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長】解放后上海城市發展轉型的歷史階段及特征
解放后上海城市發展轉型的歷史階段及特征
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始終是貫穿上海開埠以來100多年的一條主線。特別是上海解放以來60年間所呈現的發展轉型，時間短、轉型幅度大，充分印證了城市經過“發展――轉型――再發展”的演進過程。從曾經的遠東國際金融中心，到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的要求，除舊布新、調整改造，使國民經濟走出困境，上海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城市轉型由此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上海在國家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等方針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合理發展工業和科技，建成綜合性工業基地，上海完成了從消費性城市向生產性城市的轉變。改革開放新時期，從發展第三產業，發揮口岸功能，“一個龍頭、三個中心”，再到“四個中心”，上海城市發展進入到第二輪轉型期。上海為推動城市功能從工商業城市向經濟中心城市重大轉變所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城市發展規劃，為城市的發展和轉型指明了方向。正是60年來在發展中推動轉型，在轉型中獲得新的發展，進而拓展了經濟建設的空間、改變了城市形態的布局、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功能、促進了城市社會的進步。
本文力圖在解放以后60年的歷史時段中，以上海城市的結構、功能演變為主線，以上海城市發展過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實踐為重點，梳理和檢視上海城市發展轉型的歷史脈絡，總結出可供今后促進城市發展轉型的規律性內容，為更好地推動上海的城市發展提供借鑒。
一、上海城市發展轉型的歷史階段
在解放后的60年間，上海在國家的統一部署下，從最初的變消費性城市為生產性城市，到推進“一個龍頭、三個中心”建設，再到加快“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總體來看可劃分為:改造中發展(1949年至1952年)、建設中發展(1953年至1977年)和轉型中發展(1978年至2008年)3個階段。這3個階段都有發展的成就和轉型的特征，只是在第3個階段即改革開放新時期的轉型特征和發展成就更為顯著。
(一)改造中發展:催生新上海
解放之初的上海，生產萎縮、百業蕭條、物價飛漲、治安狀況差。為在大上海建立起鞏固的人民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人民在順利解放接管上海的基礎上，采取政治、行政、經濟等多種手段整治混亂的經濟社會環境，建立國營經濟的經濟基礎，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上海成為人心安定、社會秩序良好、社會風氣清新的大都市。
上海市民游行反對銀元投機
1.控制穩定市場
作為舊中國的經濟中心，如果上海市場一片混亂，將導致全國財經工作失去控制。為了控制和改造物價飛漲、金圓券貨幣體系崩潰的市場，使之擺脫嚴峻的困局，沿著正當的軌道前進，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在接管整頓舊金融機構的同時，發布《關于使用人民幣及禁用偽金圓券的布告》，設立新的金融機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查封投機商操縱銀元市場的活動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禁止地下錢莊及非法金融機構與金融業務，舉辦以相當于白粳米1升、12磅龍頭布1尺、生油1兩、煤球1斤的時價之和為“折實單位”的人民幣“折實儲蓄”，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1949年6月下旬至1950年2月，投機資本轉到大米、紗布、煤炭(俗稱“兩白一黑”)等生產生活必需品領域，先后又掀起3次大的漲價風。上海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和全國支持下，從各地調集物資適時拋售，開征特種營業稅、貨物稅、娛樂稅、印花稅、契稅等能起到緊縮銀根的稅收，取得“兩白一黑”斗爭的勝利，徹底打垮了投機勢力。
1950年3月，歷經漲價風考驗的中央政府為了從根本上制止通貨膨脹，穩定金融物價，決定對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實行統一管理。上海綜合采取經濟、行政手段，積極配合中央實行統一管理財政收支、統一管理物資、統一管理信貸收支及貨幣發行的“三統”政策和財政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求平衡、信貸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間的協調的“三平”政策。為加強稅收征管，健全稅收機構、加強稽查、反對偷漏稅、實行民主評議，推動經營者實現依法納稅。成立全市公債推銷委員會，動員全市各界人民完成3000萬份的公債認購任務，吸收社會游資以緊縮通貨。為適應全國統一調度物資的需要，將企業華東貿易部設在上海的各國營貿易專業公司改為全國總公司的華東公司，建立紗布、米、化工原料等主要物資的新型市場，使棉紗等物資交易走向供求相應和計劃調節。此外，上海還建立了貿易金庫，大量吸收存款，上海的市場環境出現根本性變化，貨幣流通速度放緩，市場利率下降，物價止漲回落，持續多年的通貨膨脹得到遏制。
統一財經，穩定了物價，但也有私營工商企業因一時無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而關廠歇業，市場有走向蕭條的跡象。上海按照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合理調整現有工商業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促進工商業發展。擴大政府加工訂貨范圍，根據各廠不同情況分別給予委托加工、訂貨，收購產品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植，幫助企業解決生產和銷路問題。兼顧生產、運銷、消費三者的利益，修訂部分商品的地區差價，讓私營工商業者有利可圖。適當控制國營商業的發展，對有利于恢復、發展生產和保證人民生活需要的急需產品全部或部分免征貨物稅，調整了公私關系。根據勞資兩利和民主原則，積極推動私營企業成立勞資協商會議，用協商的方法解決有關勞資雙方利益的問題，維護勞資雙方的合法權益。準備自備外匯，免除棉花進口稅以及實行運價優待，協助外貿企業繞道天津、青島搞轉口貿易等，使上海的私營企業在海口被封鎖的情況下，仍能獲得生產所必需的原料，緩解了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困難。市場隨著有效供給的增加逐漸活躍起來，大部分工業產品的產量超過解放前的最高年產量。
2.建立國營經濟的經濟基礎
建立國營經濟，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重要條件，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由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控制經濟命脈、私營資本在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城市，能否建立起堅實的國營經濟的經濟基礎顯得更為重要。上海建立國營經濟的基礎是從沒收官僚資本開始的。1949年6月，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布告，凡國民黨政府的國營事業、官僚資本與戰爭罪犯財產均收歸國有，凡與國民黨黨政軍特機關、四大家族及戰爭罪犯合資經營的工商金融業，須據實向財政接管委員會工商處報告登記。為避免企業受損失、盡快復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統，原封不動，整套接收”的方法，先后接管沒收了157家官僚資本工廠，掌握了占全市41%左右的紗錠、1/3的機器制造設備、1/5的鋼鐵冶煉設備和小部分輕工業設備，10多個交通機構，40多家銀行和10個貿易單位，50多處房產等等[1]。
對于外國資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貿易關系、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允許外國資本暫存并加以監督和管制的精神，對分布在進出口、航運、銀行、保險、造船、公用事業的910[2]家外資企業派駐軍事特派員或業務聯絡員，實行監督。對一般外資企業，進行申報登記，與中資企業一樣，核發營業許可證，按相應規章進行必要的管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美英等在滬企業資產進行了清理。1952年又根據中央政府命令，征用了部分英資企業的全部財產。許多其他國家的在滬企業也由于特權的消失、國際形勢的改變，業務日漸清淡，甚至久無營業，走向轉讓或歇業，成為國營經濟的一部分。
