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開放浦東與上海城市的發展_開發開放浦東與上海城市的發展
開發開放浦東與上海城市的發展
轉型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相當一段時間內的重要特征與標志，已深刻影響和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眾多領域。城市的發展與轉型始終是貫穿上海改革開放30年的一條主線，極大地拓展了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空間。自1843年被迫開放門戶后，上海是中國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集航運、外貿、金融、工業、信息、文化中心為一體，綜合經濟實力居于全國首位。解放后，為了把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上海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技基地之一，也是全國最大的港口、貿易中心。浦東的開發開放不僅對于長江三角洲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更是對上海城市在轉型期的活力再造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載體和空間。浦東的發展，成為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之一。
一、開發開放浦東的歷史背景
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全國上下呈現出生機勃勃的發展新貌。然而，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上海卻逐步失去了在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獨領風騷幾十年的地位。上海工業總產值、出口總產值、財政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調撥量、內遷工廠與技術人員輸出等10項曾經獨占全國第一。1982年，工業總產值占全國11.4%，財政收入占全國的17.9%，外貿出口總值占全國16.3%，內貿日用工業品省際調撥量約占全國45%，港口吞吐量占全國的38%[1]。然而整個20世紀80年代上海經濟發展的總體速度僅為7.4%，低于全國平均9%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其中，1985年至1987年，上海連續3年地方財政收入不斷“滑坡”。到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由第1位降到了第6位，落到了廣東、山東、江蘇、遼寧、浙江之后。
現代經濟的全球擴張性要求必須占據便利的、通往世界各地的出海口，經濟貿易中心有向沿海地區集聚的趨勢。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前沿，倚東海之濱，南臨杭州灣，西與富庶的江蘇、浙江兩省毗鄰，北界黃金水道長江入海口，正處于中國南北18000公里海岸線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廣袤，具備得天獨厚的國際經貿區位優勢與國內輻射優勢，一直是中國生產力發展、內外貿易、進出口雙向輻射的經濟生長點，又是全國高等學府、科研機構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勞動力素質較高。在世界經濟重心正向環太平洋地區轉移、新技術迅猛發展之際，上海的發展問題倍加令人矚目。
(一)開發開放浦東前上海城市發展的瓶頸
上海經濟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既有自身發展問題，也有體制機制、思想觀念的約束。
1.經濟結構的不合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海城市功能逐步由多功能綜合型城市轉變為以工業、科技基地為主的生產型城市。上海具備了冶金、化工、機電、儀表、輕紡、石化、汽車、飛機、電站設備、新材料等門類齊全的工業及微電子、計算機、光纖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約有四分之一的工廠不同程度地參與出口產品的生產，許多輕紡產品、手工藝品等馳名海外，不少機械、電子產品以及鋼鐵、萬噸級船舶等進入了國際市場。但是存在片面性和失誤。產業結構不合理:突出了工業，忽視了工業以外其他產業的作用，工業結構內部(包括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等)也不合理，基礎設施嚴重薄弱，工業布局混亂。上海是個資源短缺型城市。多年來，由于粗放式經營，1949年至1979年，上海的工業增長25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長24倍，鋼材消耗增長74倍，即產值每增長1%，能源需增長0.96%，鋼材則需增長296%[2]。隨著計劃和物資體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計劃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分配給上海的物資不斷減少。如國家計劃分配給上海的煤炭，1984年占全市消費量的93%，1988年下降到78.1%；同期內鋼材計劃分配的比重由54%下降到30%；木材由66%下降到30.6%；其余的必須自籌。1987年上海工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任務，僅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的20%，國家計劃分配給上海的物資僅有17種。原材料、資源平價供給量的迅速減少，使上海工業投入成本不斷提高，效益逐漸回落，也使地方用于進口原材料的外匯支出大幅度上升。1981年地方進口原材料外匯僅0.45億美元，1987年連同中央各部門轉由地方進口的物資，地方外匯支出高達6.5億美元[3]。上海工業設備陳舊、廠房簡陋，在外地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后相當部分產品喪失傳統優勢。產品結構水平低，尤其在出口商品結構上，輕紡產品占80%以上，重、化工產品不到20%，而且基本上都是中、低檔和附加值低的產品，直接影響對外經濟發展。對外服務功能不足。1952年上海第三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3%，其中商業尤為發達，其產值約占全市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下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已低于20%。經濟中心功能減退，缺乏活力和輻射、帶動力。
2.空間布局的逼仄
上海歷史上是典型的租界城市，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在租界中各自為政，使整座城市建設缺乏統一規劃，雜亂無章、畸形發展，連管道運行、電話接口，等等，每個區域都是不一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有所改造，但因資金主要集中于工業化建設而難有根本改觀。道路狹窄，工業、商住區域不分，市區人口密度、建筑密度過高，城市容量已達到超飽和狀態。雖然城市作為經濟和社會運動、發展的物質載體，因為集聚而產生較高的效益，然而這種效益并不會隨著集聚程度的不斷提高而得到相應的增長，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其容量畢竟是有限的。對此，上海曾經用擴大市區范圍的辦法，市區面積曾一再擴大，1949年為86平方公里，1958年開辟了若干個衛星城鎮，擴大至127平方公里，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1981年再次擴大為149平方公里，1985年為261平方公里。由于生產的增長有增無減，在城市中采取“見縫插針”發展，不僅不能解決市區的超飽和狀態，使工業布局更趨惡化。城市基礎設施陳舊落后、道路交通擁擠、電力緊張、環境污染，電話、自來水、煤氣等公用事業跟不上群眾生活需要。20世紀80年代之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積、人均居住面積、三廢污染、車輛事故、人口密度等方面居全國倒數第一，各種不安全因素不斷暴露，對整座城市的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威脅。
3.體制機制的局限
