妥善處理居住在成都市區的地主兼工商業者的減租退押事宜，成都、華陽、雙流、溫江、郫縣、新繁、新都等7縣農民協會在成都成立了七縣農協駐蓉聯合辦事處，由中共川西區黨委副秘書長王定一任辦事處主任。?ッ?澤東同志在1951年1月對這種方式予以充分肯定。
在減租退押運動中，各地結合開展清匪反霸斗爭的需要，紛紛召開群眾性的斗爭大會，深入發動群眾，開展反對惡霸地主、肅清殘余匪特的斗爭。當時規定的清匪對象是:參加叛亂，已逃亡者；參加叛亂，罪惡嚴重，又未自新和交出武器者；雖曾自新，但繼續作惡者；反革命現行犯。為了促進運動的蓬勃開展，各縣均成立了由縣長兼任主任的清匪委員會。在清匪反霸運動中，通過報經上級黨委、政府批準，捕捉和處決了一批匪首、特務和民憤極大、罪惡昭著的惡霸地主，極大地凈化了社會治安，打擊了不法地主的囂張氣焰，有力地推動了減租退押運動的向前發展。到1951年4月底，原溫江專區全區共退押租折合大米3.5億余斤，占應退押租總數的74%，每個農民人均退押租折合大米150斤。??
從1951年2月起，土改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面土地改革時期。成都地區在土改運動第二階段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的“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生產”的方針政策。經過了宣傳政策，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成分，分清敵友，組織群眾開展斗爭；沒收征收，查田評產，進行土地分配；以及建立鄉村政權，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組織生產等程序。實行了沒收地主全部土地(對惡霸地主實行賠罰，對罪大惡極的地主經批準后進行鎮壓處決)，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對小土地出租者或小土地經營者均不以地主富農論，對土地占有量未超過當地人均200%的革命軍人、烈屬、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等保留不動，對工商業兼地主出租的土地予以征收，其他財產及合法經營的工商業予以保護等政策。??
至1952年春，成都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成都郊區農民人均分得土地1畝左右，原溫江地區的農民人均分得1.54畝。貧困農戶還分得了地主、富農被沒收或征收的農具、家具和多余的糧食。??
由于吸取和借鑒了老解放區土改工作的若干經驗教訓，成都在土改工作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較為穩妥。過去在老解放區部分區域曾出現過的用刑訊逼供方式追查地主的浮財、將土改工作與整黨審干結合起來、命令一些地富出身的干部回鄉接受工作團考察等違背黨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的極左過激行為，均得以避免。??
參加第一期土改的成都溫江縣永盛鄉于1951年9月召開慶祝土地改革大會
成都的土改運動還比較好地執行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成都各地土改工作隊均吸收和組織了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土改工作。這樣一來，既可使廣大民主人士身體力行地感受到土改運動的偉大意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改工作的順利推進。在土改運動中，中共成都地方黨組織還模范地貫徹執行了黨關于保護民族工商業利益的政策，對成都地區的地主兼工商業者及其財產，均能區別對待，對屬于工商的部分給予保護。對城市中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也根據具體情況，給予了妥善的處理。
在上級黨委、政府的指導下，通過貫徹實行穩妥而積極的土改政策，成都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進展順利。1952年12月，成都郊區農村開始進行土改復查工作，糾正錯劃階級成分，制發土地房產所有證，以鞏固土地改革的成果。至次年2月，土改復查工作全部結束。土地改革運動取得了偉大而歷史性的勝利。
土地改革運動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分得土地和其他基本生產資料的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成都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復和發展。
二、城市民主改革運動和社會改造
解放前的成都，因長期處于地方軍閥的封建統治下，各行各業都帶有濃厚的封建關系色彩。為了徹底消除封建勢力對成都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阻礙，中共成都市委根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在郊區農村普遍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領導全市人民在城區開展民主改革運動和社會改造。