改造對全市和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都有著重大影響的私營工商業，是上海建立和穩固國營經濟的又一重要舉措。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利用、限制政策，上海在幫助私營工商業復工復業的同時，有計劃地指導和支持私營企業組織各種形式的聯營。最早成立的聯營組織是上海市公私營紗廠聯合購棉委員會，從1949年9月下旬正式開張，到10月底就從農村購得1500余噸棉花供應聯營各廠。與此同時，成立的上海市公私營金融業聯合放款處，形成了公私營經濟在業務上的聯合。1952年穩妥推進的“五反”運動，在消滅資產階級危害國計民生行為的過程中，使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更加順從于國營經濟的領導。國營經濟在全市生產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50年的13.2%上升到1952年的36%[3]。
3.整頓社會秩序
穩定的社會秩序，是恢復發展生產的基本保障。舊上海遺留下來的嫖娼、賭博、吸毒、黑社會勢力等社會毒瘤，與因戰爭、自然災害等原因匯集到上海的潛伏特務、散勇游民等新問題交織在一起，嚴重危害社會安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上海采取既講策略、又體現強大權威的政治措施逐一破解，在較短的時間里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會秩序。
針對3萬多國民黨方面有計劃留下進行潛伏破壞的特務和數以千計臨解放前被國民黨從監獄、看守所釋放出的慣盜慣匪及其他犯罪分子頻繁制造混亂、進行陰謀破壞的狀況，采取先打擊現行活動的特務再清理歷史反革命的斗爭步驟，從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共捕獲特務分子1499名，沉重打擊了特務的破壞活動[4]。由公安機關協同駐軍圍剿武裝股匪，按照“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嚴厲打擊盜匪頭子，使盜匪搶劫案件逐漸減少。
針對已成為社會新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的數以萬計的災民、難民、城市無業游民及潰散在上海的散兵游勇，采取救濟、遣送、教育、安置、改造等多種方法妥善解決。1949年成立的“疏散難民回鄉生產委員會”(簡稱“疏委會”)，專門負責處理災民、難民的疏散遣送工作。后又根據華東地區自然災害不斷引發的大量災民流入狀況，設立44處臨時庇寒所。1950年，為從根本上解決災民生活問題，在原“疏委會”的基礎上成立“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開展以生產自救為中心的社會救濟，通過改造和教育，提高各種無業游民的生產能力，使他們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針對依然存在的黃、賭、毒等社會惡習，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整肅。掃除毒品工作在第一階段著重宣傳、局部打擊的基礎上，采取發動群眾檢舉、統一組織部署、掌握處理尺度的辦法，于1952年全面展開。上海發生的煙毒案從1949年的6873起銳減到1952年的861起，1954年更是減少到8起[5]。禁止賭博工作通過逮捕法辦賭頭賭棍、改公共賭博場所為文化娛樂體育場館、集中開展打擊生產銷售賭具行動等，控制住了社會面上的賭博活動。禁娼工作從1949年6月責令妓院“重新登記，審核發證”開始，經宣告立即停業、集中取締殘存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幾個階段，使解放前司空見慣的賣淫女在馬路上拉客現象銷聲匿跡。上海的社會秩序日趨安定，糜爛、腐朽的不良社會風氣不復存在。
國民經濟恢復期間，上海通過改造市場、改造企業、改造社會，實現了使私營經濟符合國家宏觀經濟計劃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節制資本”和將對外貿易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統制貿易”，初步確立起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調動起私營工商業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私營企業從1949年的20164家增加到1952年的25613家[6]。上海經濟迅速從戰爭創傷中恢復的同時獲得一定的新發展，工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66.60億元，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52年比1950年增長32.3%，平均每年遞增15%，輕重工業產值比從1949年的7.4比1調整為3.8比1，為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7]。
(二)建設中發展:建成綜合性工業城市
以開始實施五年計劃為標志，1953年起中國進入到工業化、現代化階段。上海按照國家提出在發展輕紡工業的同時，努力發展重工業，尤其是機電工業，以支援全國工業化建設的要求，大力實施工業基地和科技基地建設，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提高了工業化水平，成為門類比較齊全、加工業比較發達、輕重工業比重較為適當的綜合性工業城市。
1.確定上海工業建設方針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共中央提出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中心任務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并根據該路線制定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國家“一五”計劃中明確提出需要合理利用已有的工業基礎的地區之一，上海根據國家關于鞏固國防、工業合理布局的要求，確定了維持利用、調整改造的建設方針，提前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動工業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重工業比重由1952年的21%增加為1956年的30%[8]。
但企業生產設備陳舊、生產技術落后、協作化程度不高、工業過于集中于市區的狀況，阻礙著上海生產能力的提高和滿足國家建設需要的作用的發揮。1956年7月，上海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八大確定的“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的思想，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上確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簡稱“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工業建設方針，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來形成的工業基礎，對上海工業進行積極的改造和促進合理的發展。1957年在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就改造和發展工業的目標明確為把上海建成為全國發展新技術、制造新產品的一個工業基地。1963年，上海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提出把上海建設成為中國一個先進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的目標。
這“兩個基地”的目標，深化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工業建設方針內涵。盡管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上海經濟建設的正常秩序，但總體上指導上海發展的方針在很大程度仍是把上海建成為中國的一個先進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的延續，上海也最終實現了這“兩個基地”建設的目標。
2.建立工業基地