上海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難度在于開放度不足和財政上交任務重的雙重制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上海成為經濟生產、財政稅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直接管轄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繼南方四個特區之后進一步開放上海等14個沿海城市，政策環境雖然有所寬松，但正如鄧小平后來所指出，那只是一般性的。由于上海上交中央財政數額巨大，對國家的財政收入貢獻重大，中央對上海的開放必然十分慎重地加以把握。據《上海財政稅務志》，從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總計3911.79億元。從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平均占全國的15.41%，最高時達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財政支出僅占全國的1.65%。上海地方財力僅能支持城市的基本維護，很難進行大規模城市改造和建設，以致削弱了經濟中心的功能和對外對內樞紐的功能。上海對外開放無論是規模、程度還是速度、領域等方面都明顯落后于南方城市。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動率相當高的城市，大進大出。從1958年開始實行戶籍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人口遷入，人口由頻繁流動變為相對靜止。這對于城市的活力，對上海經濟、社會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上海亟須作出新的戰略決策，以重振雄風，發揮其在全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應有的作用。
(二)對上海城市發展道路的探索
1980年7月至9月，上海市委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市經委、農委、建委、計委、科委、財政局等相關單位關于十年規劃的設想，討論研究上海今后的發展方向、重點等問題。1981年至1982年，全市掀起了“上海向何處去，建設什么樣的上海”的討論熱潮。1983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外擠、內聯、改造、開發”的方針。同年8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上海時提出:上海要充分發揮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發揮經濟、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國四化建設的開路先鋒[4]。
1984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上海、遼寧兩個老工業基地必須振興和改造。8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在聽取了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匯報后，決定由國家計委牽頭，與上海一起調查研究，提出改造振興上海的戰略方案。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分別聽取了市政府19個委、辦、局的匯報，開展了6個專題的調研，并與市政府聯合召開上海經濟發展戰略戰役研討會，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專家學者紛紛對改造、振興上海獻計獻策。12月，市政府和國務院調研組聯合向國務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上報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匯報提綱》提出，上海應當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開路先鋒；要充分發揮對外開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力爭在本世紀末，把上海建設成為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城市。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請求中共中央、國務院給予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重點支持。所要求的特殊政策關鍵的有兩條:一是改革現行財政體制，建立上海一級地方財政。要求改變現行的“定收定支、收支掛鉤、總額分成、一年一定”的辦法，采取“核定基數，總額分成，六年不變”的體制，適當增加上海的支出基數，并在分成比例上給予照顧，以增強地方財力。二是給上海各銀行增加基金，擴大融通資金的權限。上海銀行可同全國各地銀行發生橫向聯系，允許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向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其他還有擴大對外貿的經營權；對利用外資改造老企業實行更多的優惠政策；提高外匯留成比例等措施。
1985年2月，國務院同意《匯報提綱》，批示強調:上海在我國經濟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改造、振興上海不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關系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大事。1987年底，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率中央各部委組成的工作組來滬，幫助上海制訂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報告并獲批準。中央給予上海地方財政包干政策，財政上繳比例從87%下調到64%。此后上海上交中央財政的比例逐漸降了下來。
為了贏得疏解布局、調整結構、強化功能的喘息時機，必須拓展上海城市新空間。市委、市政府曾組織有關部門、專家對城市空間布局發展的北上、南下、西擴、東進等多種方案進行了探索。北上指往北部的吳淞、寶山地區發展，與建設中的寶鋼連為一體；南下指向鄰近江浙兩省的郊縣吳涇、閔行、金山等發展，一直到杭州灣；西擴指以中心城為點向西面擴展，逐漸擴大城市化地區，東進即是跨越黃浦江，開發浦東。西擴“攤大餅式”的設想很快遭到否決，因為改造舊區要比建設新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更大，且世界舊城改造史上鮮有成功典范，建設新城區產業結構置換的空間地域成本相對低。所以東進浦東和向南北發展的意見成為主流。《匯報提綱》的提法是:上海的城市和工業布局“重點是向杭州灣和長江口南岸南北兩翼展開，創造條件開發浦東”。1986年上報中共中央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中的提法是:“建設和改造中心城，充實和發展衛星城，有步驟地開發長江口兩岸、杭州灣北岸和浦東地區，有計劃地建設郊縣小城鎮”。三個開發中提到重點應是浦東，但目標主要集中于沿江城市化地區，主要以陸家嘴為中心，將其建設成為上海市中心的延續部分。那時的浦東開發概念主要是上海逐步改造老市區與積極建設新市區相結合方針實施中的關鍵一著棋，是城市突破瓶頸的發展戰略。
(三)從城市發展戰略到國家發展戰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86年4月，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指示:“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必須從長遠考慮，高瞻遠矚，面向21世紀，面向全世界，面向現代化”；“還應當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貿易中心”。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據中央意見，對規劃方案再次修改上報。10月，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強調:“當前，要特別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要盡快修建黃浦江大橋及隧道等工程，在浦東發展金融、貿易、科技、文教和商業服務設施，建設新居住區，使浦東地區成為現代化新區”[5]。