(一)城市民主改革運動
實行民主改革，是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新城市的必要措施。1951年9月，成都市委決定在工廠、分散的手工業和搬運、建筑業三個方面選擇一些單位搞民主改革試點，并迅即成立了以米建書為主任的成都市民主改革委員會，下設工廠、搬運、分散手工業三個工作委員會，分別領導各行業的民主改革工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依靠工人，團結和改造技師、職員，爭取一切同情與贊成改革的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有步驟、有區別地清除封建殘余和反革命勢力。確定的政策界限是反封建，不反資本；反封建，不反技術；斗首要，不斗一般；經濟上重點清算，分別處理。具體工作步驟分為民主斗爭、民主團結、民主建設三個階段。開展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的目的是通過揭露和摧毀存在于舊企業中的封建把頭制等各種壓迫工人的舊制度和各種陳規陋習，清除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把一批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職員提拔到行政和生產管理的領導崗位，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實行企業管理民主化。1952年7月，市委又在工廠企業中進行民主補課，進一步將城市民主改革普遍、深入地推進。
1952年9月，成都市的民主改革運動基本結束。通過民主改革運動，在全市22個工廠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98人，取消了搜身制、把頭制、封建包工制等一系列壓迫和歧視工人群眾的舊制度和陳規陋習，提高了廣大工人階級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加強了工人之間、工人與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之間的團結，建立健全了現代企業生產管理制度，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工業生產的蓬勃發展。
(二)社會改造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成都市委在貫徹執行婚姻法的同時，采取堅決措施，徹底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丑惡現象。
1950年6月，成都市公安機關采取統一行動，查封所有妓院，收容妓女338人。對妓院老板，分別查封財產、勞動改造或交群眾監督。對各類娼妓采取收容行動，將她們集中在純化街、牛市口勞動教養院里，由民政、婦聯、衛生等部門，對她們進行思想教育、勞動改造，幫助她們治療性病，學習生產技術，使她們認清舊社會娼妓制度的罪惡，提高思想覺悟，革除好吃懶惰、寄生依賴的思想陋習，并做好她們的安置工作，促使她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1952年8月，又收容一批游娼、暗娼。通過教育和改造，大多數的妓女后來都擇偶成家，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到1953年初，全市妓女安置工作基本結束。
1950年冬，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據西南軍政委員會《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和《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辦法》，成立禁毒委員會，頒布禁絕煙毒的通告，開展禁毒運動，查封煙館714家。12月7日，成都市禁毒委員會召開萬人大會，當眾焚毀煙土5380兩，嗎啡2000余包，煙具1萬余件，同時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煙毒犯。1952年8月，又開展第二次禁煙肅毒運動。重點對制造、販賣和運輸毒品的主犯、慣犯、現行犯、技師、主謀、組織者、經紀人、反動軍官、官員、流氓、無業游民進行登記、處理。運動中，進行了煙民登記；對吸食毒品者，實行“勸戒和勒戒相結合”的辦法，號召煙民自動戒毒，發動家屬規勸，群眾監督；設立戒煙所，集體戒毒；各級衛生部門制造戒煙丸，免費發給煙民服用；對戒毒后無正當職業且生活確有困難者，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出路。到11月，全市共登記毒犯5000多人，處理重大毒犯1300多人，收繳毒品原料折合鴉片2.2萬多兩，通過政府幫助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勸說，許多吸毒成癮者戒掉了多年的毒癮，并自謀職業，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在這期間，政府還令禁賭博，并收容教育安置了一大批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的賭徒、乞丐等社會游民。??