建成中國的一個先進的工業基地，是上海完成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資金、技術、設備任務的重要基礎。按照提高企業生產能力，加強企業技術設備的要求，在1953年至1956年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過程中，對工業采取以大帶小、分片管理的辦法進行并廠改組。上海工業企業從1953年的25800多家調整到18000多家[9]，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中職工在10人以上的中小型企業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上海工業初步形成大中小結合、專業分工、密切協作的生產網。1956年至1965年間，上海在“充分利用，合理發展”工業建設方針的指導下，又對工業進行了3次改組。第一次工業改組從1956年到1957年，按照加快重工業發展、增添新興工業門類的要求，以按行業合并為主，把一批主要搞修配的小廠改組改造為大型骨干企業，使上海的大中型企業增至121家[10]；第二次工業改組從1958年到1960年，針對行業結構的不平衡，在關停并轉623家工廠的同時，改建、擴建和新建了一批專業性強的骨干企業和新興工業企業；第三次工業改組從1962年到1965年，主要針對第二次工業改組過程中重工業投資過多的狀況，壓縮重工業，發展輕紡工業和支農產品。電子、自動化儀表、航天、汽車、石油化工、航空等新的工業部門或企業從無到有建立起來，重工業產值的比重在1965年達到43.5%，輕、重工業比例趨向合理[11]。
與此同時，與工業改組相伴的技術革新得到有計劃、有重點地開展。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作出《關于在工廠企業中加強技術領導，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決定》，動員全市工業企業有重點地研究、試驗和推廣先進技術和先進經驗，開展群眾性技術革新活動。許多原來做修配的小廠，轉產制造工業母機，承接整套設備任務。許多工廠實行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三結合，發揮職工的創新能力，創造出“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等以小機頭制造大機器的技術革新方法，推動技術革新從單項革新發展到整條生產線甚至是整個車間實現機械化、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到1960年，全市各工業部門經群眾性技術革新活動制成和改裝的自動和半自動機械達7600多臺，自動和半自動生產流水線919條[12]。
1963年，中共上海市第三屆代表大會，明確提出發展新材料、新裝備、新技術、新工藝的“四新”方針，要求在全市各行各業中開展技術改造運動，著重推動新型金屬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無機非金屬固體材料、電子器件和電子設備、精密機床和特種設備、精密儀器儀表等6個重點新興工業的發展和18項重大新技術的采用推廣。各行各業都發展了一批具有先進水平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上海工業向高級、精密、尖端方向發展，產品質量明顯提高。至1965年，主要工業產品達到一、二類質量標準的占98%，機械工業新產品自行設計的比重占80%，87種主要設備能夠基本成套生產的占90%[13]。上海初步建成為一個生產門類較多、協作能力較強、輕重工業比重較為適當的綜合性工業基地。
3.建立科學技術基地
上海要建成先進的工業基地，離不開科學技術水平的充分運用和提高。20世紀50年代初，上海從整頓和充實科研機構入手，使全市科研機構由15家增加到38家，科研人員由283人擴充到1900人，增強了科研力量[14]。1956年，在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向科學進軍”口號的號召下，根據國家出臺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擴充新建了一批鋼鐵、有色金屬、機床、化工、生物等專門科研單位。1960年上海編制《1960―1967年科技發展綱要》，召開全市科技工作會議，提出上海應該發展成為國家新產品試制和新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并確定了一批重點攻關項目和尖端學科的科研工作。會后，全市科研單位再次得到充實和加強，相繼新建了30多個獨立的科研單位。1963年，建成一個先進的科學技術基地目標正式提出后，上海科技工作與經濟建設的聯系更加緊密，通過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生產單位三結合，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組織全市開展了多個技術項目攻關會戰。從1956年到1966年，上海自行設計制造成功了萬噸水壓機、千瓦柴油機、上海牌轎車、萬噸遠洋輪、高精度萬能外圓磨床、20萬倍電子顯微鏡、2500萬電子伏特回旋加速器、1200毫米冷軋板機、每秒5萬次電子計算機、強力人造纖維等新設備、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
1967年以后，在國家要求突出備戰，加快三線建設的形勢下，上海先后組織力量開始進行人造衛星與運載工具的研制(“701”工程)和籌建核電站(“728”工程)以及試制大型客機(“708”工程)，并在1970年投資2.5億元對以機械、冶金、化學和電子行業為重點的基礎工業開展會戰。此外，上海科研單位和工廠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顆氫彈爆炸、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制，在中小規模集成電路和計算機、大功率激光器、萃取分離鋰同位素等領域取得重大成果。上海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能適應當時及以后一段時間內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需要的科研體系。科研工作從過去少數人從事少量的研究工作，發展到專業與群眾相結合、科學與生產相結合、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群眾性的科技實踐。
總之，經過25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上海在全國的支持下，依靠自身的積累，實現了從以輕紡工業為主的近代工業城市向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綜合性現代化工業城市的轉變，從過去只能生產一般的、中小型的、單一的產品，發展到能夠生產高級、精密、多品種和部分大型成套的產品，為上海城市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產業基礎和技術基礎。上海成為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重要的商品、設備、技術、資金的來源地，工業總產值一直占全國的1/5到1/8，利稅總額占全國的1/4到1/6；除采伐采掘業以外，已基本擁有國內所有的工業門類，生產產品規格達10萬多個，在全國7大類154種主要成套設備中，能制造的有130種，占84%；調往全國各地的日用消費品占全國省際調撥量的60%到40%，先后有1000多個工廠全部或部分遷往西南、西北、中南、華北等地，有40多萬名技術人員、技術工人支援全國。
(三)轉型中發展:重新定位經濟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在賦予上海新的發展活力的同時，也啟動了上海城市新的轉型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面對發展中的瓶頸，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明確改造和振興上海的發展方向，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中心城市的新目標，積極發揮聯系國內外兩個扇面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以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戰略決策，堅持“三二一”產業發展方針，優化生產力布局；在初步緩解“交通難”、“通信難”的基礎上，大規模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進入21世紀以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上海緊緊抓住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兩個重點，有序推進，不斷向“四個中心”目標邁進。
1.發揮“兩個扇面”的作用
1953年至1978年，上海走的是一條以工業發展為主體的經濟發展路子。在長期“重生產、輕生活”，“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但是，上海城市基礎設施老化、工業技術優勢減弱、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逐步成為制約上海發展的障礙。
面對發展中的困難，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圍繞改造振興上海的總思路進行不斷探索和實踐，逐步地推動城市的發展轉型。中共上海市委1979年2月召開工作會議，提出要把上海建設成為先進工業基地、科技基地和出口基地；同年12月，上海市七屆二次人代會明確要積極利用上海有利條件，積極采取措施加快“三個基地”建設。通過立足于挖潛、革新、改造，逐步地使現有企業接近和達到現代化水平；把發展科學技術與經濟建設密切結合起來，使科學技術盡快地轉化為生產力；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以外貿促生產、促科研。在鞏固工業基地和科技基地的同時，著重推進“外貿基地”建設，1984年上海對外貿易全年口岸出口總值完成35.9億美元，超過計劃36%；進口總值8.13億美元，比1983年增長65.1%[15]，為發揮“兩個扇面”作用作了鋪墊。