上海是跨河型城市，黃浦江把它分成了東西兩部分。浦東是長江三角洲東緣的一方扇形土地，東臨長江主干道公海段，北扼吳淞口，處于中國“黃金海岸”與“黃金水道”的交匯點。早在1918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就提出以浦東為基地建設東方大港的設想。巴黎的塞納河、倫敦的泰晤士河、波恩的萊茵河、布達佩斯的多瑙河，都是河兩岸比翼齊飛，帶動了整個城市騰達。然而由于歷史上黃浦江兩岸沒有橋梁和隧道溝通，一江之隔使浦東遲遲得不到開發，除沿江部分區域，大部分還只是農村化地區。為了落實國務院的批示，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長任組長的開發浦東聯合咨詢小組，聘請原市領導以及一批專家任高級顧問、海外知名人士為顧問，對浦東開發進行大量的可行性論證。黃浦江市區段第一座大橋南浦大橋動工興建。1988年5月，上海召開國內外14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的“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時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從總結歷史經驗的高度，闡明:“上海作為全國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個開放城市，應該更進一步改革開放，開發浦東，加快向外向型經濟發展，建設國際化、樞紐化、現代化的世界第一流新市區”，并強調開發浦東要再造“上海經濟中心功能和對內對外樞紐的功能”[6]。
1990年5月，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和上海市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正式掛牌
浦東開發開放的真正啟動是1990年初。鄧小平、楊尚昆在上海過春節，聽取上海關于開發開放浦東設想的匯報后，鄧小平非常明確地表示支持。這既是出于他對上海目前困境和潛在優勢的洞明，也是基于他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判斷和對中國跨世紀發展戰略的設計。上海的腹地是長江流域。而整個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沿岸地區的土地面積占全國的1/4，人口占全國的1/5，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近4/5。他指出:“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7]。他把浦東的開發開放作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領頭羊，要求在全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地區拓展特區的經驗，構筑面向21世紀的全方位、高層次開放新格局。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8]。他強調:“上海開發了，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9]此后又多次強調:“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10]。
上海于1990年2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了《關于開發浦東的請示》。在鄧小平的積極支持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構想，先后委派國務委員鄒家華、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帶領有關部委負責人進行實地考察，策劃如何啟動開發浦東，政策如何定。財政、外貿、計委、人行等部門調研后起草提綱，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的政策:每年可利用外資一個億美元；中央給上海每年二個億的補助和三個億的貸款；同意搞土地批租，免交土地批租的40%用于土地滾動開發，城市建設；浦東開發開放的第一個五年里的財政不上交。1990年4月18日，李鵬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上海宣布了開發開放浦東的決策，指出這是中國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上海關于開發浦東的請示，指出:“開發和開放浦東是深化改革、進一步實行對內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經濟基礎，要充分利用上海的優勢，有計劃、有步驟、積極穩妥地開發和開放浦東，必將對上海和全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開發和開放浦東是一件關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實辦好。”這樣，浦東開發開放就從上海的地方發展戰略變成了國家發展戰略。
二、開發開放浦東戰略的實施
浦東開發開放把上海推向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開發開放浦東是一項跨世紀的宏偉工程。要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一片良田、灘涂上建起一座現代化新城區，使其成為未來上海城市功能實現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地域載體，必須推行超常的發展戰略，快速推進城市化建設的進程。
(一)開發開放浦東戰略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定位
從20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上海市領導為籌劃浦東開發，曾先后率代表團遍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園區、新興工業園區及自由貿易區，學習借鑒其成功的經驗，組織大型中層干部團去廣東、深圳、等地學習取經。通過比較、分析、討論，逐步形成了上海浦東開發的思路，其核心是要抓住國際經濟全球化的機遇，依托長江三角洲的地緣優勢和人才資源，主動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梯度轉移，并根據上海的基礎與條件，把承接產業的水平定在“中高端”，從而可以把浦東新區建成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交匯點與聚合區[11]。上海市九屆人大四次會議1991年4月通過的“八五”計劃中確定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16字方針，明確浦東的開發開放堅持打“長江牌”、“中華牌”和“世界牌”。199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這一重大決策不僅明確了上海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明確了上海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應有的地位與作用，也指明了上海邁向21世紀的戰略目標。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要求浦東新區“在體制創新、產業升級、擴大開放等方面繼續走在前面，發揮對全國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2001年5月，國務院批準的新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進一步明確了上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的功能定位，為邁向新世紀的上海描繪了新的發展藍圖。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鼓勵經濟特區和浦東新區擴大開放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從改革創新的層面對特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指示和定位要求為上海開發開放浦東的實踐指明了方向。