經過兩三年間的艱苦努力，成都市禁絕了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賭博等延續了上千年的社會公害，并成功地把這些人改造成了自食其力、有益于社會的勞動者，社會風氣大為好轉。
三、調整城市工商業
隨著新民主主義改革的不斷深入，成都市委、市政府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有重點地對成都市工商業進行調整和改造。具體措施如下:
(一)改組工商組織
1950年3月，成都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重新登記工商業各行業會員，建立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委會，將舊有的150個同業公會改組合并，成立80多個同業公會籌委會。4月以后，相繼成立花紗布交易所、被面交易所、生絲交易所等市場，規定同業公會會員憑會員證；行商憑當地工商團體證明，成都市住商憑介紹信方可進入市場交易。與此同時，市政府還成立了攤販整理委員會，對攤販經營戶進行登記、審批，并選定皇城壩為集中市場。當年12月，成都市委和市政府先后頒布實施《行商管理暫行辦法》、《成都市各地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徹底打垮了舊有的工商業組織，消除了舊市商會、工業會中存在的行業間的分裂割據、排擠欺壓現象，統一了市場管理、取締了投機操縱、穩定了物價、減少了市場盲目性。
(二)調整公私關系
從1950年3月起，由于物價趨于穩定，此前虛假的社會購買力消失，一度出現了商品滯銷現象。根據中央“公私兼顧”的方針，成都市委和市政府充分發揮國營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調整公私關系，切實保護工商業者的正當經營。具體措施如下:(1)國營企業有計劃地逐步擴大對私營工業、手工業產品的加工訂貨和收購、包銷，并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棉紗、棉布、磚瓦等行業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產值的比例，從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80%。(2)收購私營企業滯銷產品，調整公私經營范圍。在工業方面，國營公司以高于當時市場的牌價，對私營工業、手工業庫存滯銷產品全部收購；對產品穩定，質量合格的產品，逐步實行計劃收購或代銷。在商業方面，調整公私經營范圍。國營商業以批發為主，把零售商品的大部分讓給私營零售商經營。在農村只收購糧食、主要經濟作物、土產品和部分出口商品，其余由供銷合作社、私營商業收購。(3)國家讓利，調整價格和稅收政策。在價格方面，一方面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提高農民對工業品的購買力，促進工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國營公司向私營零售商讓利，平均擴大批零差價4%左右。在稅收方面，通過調減農業稅和部分產品稅，裁并貨物稅的稅種稅目，簡化納稅手續，協調了征稅的矛盾。(4)放松銀根，對私營工商業發放貸款。自1950年6月到1951年3月對377戶私營工商業發放了貸款80多萬元。(5)改進市場管理，放寬經營范圍。
(三)調整勞資關系
1950年4月18日，為解決勞資雙方在生產經營中的矛盾，使私營企業正常生產或復工復業，市委本著“勞資兩利”的原則，先后頒布了《勞資爭議調處暫行辦法》、《各業復工糾紛處理暫行辦法》及《私營企業訂立勞資集體合同暫行辦法》。市勞動局、工商局、市總工會籌委會、工商聯籌委會協同工作，先后在全市51個較大私營企業中建立了勞資協商會，按行業歸口成立38個勞資協商委員會，締結勞資集體合同211個，明確了勞資雙方的權利與責任、工時與休假、工資與勞保福利、獎勵與處分等，以解決企業內部的勞資矛盾。
(四)調整產銷關系
為進一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市委還積極幫助私營企業調整產銷關系。(1)幫助企業制定產銷計劃，建章立制，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產品銷路。1950年5月，成都市工商局以抽調干部、動員高等院校學生等方式，組成32個小組，通過對絲紡、棉織、五金、糧油等32個行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銷售渠道的調查，根據“一資二勞三政府”的原則，部署加工訂貨、收購包銷工作。同時，派干部深入行業、企業做好內部改革，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制定合理的產銷計劃。此舉使全市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狀況有了顯著改善。如:11月份工業月產量與5月份相比較，紗廠增長了50%，面粉廠增長了595.4%，棉織行業增長了196%，絲織業增長了65%。(2)本著“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原則，大力開展物資交流活動，幫助私營工商業擴大產銷渠道。1951年春，市政府在青洋宮組織舉辦了成都市首屆物資展覽會。至1953年，市政府先后組織各私營商業行業、私營工業和手工業行業參加本市或外地各種物資交流會、產品展覽會50多次，不僅擴大了企業的產銷渠道，而且活躍了城鄉交流，打破了地區間、行業間的封閉狀態，促進商品流通市場格局初步形成。
四、修建成渝鐵路和川藏公路
自20世紀初葉起，四川人民就盼望修筑成渝鐵路，改變四川交通落后的面貌。但一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時，成渝鐵路工程僅僅完成了少量的土石方及橋梁、隧道工程，未鋪一根枕木和一根鋼軌。已完成的工程僅占開工段預算工程總量的34%，完成投資占計劃總價的14%。??