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開始進行經濟發展戰略研討。1984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到滬進行調研。在調研的基礎上，邀集了中央及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召開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戰役討論會”。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國務院調研組集中各方面的意見，形成了《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并上報國務院。1985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這一報告。上海城市發展的思路基本形成，到20世紀末“上海應努力建設成為開放型的、多功能的、產業結構合理的、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科技發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心城市”[16]，把發揮對內和對外兩個扇面的作用，引進和采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工業，開拓新興工業，發展第三產業，作為上海發展的戰略選擇。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造和振興由此開始實質性的啟動。在對外開放方面，上海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明確外貿公司和生產企業的責權利。1988年，根據國務院有關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要求，全面推行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初步形成放開經營、多家經營的外貿體制，1989年上海外貿首次突破50億美元大關。以計劃單列、自借自還方式直接向國外集資32億美元的“94專項”的實施，促進對外開放的領域從工業擴大到農業及相關行業、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改造以及第三產業。為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管理方法引進來，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和市場改造振興上海，從1983年起開始興建閔行開發區、虹橋開發區和漕河涇開發區。1986年至1988年，3個開發區先后獲批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后，按照統一規劃、分期實施的原則進行滾動開發，經濟效益逐漸顯露。閔行開發區已成為中國單位面積企業利潤、上繳稅收和工業增加值名列第一的工業開發區；虹橋開發區已發展成為中國唯一以外貿中心為特征集展覽、展示、辦公、居住、餐飲、購物為一體的新興商貿區和商務區；漕河涇開發區在全國國家級開發區中發揮了“排頭兵”作用，成為全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中發展速度較快、技術含量較高、經濟效益較好的開發區之一。
在實施對外開放的同時，加強對內聯合。1982年2月，上海成立市協作辦公室；同年10月，國務院決定建設上海經濟區；1983年2月，國務院成立了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經過建設，上海經濟區的經濟網絡初步形成，區內的聯合協作由低級到高級，由松散趨向緊密，出現了一批責、權、利結合比較緊密的經濟聯合體。1986年6月，市政府頒布實施《上海市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試行辦法》。上海通過聯合，逐步在兄弟省市建立長期的穩定的名優產品聯合生產基地、科研產品系列開發基地、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基地和出口貨源配套加工基地，促進企業轉軌轉型。
在產業發展方面，上海在加強對傳統工業技術改造的同時，市政府選擇14項技術含金量高、經濟效益好、能出口創匯或替代進口的產品，作為全市重點工業技術改造項目，通過吸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組織會戰攻關，促進汽車、通信、電站、計算機、家用電器等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在國際國內市場的競爭能力[17]。在此基礎上，上海進一步調整產品和產業結構，關停一批技術裝備和產品落后的企業，發展石油化工、鋼鐵等新的支柱產業。第三產業則重點發展國內貿易、金融保險、信息咨詢、飲食服務、旅游、房地產業等。
198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加快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報告，圍繞發展外向型經濟，推進改革開放，上海經濟建設取得新的發揮。1990年，實現了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標；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21%提高到31.9%，增強了上海“兩個扇面”的輻射力。
2.推進浦東開發、建設經濟中心城市
中共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后，上海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提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戰略決策。上海緊緊抓住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性機遇，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國內經濟合作，對內對外開放度不斷擴大，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浦東開發從基礎開發為主轉向基礎開發和功能開發并舉，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等重點小區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浦東的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2001年的GDP占全市的近1/5，外貿出口占全市的2/5，引進外資占全市的1/3。一個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新城區的雛形在黃浦江東岸形成。
匯集中外金融機構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浦東的開發開放有力地推動了全市的對內對外開放。隨著對內對外開放的縱深化發展，上海的經濟運行從主要依靠國內資源和市場的單向循環變為依靠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雙向循環。利用外資不斷出現高潮，1992年1年超過前12年的總和，1993年至1995年協議利用外資金額和外資實際到位金額占改革開放以來總和的88%。到1999年末，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在上海投資和參股的企業超過1.1萬家，注冊資金達到408億元，這些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市的比重超過5%，拉動全市經濟增長近一個百分點。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形成了一支以蘭生股份、東方國際等為代表的外貿企業大集團隊伍，外貿進出口額在1993年突破100億美元后，在1998年突破300億美元。1999年上海口岸進出口商品總額占全國的21.1%，港口的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17.9%。在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商品出口的同時，鼓勵上海企業走出去發展海外經濟，采取在境外投資辦廠、建立貿易機構、承包工程項目和創辦研發中心等方式開展跨國經營，對內對外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產業結構從適應性調整轉向戰略性調整。1992年底，上海市第六次黨代會確定上海實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施“三二一”產業發展方針。