浦東開發開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3次比較集中地賦予一系列特殊政策。1990年，中央給予了浦東開發10項優惠政策，給予65億元啟動貸款。1992年1月，國務院宣布擴大浦東新區部分項目審批權和資金籌措渠道，給予進一步貸款、發行債券和股票的政策支持。不久，又給予擴大5類審批權限，增加5個方面資金籌措渠道的優惠政策，給予上海更大的自主審批權。1995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于“九五”期間上海浦東新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通知》，賦予浦東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主要包括財政稅收和資金、擴大市場開放度和準入度以及擴大審批權限等3個方面。這些政策充分體現了浦東開發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先行先試作用，使浦東成為全國對外開放度和市場準入度最大的地區之一。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關注、支持著浦東的發展，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到過浦東視察、實地調查研究和現場指導。江澤民曾先后19次到浦東考察工作，再三強調“浦東開發開放是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出發提出來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東開發這件大事辦好”。2004年7月，胡錦濤視察浦東，指出“要繼續搞好浦東開發開放，加快體制創新，不斷提高外向型經濟層次，努力在更高起點上實現快速發展”。2005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重點是要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著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著力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這是中共中央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部署，賦予浦東為全國深化改革攻堅探路的重要使命。所有這些指引著上海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實踐。
(二)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進程
自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以來19年的歲月大致經過了3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4月至1995年，這一時期特點是高起點作好開發浦東的科學規劃，逐步推開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
建構黨政管理體系。1990年4月18日，李鵬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宣布開發開放浦東的決策。當月，上海成立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和市浦東開發辦公室，負責浦東開發的規劃、政策和組織準備。1992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撤銷川沙縣建制，建立浦東新區，其行政區域包括原川沙縣全境，原上海縣的三林鄉以及楊浦、黃浦、南市3區的浦東部分，面積522.75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56.2萬人。1993年1月，中共上海市浦東新區工作委員會、上海市浦東新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同年3月，浦東新區同上述三區二縣的社會管理職能交接順利完成，“兩委”開始全面履職。
編制修訂完成規劃。1990年5月，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掛牌成立。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持對浦東發展規劃進行全面的戰略性研究，力求以高標準、系統化的規劃指導浦東高起點開發。浦東新區總體發展規劃經市人大常委會審定通過。規劃明確把浦東建成集中央商務區、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高科技園區以及海港、空港、鐵路樞紐于一體，城鄉協調發展、具有高度文明和國際水平的現代化新區。總體規劃編制完成后，浦東新區各職能部門陸續編制了各專業的詳細規劃，如環保規劃、綠化規劃、交通規劃、水利規劃等；各開發小區、街道、集鎮也先后編制了本區、本塊的各類詳細規劃，為新區從近到遠的開發建設目標提供實施的藍圖。
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浦東開發后，上海集中力量進行新區道路、供水、供電、供氣、通信等“七通一平”的市政基礎設施和重點小區的基礎開發。1990年9月，成立陸家嘴、外高橋、金橋三個開發公司，負責上述浦東三重點地區的綜合開發和經營管理。以交通、能源和通信項目為主的“八五”計劃第一輪十大重點基礎設施工程及各項配套設施項目分別有:南浦、楊浦大橋、楊高路拓寬改建工程、外高橋港區、合流污水工程浦東段等，它們均提前完成，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
初建市場規范環境。1990年9月，國務院有關部門和上海市政府發布了第一批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9個法規等文件。同年在外高橋率先建立我國第一個保稅區。保稅區的設立與運營，對于形成良好的投資環境，擴大招商引資和拓展功能運作發揮明顯成效。在中央給予浦東開發優惠政策同時，上海也相繼出臺對外商和國內投資者逐步實行“國民待遇”、“市民待遇”的措施、招商引資等有關政策法規，海關、市外資委、市協作辦、市財政局等部門在外高橋保稅區和張江高科技園區進行企業設立登記制試點，為中外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管理和“一條龍”服務。
第二階段，從1996年至2001年，這一時期主要特點是，基礎開發與功能開發齊頭并進，在使浦東城市形態布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網絡建設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同時，重點打造由金融貿易、現代工業、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等構成的城區新功能。
大規模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從1996年起，新一輪以“三港二線”為標志的十大基礎設施工程全面展開，浦東國際機場(空港)一期工程、浦東信息港、深水港一期工程、地鐵2號線一期工程、外環線以及世紀大道、黃浦江觀光隧道和東海天然氣等先后建成投入使用。10年間，浦東新區新增道路1000公里，綠化地區從44平方公里擴大到近100平方公里；新建各類建筑5000萬平方米，近千幢大樓拔地而起。2001年，籍APEC會議主會場設在浦東之機，上海科技館、新上海國際博覽中心一期等建成開館；磁懸浮列車等大力推進。浦東的基礎設施實現了從基礎型向樞紐型的轉變。
加快重點小區功能開發。重點小區的開發是支撐整個浦東開發開放的基礎。按照“開發一片，建成一片，投資一片，收效一片”的滾動開發方針，全國唯一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著力開發金融、貿易、商業等第三產業集聚的服務功能；外高橋保稅區，逐步拓展國際貿易、保稅倉儲、出口加工三大功能加工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物流分撥功能進一步增強；金橋出口加工區，著重發展具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出口加工工業，成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之一；張江高科技園區著力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創新功能，1999年8月，市委、市政府頒布“聚焦張江”戰略決策，明確其以集成電路、軟件、生物醫藥為主導產業。