四川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等領導人便向黨中央建議修筑成渝鐵路，很快得到了中央批準。1950年6月12日，成立了鐵道部西南鐵路工程局。6月15日，成渝鐵路工程正式開工。??
成渝鐵路總長505公里，整個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4211萬立方米，需要修筑43座隧道、84座大中橋梁、1548座小橋及涵洞以及各類房屋15.8萬平方米。在修建成渝鐵路的過程中，國家先后調集了3萬多名解放軍官兵和包括成都市民在內的10萬多民工參加筑路工程。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成渝鐵路于1952年6月正式完工。7月1日，在成都和重慶兩地分別舉行了盛大的成渝鐵路通車典禮。毛澤東主席專門題詞祝賀:“慶賀成渝鐵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筑天成路”[3]。賀龍司令員為通車儀式剪彩。30萬成都軍民聚集在新建的成都火車站，隆重慶祝成渝鐵路全線通車。??
成渝鐵路正式通車
成渝鐵路是新中國成立后由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使用國產器材修筑的第一條干線鐵路，故有“新中國第一路”之稱。成渝鐵路的建成和通車，不僅結束了四川沒有鐵路的歷史，而且還有力地促進了四川省的經濟發展、物資交流和社會進步，對于成都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1950年4月，開始動工修筑川藏公路。川藏公路以成都為起點，止于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全長2416公里，在成都市境內有97公里路段(從成都市外南松柏村起，經雙流、新津、邛崍，止于蒲江縣甘溪與雅安地區名山縣黑竹交界處)。川藏公路沿途需穿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兒山、打馬拉山、色霽拉山等多座3000至5000米以上的高山，需跨越大渡河、瀾滄江、怒江等十余條大河，還要途經多處冰川、雪崩等復雜的地質構造區域。在修筑川藏公路的過程中，筑路軍民作出了巨大貢獻，終于在1954年12月貫通全線。川藏公路修通后，祖國內地的物資經成都源源不斷地運進西藏，加強了四川、成都與西藏的聯系，保證了進藏軍民的物資供給，也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整風運動與“三反”、“五反”
在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為了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成都市委根據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區黨委的指示，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開展了整風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
(一)整風運動
為了進一步適應解放后新形勢下所面臨的新考驗，中央于1950年5月1日，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范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糾正干部、黨員中的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的思想，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
成都市委于7月9日，召開機關、學校黨、團干部動員大會。明確全市整風運動的目的、意義。7月11日，市委整風學習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領導干部要提高認識，結合工作，檢查領導聯系群眾的情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21日，市學委會再次發出通知，強調要重點檢查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以生產為中心的思想，堅持統一戰線的思想；對成都情況的了解與政策實施中的具體問題；領導干部思想、觀點、作風中的經驗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紀律觀念等問題。
這次整風運動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7月15日至8月1日，確定整風的方針、步驟、目標與要求，加強并充實市委整風學習委員會機構，通過動員、學習，全面檢查工作，為黨代會作準備。第二階段，從8月1日到13日，在成都東勝街禮堂召開成都市第一次黨員代表會議。以整風的精神，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缺點、錯誤，并確立今后八項工作任務。第三階段，從8月14日到9月15日，在全市范圍內傳達黨代表會議精神，開展個人檢查，在普遍總結、提高基礎上結束了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對黨員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政策觀念有較大的提高，克服了部分黨員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作風，密切了黨群關系，也促進了成都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二)“三反”和“五反”