按照建設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要求，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市中心區“退二進三”，強化了城市的綜合服務功能，促進了以金融貿易、交通通信、信息咨詢為代表的第三產業迅速發展，2000年實現第三產業增加值2282.6億元，第三產業比重實現重大突破，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0.2%，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57.3%。服務范圍逐步拓展到全國。200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價總值和流通市值分別占全國的56%和52.72%，交通通信增加值占全國的6.3%，外貿出口總額占全國的10.2%，口岸進出口總額約占全國的1/4，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15.9%。隨著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不斷增強，上海從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轉向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
圍繞建設經濟中心城市的定位，上海大力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1991年到2000年，全市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達到3100億元，相當于整個80年代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的13.8倍，持續高強度的投入建成了一批越江設施、高架道路、地面骨干道路、軌道交通等重大項目，推進了以“三港兩路”(海港、空港和信息港，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為代表的連接國內外功能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形成了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基礎設施框架，為上海建成經濟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通過對商業設施的改造和建設，由原先的“三街一場”(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豫園商場)格局發展為以市級“四街四城”(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西藏中路；豫園商城、徐家匯商城、新客站不夜城、新上海商業城)商業中心為主的分地區、分層次商業中心新格局，增添了城市的現代化氣息，推進了貿易中心的建設。進入21世紀以后，以籌辦世博會為契機，以“三港三網三體系”(即空港、海港、陸港和軌道交通網、高速公路網、內河航運網以及加快建立健全能源安全保障體系、生態環境保護體系、城市安全應急體系)建設為重點，全力推進樞紐型、功能性、網絡化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管理網絡化全面實施，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開始邁向新的發展目標，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3.加快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
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之一，是上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最主要、最核心的內容。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作出了“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戰略決策，后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將這個戰略定位逐步發展為“四個中心”，航運中心建設提到重要議程。1996年，在制定的《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與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建成國際航空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國際信息港”的目標。2001年5月，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批復指出:要把上海建設成為經濟繁榮、社會文明、環境優美的國際大都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至此，上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要求，正式由“三個中心”演進為“四個中心”。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和支持下，上海在推進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過程中，抓住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兩個重點有序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集聚輻射效應逐步顯現，2002年8月召開的改革開放以來全市首次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用10至20年時間把上海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發展目標；2002年9月，成立上海金融服務辦公室，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作，提高公共服務的力度；2003年制定出臺《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綱要》，圍繞做大金融市場、做多金融產品、做強金融機構、做優金融環境的總體要求，一手抓發展，一手抓風險防范，取得明顯成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設立，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掛牌成立，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排名全國第一，2008年末，全市擁有各類金融機構689家，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款余額59755億元。上海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最快、外資金融機構數量最多、金融人才最為集中的中心城市，基本確立了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重大突破，2002年4月，上海國際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開工建設，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一期正式開港，洋山港二期2006年12月初正式開港，2008年底，上海港貨物吞吐量達到5.8億噸，連續4年居世界第一，集裝箱吞吐量達到2800.6萬國際標準箱，居全球第二位。2009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目標、內涵、任務作出了部署，這是上海發展轉型進程中的又一重大機遇，必定會進一步加快上海“四個中心”的建設步伐。