體制改革先行先試。由于資金有限，基礎設施建設不到位，難以具備大規模招商引資的條件。對此，浦東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土地、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采取組建公司進行商業性開發、由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轉、批租實轉、成片規劃、滾動開發”的新路子。通過企業上市和銀行信貸、吸引內資、引進外資等多渠道融資戰略，為重點企業、重大工程、重要項目籌措大量資金，使資源通過市場得到最優配置。大批國有、集體企業通過與外資嫁接和資產重組，實現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造。到90年代末，在浦東開發以來上千億元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利用外資占32%，銀行貸款占28%，企業自籌占30%，中央、市和新區三級政府財力僅占10%。
擴大對外開放領域。浦東對外開放重點從一般生產加工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外商投資的制造業90%以上屬于世界先進水平。通過與外商資本的嫁接，浦東新區已經成為上海信息產業、現代生物醫藥工業、家電制造業和汽車及零部件制造業的重要基地。服務貿易開放已擴大到金融、保險、貿易、商業、房地產、電訊、中介服務以及教育、醫療等諸多領域。大量外資外技的進入，促進了上海的工業結構向高級化、集約化方向發展，帶動汽車、通信和精細化工等行業的技術水平跨入世界先進行列。
第三階段，從2002年上海市第八次黨代會后至今，浦東從大開發階段進入重功能、重管理、重創新的新階段。這一時期主要特點是，產業發展由奠定基礎轉入重點提高創新能力，發展動力由主要依靠中央財政政策優惠支持和投資拉動轉入主要依靠體制創新和擴大開放的綜合優勢，資源配置、要素整合、雙向輻射、服務全國的功能不斷強化。
實施“聚焦張江”戰略。按照“國內領先、世界一流”的目標集中力量建設張江高科技園區，吸引一批知名的、技術領先于國際國內的集成電路、生物醫藥、軟件、文化創意、金融服務等企業入駐張江。2006年上海高科技園區整體更名為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核心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建設帶動和輻射其他各園區發展，推進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二次創業”，促進校區、園區、社區“三區”聯動發展，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外散，促進中小科技企業快速成長。張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與轉化基地；科技創業人才、研發機構和科技企業的集聚基地；產學研一體化綜合改革的試驗基地。
推進金融中心建設。以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為載體推進金融改革和創新，帶動信息、物流、專業服務等行業加快發展，促進航運中心、總部經濟等綜合服務功能的拓展和提升。陸家嘴成為國內金融機構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場最完備的地區之一。到2007年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累計達到96家，中外資金融機構總數達到493家，外資法人銀行數占全國1/2，達到375家；金融貿易區流量經濟涵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物流網絡遍布165個國家和地區，集聚著證券、期貨、鉆石、產權、石油等10多個國家級要素市場，以股票、貨幣、債券、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產權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日漸成熟。
加快迎世博城市建設。上海2010年舉辦世博會為浦東的開發開放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占世博會會址總面積65%設在浦東新區。這一時期抓住籌辦世博會的歷史機遇，一手抓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一手抓環保整治和城市管理。重點建設以浦東國際機場、外高橋港區、上海信息港為核心的功能性、樞紐型重大工程以及一批越江工程、軌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礎設施，初步形成融入全市、面向世界、輻射長三角的基礎設施網絡體系。利用世博效應，浦東正進一步拓展商務、會展、旅游、文化等綜合功能，完善樞紐型網絡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區綜合服務能力。
開展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迎接加入WTO的機遇與挑戰，浦東進一步改善投資、政策、工作、生活和人文等綜合投資環境。國務院批準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后，國家14個部門先后在浦東開展21項改革試點，為全國改革開放探索前進方向。按照中共中央要求，上海擬定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3年行動計劃，明確6個方面60個具體改革事項，主要包括政府體制、市場體制、企業體制、中介組織體制、公共部門體制、科技創新體制、人力資源開發體制、城鄉統籌發展體制、涉外經濟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目前大都已經完成或正在展開。
(三)開發開放浦東的實施特色
1.堅持“三個先行”。為了實現高起點開發，上海堅持規劃先行、法制先行、高新技術先行“三個先行”，嚴格規范開發秩序，優化管理規程。浦東新區采取了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規劃設想，根據發展多功能城市的目標，規劃建設五個功能相互獨立又相互補充的綜合分區，即相對集中金融、貿易、行政管理、商業、文化等第三產業的陸家嘴――花木分區；以自由貿易區為核心的外高橋――高橋分區；以出口加工工業為中心的慶寧寺――金橋分區；以基礎產業為主的周家渡――六里分區；以科研和教育相結合的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北蔡――張江分區。為了高起點規劃，浦東許多規劃都采取國際招標或國際咨詢等方式，使之成為集國際、國內智慧的最新成果，使得區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劃、城市形態規劃、交通規劃、基礎設施規劃和生態環境規劃配套完善。浦東開發堅持法制先行的思路。多年來，市人大、市政府在浦東新區先后頒布了20多項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和法規，浦東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知識產權保護法庭，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社會矛盾調解中心，基本上使經濟運作有章、有序地進行。實行高新技術產業先行，提升了浦東的產業技術水平和層次，使浦東成為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新高地，為上海的金融商貿等服務業發展奠定扎實的產業基礎。
從浦西外灘眺望浦東
2.以開放促改革。浦東的開發開放正處于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不可推卸地負有率先打破舊體制，創立新體制的歷史使命。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浦東率先進行了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建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外貿公司和零售商業企業等試點，把對外開放擴展到金融、貿易、電訊、會展旅游以及律師、會計、咨詢、教育、醫療等服務貿易領域，積極探索符合國際通行慣例的經濟管理方式。開放促進了改革。圍繞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浦東率先構建了較為完備的要素市場。在浦東率先對國內開放人才、貿易、建筑、房地產和產權交易市場等。在全國率先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機構與職位的設置實行精兵簡政，行政管理層次實行“兩級結構”[12]，職能管理體系實行“系統綜合”，發揮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中介機構的作用。在全國率先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經過四輪改革，行政審批事項由原來的724項減為220項，縮減近70%。浦東開發開放中曾探索嘗試的保稅區模式、出口加工區模式和高科技園區模式都已為各地所借鑒。