隨著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唯利是圖、不講社會公德和追逐非法利潤等消極影響也逐漸暴露出來并呈惡性發展趨勢。特別是少數資本家為了牟取暴利，不惜違法亂紀，千方百計地腐蝕賄賂國家工作人員，大干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在國家訂貨中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非法違法活動。鑒于這種情況的嚴重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1952年初，成都市“三反”運動在全市黨政機關和國營單位展開。2月，在中共川西區黨委先后作出《關于猛烈進攻大貪污犯計劃的決定》和《關于第二次捉“老虎”追加計劃的決定》的促進下，成都市各黨政機關、國營單位猛揪“老虎”(“三反”運動中給貪污犯取的綽號)，推動全市“三反”運動迅速進入高潮。從3月底開始，成都市的“三反”運動進入了對貪污犯進行核定處理的階段。成都市屬單位工作人員共11453人，有10085人參加“三反”運動，占總人數的88%，其中定為有貪污問題的人數占參加運動人數的42%。4月，根據中央“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和“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置”的原則，成都市對貪污分子分別情況進行了核查處理。最后核定在千元以上的大貪污分子共300余人。8月，成都市的“三反”運動基本結束。通過“三反”運動，廣大共產黨員和干部群眾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教育，政治覺悟大大提高，黨風政風明顯好轉，進一步強化了廉潔樸素、愛護公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
1952年1月中旬，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在成都市私營工商業者中展開。1月3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協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川西行署主任兼中共成都市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會議講話中，明確要求徹底搞好“五反”運動，限令不法資本家在2月10日以前主動徹底坦白自己的違法行為，否則將依法嚴懲。在這次會議的推動下，成都市工商各行業紛紛開會檢舉不法奸商的“五毒”行為，查找“五毒俱全”的不法資本家。在“五反”運動中，對成都全市的私營工商業主按其經營活動進行了劃分。全市參加“五反”運動的工商業者中，有坐商31609戶，其中守法戶占20%，基本守法戶占61.8%，半守法戶占15.9%，嚴重違法戶占2.2%，完全違法戶占0.1%；行商1750戶中，守法戶占20%，基本守法戶占64.4%，半守法戶占14.6%，嚴重違法戶占1%。對于違法工商戶，按照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和“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的基本原則，分別情況，以責令違法者“退財補稅”等方式，做了嚴肅處理。由于在“三反”運動中，曾出現對一些違法戶違法數額的認定有擴大的現象，致使其無力如數退補。東城區區委書記王真發現這一情況后，立即報告李井泉，并建議以“減免”的辦法加以解決。李井泉批示同意實行“減免”的政策，并轉發全川西區研究執行。
?ブ?6月中旬，成都市的“五反”運動基本結束。“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對全市工商業者進行了一次普遍而深刻的守法經營教育，為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反”運動開展起來后，較大的企業均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建立了工人對生產的監督制度。部分資本家因人事調配權、經營管理權和利潤分配權受到限制而生產經營積極性下降，態度消極，加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迅速擴大，城鄉商品流通渠道有所改變，私營工商業又出現了新的困難，以致于有些工廠、商店停業歇業，失業或半失業工人的人數增加。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成都市委、市政府及時號召工人、店員主動團結資本家，迅速恢復生產和經營，并給私營工商業增加原材料供應，提高加工費，增加加工任務，引導無發展前途的企業轉產，一部分木業、鹽業、運輸業、輸出業、匹頭百貨業、油糧業、液體燃料業、紙業等行業逐漸轉向國家建設急需的機制磚瓦業、機制玻璃、骨粉和機器造紙行業。同時，遵照中央《關于調整商業的指示》，從緩和公私關系的角度，采取積極措施，調整私營商業。通過國營商業公司讓給私營商業一定的經營陣地，調整批零差價、地區差價，調整商品批發起點，修改簡化市場管理制度和手續，加強國營商業對市場的全面領導，組織資本家學習政策，端正態度，積極搞好生產和經營，從而再次調動起私營商業的積極性。
經過解放初期頭三年的艱苦努力，成都市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總值逐年大幅度增加。1950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7.59億元(不含溫江專區，下同)，比1949年增長6.3%，其中工業總產值1.11億元，比上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6.48億元，比上年增長5.75%；糧食總產量6.43萬噸，比上年增長2.9%。??
1951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8.44億元，比上年增長11.2%，其中工業產值1.61億元，比上年增長45.1%；農業總產值6.83億元，比上年增長5.4%，糧食總產量6.53萬噸，比上年增長1.6%。??
1952年，全市工農業總產值9.26億元，比上年增長9.7%，其中工業總產值1.84億元，比上年增長14.3%；農業總產值7.24億元，比上年增長8.6%；糧食總產量7.06萬噸，比上年增長8.1%。[4]
中共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張鶴鳴黃蕾執筆
[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
[2]相當于現在人民幣300萬元。
[3]《當代成都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
[4]《當代成都簡史》，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