實施“兩個優先發展”，是建設“四個中心”的重大舉措。2002年5月召開的中共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會報告明確提出，繼續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保持經濟發展良好勢頭。2004年，市委、市政府進一步提出，要把握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趨勢，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在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方面，上海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加快推進大項目、大產業、大基地建設，集聚各類要素資源，推動電子信息、汽車、石化、鋼鐵、成套設備、造船等重點行業快速發展。在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方面，加快發展金融業、物流業，重點發展商貿、旅游、中介、會展、房地產等服務業，提升城市綜合服務能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關心上海的發展，2006年3月，胡錦濤提出上海要實現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四個率先”新要求。同年6月，胡錦濤在上海考察工作時提出，上海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上海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2008年全市服務業實現增加值7350.43億元，比2007年增長11.3%，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3.7%，服務業已成為推動上海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為上海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四個中心”奠定了重要的產業基礎。
二、發展轉型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影響
60年來，上海從最初的工商業城市發展到初具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綜合服務功能的經濟中心城市，經歷了多次階段性轉型，使城市發展轉型具有很強的階段性特征，在時序上表現為前后相關，在內容上表現為獨特的時代性。
(一)城市經濟發展從以生產性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經濟轉向以服務型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經濟
在城市發展轉型的過程中，城市經濟體現了跨越發展的特征:從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到建設四個“中心”。
1949年以前，上海就是遠東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解放后，從1953年開始，尤其是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城市的發展方針被定位在建設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經過20多年的建設，上海形成了包括157個生產門類、15個工業部門的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上海雄厚的工業經濟對國家的工業化、對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0多年中上海調往各地的工業消費品在國內市場始終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二五”計劃期間，上海調往各地的生產資料占全市生產總量的90%，生活資料占80%。上海工業積累的資金更是國家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1978年上海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六分之一。“一五”計劃時期，上海21萬職工支援內地建設；“二五”計劃時期，上海40萬職工支援內地建設；“三五”計劃時期，按照國家“三線建設”的方針，大量上海工廠連同職工遷往內地。到1971年，有300多個項目、400多家工廠遷往內地，涉及冶金、機電、儀表、化工、紡織、輕工等行業，促進了一批新興工業基地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根據形勢變化、目標任務和國家戰略的新要求，上海城市進入新的發展轉型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上海開始了從全國最大工業基地到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的轉型，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以及航運中心，“四個中心”功能不斷強化。城市轉型使國民經濟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是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從1978年到2007年，按可比價格計算，上海GDP平均每年增長10.3%，經濟總量擴大了16倍。二是經濟結構趨于合理，2007年，三次產業的結構比例0.8∶46.6∶52.6，30年前“二產獨大”格局，被二三產業“雙輪驅動”平穩替代。三是服務經濟加快發展，2007年，中心城區服務業增加值占中心城區生產總值78%；外資法人銀行數量已達14家，在滬外資法人銀行總額占全國外資銀行總額比重近60%，港口貨運吞吐量居世界第一。此外，全面啟動20個服務業集聚區和洋山深水港、外高橋、浦東空港和西北綜合等4個現代物流園區建設，引進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家創意設計企業。城市經濟已經形成服務型經濟的基礎。
(二)城市布局從中心城區簡單擴張拓展到城郊統籌協調
在城市發展轉型的過程中，城市布局呈現階段性特征:從簡單擴展到建設衛星城鎮，從組團發展到形成全市體系。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行政區域總面積63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82.4平方公里。狹小的空間難以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1950年將蘇州河以西、中山北路以東的地區劃入普陀區，同時在原城市中心區周圍建設一批工業區和居住區。中心城區的擴展大致以東北部的提籃橋、北部的北站、西部的曹家渡、南部的徐家匯、東南部的豫園為界。到1958年，中心城區已有明顯擴展，東北部五角場到提籃橋之間大片農業、工業和生活居住區混雜地段已發展成為城區；北部依靠桃浦工業區和桃浦化工區的發展，同時向北和西北部擴展；曹家渡以西與北新涇開始連接，呈現向西南發展的趨勢。
在市區擴展的同時，根據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充分利用，合理發展”上海工業的方針，市規劃建筑管理局編制了《上海市1956―1967年近期規劃草圖》，其中提出建立近郊工業備用地和開辟衛星城的構想。1958年開始，上海陸續新建、擴建了閔行(機械)、安亭(汽車)、吳徑(化工)、嘉定(科研)、松江(輕工業)等5個衛星城鎮和吳淞(鋼鐵)、蘊藻浜(鋼鐵)、彭浦(機械)、桃浦(化工)、北新涇(化工)、長橋(建材)、高橋(化工)、慶寧寺(造船)和周家渡(造船)等市郊工業區。與此同時，配套的工人新村和道路交通工程也大規模興建起來。1958年到1959年先后建成涼城新村、控江新村、鞍山新村等，建成了“閔行一條街”等。從1958年至1960年，全市新建、擴建道路共445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用于上述地區的配套服務，形成了以中山環路為主，從市中心通向衛星城鎮、市郊工業區的輻射狀道路交通網。這些衛星城鎮和市郊工業區的建立，對改善上海工業的布局，促進上海工業的改組，減輕市區工業建筑的密集程度，以及對疏散市區人口，防止增加新的工業“三廢”污染等方面都產生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改變了封閉式的單一的城市布局結構，形成了多層次的組合格局。
通過“退二進三”發展起來的現代化中心城區
市郊工業區和衛星城鎮的建設，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區的擁擠狀況。但是，工業企業在市區的集中度仍非常高，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體開發，也不利于工業企業及產品的配套和規模化。20世紀90年代，“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城市發展戰略定位明確，上海開始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按照建設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要求，對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間作出新一輪總體規劃。按照“多心、多層、組團式”的城市形態重新布局城市空間。城市核心區――中央商務區，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咨詢等高層次第三產業；中心商業區，匯集了全國名、特、優商品；中心城區，實施“退二進三”，適當保留一部分無污染的都市型工業，以第三產業和居住為主；內外環線之間的地區，重點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業，集中建設9個市級工業區和一批居民住宅區；外環線以外的廣大郊區，主要發展第一產業和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提高經濟規模和集約化水平，積極發展現代化農業和郊區旅游業。上海城市空間布局開始向合理化方向發展。