3.統籌兼顧協調發展。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上海開發開放浦東堅持經濟社會協調、建設管理并重、人與自然和諧，確保了浦東健康有序良好的發展風貌。針對浦東快速城市化、大量人口導入與社區建設、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的情況，上海大力推進社區建設和社區管理，對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的投入力度，財政支出年均增長分別達到30%以上，高強度投入、高標準建設了一批教育、衛生、文化和體育設施，社會事業實現了超常規發展，基本滿足了人民群眾多層次的物質文化需求。在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推進以文明創建、長效管理、市民素質建設等為重點的精神文明建設，先后榮獲“上海市文明城區”和“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先進城區”、“國家衛生城區”、“全國社區衛生服務示范區”等榮譽稱號，促進了市民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統籌城鄉發展，加大對農村的教育經費的投入，改善郊區學校軟硬件建設，基本形成多層次的教育體系。推進充分就業社區創建，對開發建設中產生的16萬被征地農民，率先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就業安置機制。基本建立城鎮社會保險制度，基本覆蓋了城鄉各類從業人員。
三、開發開放浦東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
浦東開發開放18年來，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一個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巍然大成。巨大的變化表現為:一是經濟總量，1990年浦東的GDP為60.24億元，到2007年時，已躍增到2750.76億元，增長了40多倍，占上海市經濟總量的比重從約1/12上升到22.9%。二是財政總收入，1990年浦東財政收入不足10億元，2007年已達到854.49億元，增長了85倍[13]。三是人民群眾收入水平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到2007年底，浦東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萬元，農民純收入達1.23萬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開發開放浦東不僅使上海徹底擺脫城市基礎設施老化、產業結構層次較低、總體經濟實力相對下降的困難局面，而且也為上海這座百年老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度騰飛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奠定了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礎
浦東開發開放之初上海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三產業的比重較低；第二產業中傳統工業的比重較大，高加工度化和高技術化趨勢不明顯。19年來，浦東開發開放堅持以產業結構優化積極推動功能拓展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優先發展以金融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為全市產業結構合理化發揮了先導作用，逐步形成了現代化服務業和先進創造業共同推進經濟發展的格局。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開發初期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52.3%，產業亮點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務業、會展旅游業、現代物流業、房地產業、高新技術等產業，2007年底，中外金融機構總數已達493家，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1280.52億美元，新批外資項目1254個，吸引合同外資49.49億美元，占全市總量的1/3；第二產業繼續保持平穩發展態勢，大量外資外技的進入，促進了上海的工業結構向高級化、集約化方向發展，帶動汽車、通信和精細化工等行業的技術水平跨入世界先進行列，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快速成長，包括高技術產業、軟件產業和信息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在內的創新經濟迅速發展，2007年，總量達到2700億元，研發機構迅速集聚，已達到223家，市高新技術企業624家。2007年，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累計達到96家，總量占全市一半以上。開發開放為浦東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和發展空間，以現代農業、設施農業為基礎的都市型第一產業初具規模，鄉鎮工業結構調整取得新的成效，農村經濟總量在市郊區縣名列前茅。
浦東開發開放以來，4個國家級重點小區的建設不斷推進，為上海城市功能的拓展發揮了核心功能的作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張江高科技園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已成為上海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象征。陸家嘴作為國內金融機構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場最完備的地區之一，金融貿易區流量經濟涵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物流網絡遍布165個國家和地區，集聚著證券、期貨、鉆石、產權、石油等10多個國家級要素市場，以股票、貨幣、債券、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產權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日漸成熟，基本確立了國內金融市場中心的地位。張江高科技園區建有國家上海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基地、國家信息產業基地、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地、國家半導體照明產業基地、國家863信息安全成果產業化(東部)基地、國家軟件產業基地、國家軟件出口基地、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等多個國家級基地。擁有多模式、多類型的孵化器，建有國家火炬創業園、國家留學人員創業園。引進國內一大批科研教育機構入駐，支持以企業體的產學研聯盟實施重大共性技術攻關項目。張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與轉化基地；科技創業人才、研發機構和科技企業的集聚基地；產學研一體化綜合改革的試驗基地，已吸引15家研究機構和70多家創新型企業落戶，成為上海技術創新和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平臺。外高橋保稅區國際貿易、保稅倉儲、出口加工3大功能逐步拓展，引進了2000多家貿易公司和60多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的物流分撥中心，加工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物流分撥功能進一步增強，現代海運和港口經濟穩步發展，已成為國內最大的保稅區和新興港口。18年來，外高橋保稅區累計批準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9950個項目，其中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30多家入駐保稅區。區內貿易企業實現商品銷售額4838億元，占全國保稅區的55%，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貿易中心，來自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的眾多進出口企業從中獲益。保稅區的加工貿易、倉儲分撥、商品展示和運輸等多種功能已得到發揮。金橋出口加工區已成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之一，吸引340多家中外資企業落戶，150個現代制造業項目相繼投產，其高新技術和支柱產業在全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達到70%。先進制造業引領效應明顯，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51家在金橋投資79個項目。
浦西以浦東為“龍頭”推動產業的調整，取得互相促進，加速發展的效應。一批國有老企業和集體企業在浦東投資與外商投資經濟嫁接，提升了產業能級，成為上海工業新高地建設的重要力量；一批國有企業在資本市場通過募集發展資金，改善資本結構，實現了產權制度改造；一批國有企業在要素市場上進行了多方面整合，規范了市場進退行為，逐步強化了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一批國有企業在產業升級中開始了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構建了支柱工業的生產集群，各產業間技術進步的相互溢出效應，推動了工業整體進步。同時，一大批混合經濟和非公經濟迅速發展也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調整提供了包括資本嫁接、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的良好社會條件。通過浦東的輻射效應，消化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創造國內技術領先產品，并推動了傳統產業升級，上海的產業水平特別是工業的科技含量不斷提高。隨著金融保險服務功能的進一步強化，上海金融信息化進程加快，金融業務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在不斷規范中繼續發展。
通過浦東開發開放，上海城市的功能和性質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從相對單一的工業生產基地轉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多功能中心。上海的產業結構、產業布局和整體經濟結構得到了優化，進而全面提升了上海整個城市的運作效率和經濟效益。實踐證明，浦東高起點、高強度、寬領域、全方位的開放，為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徹底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布局
從傳統上海工業的空間布局看，工業企業主要分散于市區，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體開發，也不利于工業企業及產品的配套和規模化。浦東開發開放提供了發展新空間。上海不僅按照科學規劃把浦東新區建設成有合理的發展布局結構、先進的綜合交通網絡、完整的市政公用設施、便捷的通信系統，以及良好的生態環境的現代化新區，而且按照建設國際大都市的要求，對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間作出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確定約5平方公里中央商務區為城市核心層，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和管理等高層次第三產業；第二層為約30平方公里的中心商業區，成為匯集全國名、特、優商品的主要商業區；第三層為約1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以第三產業和居住為主，并保留一部分無污染的城市型工業；第四層約1000平方公里的輔城，重點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業，集中建設了9個市級工業區和一批大型居民住宅區；第五層約5000平方公里的郊區，主要發展第一產業和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并形成若干個工業園區和旅游度假區，初步形成了支持多功能、高端化發展的城市形態布局。
浦東開發開放以相對自由的投資環境、優惠的投資政策以及完備的基礎設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成為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連接的重要紐帶。利用外資不僅成為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主要杠桿，也成為城市建設和優化生產力布局的重要力量。據統計，在上海90年代的城市建設資金中，有1/6來源于外資，浦東更高達70%以上。上海舊區改造按以往政府正常撥款需100年左右時間才能完成，土地批租利用外資后10年基本完成。按照“延伸周邊、輻射江浙、服務全國”的要求，上海抓緊建設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加快建設城市高速公路網和軌道交通網，進一步密切浦東新區與周邊區縣及長江三角洲的聯系，進一步強化浦東交通信息樞紐的地位。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洋山深水港區一、二期工程建成投入運營，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躋身世界第三。一批高速公路和黃浦江越江通道等重要交通設施相繼建成。快速干道、輕軌等現代化交通動脈和密布新區的不同等級道路相連，形成便捷、暢通的網絡，并和空港、海港、鐵路、內河航道及黃浦江越江工程(大橋、隧道、地鐵等)共同組成立體化的綜合交通體系。由內環線、外環線、郊區干線公路、東西發展軸線等城市綜合交通體系將浦東與浦西連成一片，真正成為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功能載體。
(三)提升了城市的服務功能
開發開放浦東后，按照建設“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經濟帶”的要求，上海制定了“開發浦東、服務全國、優勢互補、互惠互利、聯動發展、共同繁榮”的區域經濟協作政策，提出讓兄弟省市共享浦東開發開放資源，要“打長江牌”、“中華牌”、“世界牌”，要在為全國服務中加快發展自己等思路。同時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吸引外省市企業到上海發展的政策。對凡是到上海落戶的外資或外地企業，均一視同仁，給予“國民待遇”，并在投資計劃、進出口、財稅、戶籍、土地使用、融資等方面推出各種優惠政策。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積極擴大對內開放，積極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吸引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的企業共同參與浦東開發。這些項目絕大多數已成為各地對外聯系的“窗口”、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內地企業與外資企業嫁接的基地，從而帶動和促進了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為發揮浦東和上海在全國經濟的輻射作用，上海不斷健全以“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為重點的基礎設施網絡，積極拓展上海和浦東交通、通信、信息等方面的樞紐口岸功能；充分發揮浦東證券、金融、產權交易等要素市場的作用，特別是通過興辦鉆石交易和黃金交易等新興的要素市場，形成上海和浦東在資金、項目、要素配置等方面的服務功能；努力完善浦東在人才引進培訓和科技開發等方面的優勢，使浦東和上海成為全國面向市場經濟的人才基地和科技產業化基地。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僅促進了上海的振興，而且對長江流域和全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使上海初步成為全國資金流、商品流、技術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匯樞紐。