進入21世紀，為實施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四個中心”的目標，2000年召開的中共上海市委七屆六次全會提出，上海發展要貫徹“中心城區體現繁榮繁華，郊區體現實力水平”的思路，確定“十五”期間重點建設“一城九鎮”。依托重大經濟發展項目和骨干交通設施建設，著力發展新城和中心鎮，帶動一般集鎮建設，加快郊區的產業集聚，促進人口向城鎮集中，產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建設和形成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郊區城鎮群和都市經濟圈。與此同時，上海規劃了“一主四副”多核心中心城區布局。“一主”主要包括人民廣場行政中心、外灘――陸家嘴中央商務區、南京路等商業街及豫園等商業中心。四個城市副中心即徐家匯、花木、江灣――五角場和真如。目前，徐家匯、江灣――五角場、花木城市副中心均已基本落成，真如城市副中心也已經起步建設。
2006年1月，上海進一步提出統籌城鄉協調，推進“1966”全市城鄉體系建設。按照“1966”城鄉體系規劃目標，建立一個中心城，和包括嘉定、松江、臨港、閔行、寶山、青浦、金山、南橋、城橋等9個新城，以及60個左右新市鎮和600個左右中心村。“1966”城鄉規劃體系是從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大的體系著眼，從人口、產業、環境、資源、基礎設施等諸多要素出發，對上海市域范圍進行的一次更全面更綜合的重新整合布局。從這個發展脈絡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城市發展轉型階段性特征及其對城市布局結構產生的影響，既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發揮，也促進了城市現代化和城鄉協調發展。
(三)文化事業從“文化重鎮”向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發展
上海城市60年的發展轉型，也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除了“文化大革命”特殊時期，呈現了不斷繁榮發展的總趨向，其中體現階段性特征的，主要是由在全國文化事業具有重要地位的“重鎮”發展到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解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和任務的展開，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開始增多。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化方針，上海把來自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與原有的文化藝術人員聚集結合，組建成一支新的文化工作者隊伍，通過把傳統的娛樂行業提升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教育傳播載體，把藝人吸收到政府領導的市戲劇電影工作者協會、市戲曲改進協會等組織中，提升了藝人的社會地位，激發了文化工作者發展面向大眾的文化事業的熱忱。反映平民生活的電影《烏鴉與麻雀》、《我這一輩子》、《為孩子們祝福》、《雞毛信》，樸素無華充滿朝氣的歌曲《接過雷鋒的槍》、《歌唱二郎山》、《遠航歸來》，現代題材評彈《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在全國廣為流傳的作品被創造出來，上海文化界充滿了健康活潑的清新之氣。
1956年，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統購統銷制度的建立，上海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僅經濟生產完全納入國家計劃，文化發展也納入國家計劃，文化事業體制的計劃性突顯，文化投入大多劃撥給創作隊伍強大、具有很強的組織化、專業化的國營文化機構。計劃安排和集體創作成為重要的文化發展模式，上海產生了一批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集體創造作品，電影《女籃五號》、《海魂》、《林則徐》、《霓虹燈下的哨兵》等，閃現著強烈的時代特征，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融合優美的越劇曲調，是中西合璧的頂級名曲；芭蕾舞劇《白毛女》，成為中國民族芭蕾的奠基作之一。從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這一階段，上海的文化界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匯集了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名家名作。
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上海城市發展的新階段。重新定位經濟中心城市的發展目標，在推動上海實現全新的發展轉型的同時，為上海的文化重現生機、獲得新發展創造了條件。文化創作在百業復興的大環境里，新作不斷涌現。話劇《于無聲處》、電影《祖國啊，母親》及歌劇舞臺藝術片《江姐》等與廣大觀眾見面，謝晉、趙煥章、吳貽弓等導演的電影成為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的扛鼎之作。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密切了上海與國內外的聯系，上海與海外的文化交流開始快速發展。1980年上海雜技團首開國際商業性演出，產生了很好的國際反響。1986年，為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上海、了解中國，上海首次采用國際通行的電視節形式進行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舉辦了當時中國唯一的國際性電視節――國際友好城市電視節(1988年更名為上海電視節)。上海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迅速發展起來，到2001年，上海已打造出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海電視節、上海國際音樂煙花節、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上海國際魔術節等諸多國際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中外文化薈萃交融的繁榮景象。2002年上海市第八次黨代會正式提出“努力把上海建成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的文化發展目標，上海更加有意識地整合已有的各種文化資源，加大引進文化創、編、演、導力量的力度，打造、推介優秀的中華文化藝術和外國文化藝術，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勢能，不斷增強自身的文化集聚力和文化輻射力，上海作為中國重要的展示世界優秀文化、匯聚中華一流文化的平臺作用得到增強。
上海的城市精神也隨之不斷發展變化。解放以來到改革開放之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上海擔負著支援全國建設的重任，上海人民在創造出許多“全國第一”、“世界第一”的過程中，形成了精明強干的精神氣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上海與國內外交流的日益廣泛，上海的包容性、開放度明顯增強，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成為上海城市精神的新概括、新體現。
(四)社會管理從單位本位到社會自治
上海城市60年發展轉型的過程，影響到上海的社會形態，就是從統一劃齊轉變為多元民主，社會管理模式的階段性特征，從最初的單位本位轉變為社會自治。
1949年解放到1977年近29年的時間里，上海能夠在發展資金有限、國外空間被封鎖的情況下，在計劃經濟體制的運作下，從一個工業化水平比較低的近代工業城市轉變為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加工業比較發達、輕重工業比重較為適當的綜合性工業城市，離不開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企合一、政社統一、高度集中、以“單位本位”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被組織到不同的單位中，由單位給予他們社會行為的權利、身份和合法性，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代表和維護他們的利益，每個單位幾乎都發展成為具備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職能的小社會。而對于占全市人口比重極少的社會閑散人員、民政救濟和社會優撫對象等，上海通過建立居民委員會體系進行管理。上海的居委會建立于1951年，1958年起，居民委員會不僅成為組織社會閑散人員、民政救濟和社會優撫對象等參加里弄生產的單位，還開辦了里弄食堂、托兒所、掃盲班等，也發展成為功能齊全的小社會。至此，上海建立起嚴密的以單位為條線、為層級的社會管理網絡。