浦東的開發開放給周邊省市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中共中央賦予浦東開發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將投資的方向選到浦東及其周邊地區，浦東在奉行重點吸收國際著名跨國公司投資策略的同時，使一些中小資本將投資的方向選向了鄰近浦東的省市，從而使長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蘇南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加快。以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中國逐步形成沿海、沿江、沿邊、沿路和內地省會城市全方位大開放的格局。到上世紀末，長江三角洲已崛起了迅速發展的城市群，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跨入了高速增長的行列，成為中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浦東作為上海“四個中心”功能的重要承載區域，為提升上海對全國的服務功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四、大浦東建設對上海城市發展影響力的前瞻
對浦東開發開放，中共中央曾明確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八五”時期為開發起步階段，主要編制規劃、整治環境和積極為吸引外資創造條件。第二步，“九五”期間為重點開發階段，初步形成基礎設施比較配套的浦東新區大格局。第三步，2000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為全面建設階段，使浦東成為21世紀上海現代化的象征，成為適應國際性城市及外向型經濟發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區。經過19年的開發開放，浦東積累了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領先的產業集群。但同時，可開發利用的土地等資源日益緊張，地區綜合商務成本不斷提升，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正成為影響浦東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投入運行的洋山港二期
2008年7月5日，溫家寶在視察上海洋山港時指出，上海要緊緊圍繞建成東北亞國際樞紐港的目標，大力發展現代航運服務體系，著力打造航運服務資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目標、內涵、任務作出了清晰的判斷和部署，“使浦東能夠準確定位、乘勢而上，加快以陸家嘴金融城為核心的金融服務平臺和以海港、空港為依托的航運服務平臺建設，加快多功能綜合優勢的整合與拓展”。《意見》體現了中共中央對上海產業發展、城市發展強有力的導向和支持。上海加快“二個中心”建設國家戰略，最重要的區域是陸家嘴、外高橋、洋山港三點之間的“黃金三角”。國務院今年4月又批復同意上海市《關于撤銷南匯區建制將原南匯區行政區域劃入浦東新區的請示》，推動新浦東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建設國家戰略的核心功能區，要求上海嚴格執行國家土地管理法規政策，加大區域資源的整合力度，優化總體布局，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目前，浦東新區的面積是532.75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94.29萬人，調整之后的浦東新區總面積將達到1210.41平方公里，戶籍人口也將達到268.6萬人口。這些重大舉措的出臺不僅表明了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堅強決心，對促進上海的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資源整合顯優勢。對于承擔著引領示范重大功能的浦東而言，要引領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首先要率先實現經濟結構的“轉身”，而“轉身”則需要一定的容量和平臺。大浦東這一全新空間，幾乎囊括上海金融、航運、貿易等各個領域建設的所有主題。有了這些空間和要素資源的整合以及相互配合，浦東將成為上海承載國家戰略目標建設的核心區。在南匯并入新浦東后，國家推進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政策有了更大的輻射空間，外高橋和洋山兩大港口之間的優勢可以得到更好地互補，從而為打造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核心區、航運政策和制度創新的試驗區、航運服務發展的示范區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為上海2010年基本建成國際航運中心的目標提供支撐、服務和引領。
政策聯動增實力。兩區合并后，讓浦東綜合配套改革各項先行先試政策覆蓋南匯，在更高層面上推進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圍繞“全國能借鑒、上海能推廣、浦東能突破”的結合點找準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解決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體制機制障礙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更好地發揮改革試點的示范帶動作用。通過兩區政策、規劃、產業聯動，促進大浦東金三角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實現“一體化”，有望成為上海未來10―20年發展最重要的增長極。沿黃浦江一帶，以金融業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的能級將得到極大提升，有利于區域資源的整合和產業總體布局的優化。而外高橋、金橋、張江、康橋、臨港新城將串起先進制造業產業帶，汽車、IT、生物醫藥、白家電產業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浦東將在更廣闊的空間實現產業結構、產業布局和產業能級的調整。
此外，洋山深水港、杭州灣跨海大橋、長江隧橋、蘇通大橋等一批世紀性交通樞紐工程，也將成為大浦東直通長三角的硬件，隨著區域內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上海服務長三角、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的內涵和能級將大大提升。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嚴愛云執筆
[1]孫懷仁主編：《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4頁。
[2]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宣傳通訊》編輯部：《發展外向型經濟》，《宣傳通訊》1988年3月增刊，第11頁。
[3]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宣傳通訊》編輯部：《發展外向型經濟》，《宣傳通訊》1988年3月增刊，第19頁。
[4]李開亞主編：《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頁。
[5]李開亞主編：《上海人民政府志》，第949頁。
[6]《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頁。
[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5頁。
[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6頁。
[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11]趙啟正：《浦東邏輯――浦東開發與經濟全球化》，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2頁。
[12]兩級為：管委會――鄉、鎮機構、街道辦事處，由管委會直接管轄原三區兩縣在浦東地區的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中間不設區、縣一級行政機構。
[13]浦東年鑒2008》，第368―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