1978年起，隨著上海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轉型的不斷推進，社會流動性增強，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單位本位的社會管理模式已難以有效發揮組織、服務、動員個體的作用。上海開始從發展社區、培育社會組織、增強基層民主三方面入手，增強社會自治的能力。為了建立起以地域性為特征、以認同感為紐帶的新型社區，上海首先以發展社區服務為開端，優化社區已有行政組織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功能，發展民間服務組織隊伍，推動社區服務逐漸走向社會化。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區服務內容日益豐富，改善居民生活、擴大就業機會、建立社會保障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發展服務業成為社區服務主要內容。社區建設的目標也逐漸明晰，1996年上海召開全市第一次城區工作會議，制定了上海加強社區建設和管理的奮斗目標；新世紀，適應市民“安、居、樂、業”的要求，全面加強社區建設和管理，推進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建設，把社區建設做實。一支專業的社區工作者隊伍也在開展社區建設、增強社區服務功能的過程中發展起來。政治素質好、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強、熱愛社區工作的優秀人才被充實創社區工作者隊伍中去，1997年出現的專職社會工作者，推動上海社區工作者隊伍向專業化、職業化發展。
社會組織是增強社會自治的又一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上海從培育發展、加強管理、積極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等方面著手，使社會組織逐步成為上海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力量和政府管理與服務社會的重要依靠力量。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完善政策、依法行政、有序發展”的工作方針，自下而上地發展和扶持社會組織。2001年開始的“社團進社區”工作，為社區培育發展了一大批老百姓需要的，與社區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公益性、福利性的社會組織。2007年開始推出的稅收、場地、小額資助等一系列扶持措施，促成了一批面向全社會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的成長。為了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上海在改革開放早期開展的兩次集中性清理整頓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有利于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政策法規，并在社會組織管理新模式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到2004年，上海初步構建起市、區縣、街道(鎮)三級社會組織服務管理網絡。社會組織協助政府從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開展社會公益活動的能力，也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發展和發揮。社會組織通過接受政府委托或參與政府采購，加入公共服務體系，拓展公共服務的空間并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社會組織把政府、市場難以有效動員起來的慈善捐贈資源、志愿服務資源等社會公益資源動員起來，與需要這些資源的對象實現對接，增進了社會福利，促進了社會公平。
基層民主也隨著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和作用的發揮日益增強。社區在“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城市建設和管理新體制的建立過程中，初步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治理新結構。決策聽證會、矛盾協調會和政務評議會，成為推動居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重要平臺。1999年開始試點的居委會直選，提高了居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意識，調動了居民群眾參與社區建設和管理的積極性。上海初步建立起具有特大型城市特點、與城市發展轉型趨勢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
正是60年持續不斷的發展，使上海成功地實現了從以輕紡工業為主的近代工商業城市向具有多功能經濟中心城市的轉型。新一輪的轉型在不斷深化，上海要最終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發展目標，要更加注重發展轉型，努力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成創新驅動為主的發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強國內影響力、帶動力，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服務輻射作用；更加注重制度創新，加快形成有利于促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更加注重統籌兼顧，大力促進城鄉、區域、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更加注重國際吸引力、競爭力，不斷提高上海大都市的國際地位和實力水平。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俞克明黃金平郭繼執筆
[1]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局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5頁。
[2]朱金海、甘慧杰：《上海通史?當代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
[3]上海市計劃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419頁。
[4]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版，第188頁。
[5]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公安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頁。
[6]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工業》，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9頁、1840頁。
[7]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第279頁。
[8]上海市計劃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523頁。
[9]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工業》，第1844頁。
[10]上海市計劃報告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456頁。
[11]上海市計劃報告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466頁。
[12]上海工運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工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頁。
[13]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第497頁。
[14]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科學技術》，第4523頁。
[15]上海市計劃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228頁。
[16]上海市計劃委員會編：《上海市計劃報告集（1949―1998）》，第664頁。
[17]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