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_土地革命的興起與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正當工農運動迅猛發展和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于1927年4月至7月叛變革命，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運動很快陷于失敗。接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南京建立起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這樣，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況之下，中國的民主革命任務沒有完成。面對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的嚴重形勢，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消沉和畏懼，繼續高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獨立領導中國人民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舉行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糾正了大革命后期給黨造成重大損失的陳獨秀右傾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組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為挽救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為復興陷入低潮的中國革命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確定的革命方針，黨先后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各級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同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派毛澤東作為特派員赴湖南改組省委并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于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率部隊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后在進軍途中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很快遭到優勢敵人的進攻，起義陷于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斗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后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后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因敵強我弱等多種原因而很快失敗，說明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勝利。但是，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于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逐漸得到發展和壯大，在此基礎上組建了紅軍，創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到1930年夏，全國已先后創立了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湘鄂西、鄂豫皖、贛東北、左右江、東江、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紅軍已發展到約7萬人。后來，又相繼創建了川陜、陜北等根據地。
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的立足點，同時也是黨開始局部執政、領導人民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和各項建設的基地。在革命根據地內，中國共產黨開始承擔著雙重角色和雙重任務:一方面，黨作為革命的領導者，要率領人民群眾打碎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權，推翻一切舊的反動制度，把人民群眾從舊制度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黨是一個執政者，處于局部執政的地位，要領導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權和各項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通過政權機構管理好根據地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的事務。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過程中，開展了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多方面的工作。
在政權建設方面，各根據地從下到上，逐步建立起鄉、區、縣、省各級蘇維埃政權。在此基礎上，又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早在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同年5月下旬，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成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臨時常務委員會。同年9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準備委員會，選舉產生常務委員會，討論了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和關于紅軍問題決議等草案。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并將此決定報告共產國際，得到批準。5月，中央政治局通過有關決議，強調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公布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是“蘇區最迫切的任務”，并決定籌備工作由蘇區中央局負責。6月1日，蘇區中央局發表關于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宣言，宣布在同年8月1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隨后，因受到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的影響，蘇區中央局于6月下旬決定大會延期到同年11月7日召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舉行。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中央等根據地，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根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大會選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憲法大綱還規定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收歸國有等。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并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根據憲法大綱的規定，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瑞金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任職)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
在政權建設的過程中，黨在各革命根據地實行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吸收工農群眾參加政權，讓人民群眾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這種制度，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工農兵代表大會包括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共和國公民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
根據憲法大綱的規定，符合條件的選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選舉產生鄉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組成鄉工農兵代表大會，并選舉產生鄉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區、縣、省工農兵代表大會，均由下一級代表大會按一定比例選舉的代表組成，并產生區、縣、省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由各省工農兵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代表組成，并選舉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組成人員。為了保證根據地人民能夠真正享有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了三次民主選舉。為了做好選舉工作，還專門頒布了選舉法細則。這個細則對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辦法、選舉單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選舉人作工作報告，以及選民撤銷代表資格等都作出明確的規定。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有的地方達到90%以上。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縣才溪鄉1932年10月選舉時，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黨在根據地內加強了各級政權機關的建設。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設立人民委員會作為政府機構。人民委員會之下分設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司法、內務、教育、工農檢察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等9部1局，并確定了各部部長(人民委員)人選: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為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1]
各根據地的地方政權機關為省、縣、區、鄉四級。1931年和1933年，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后頒布《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僅在中央根據地范圍內，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閩贛、粵贛、贛南等省蘇維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過的縣級蘇維埃政府有250多個。在其他地區，先后建立過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原贛東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陜、閩東(特區)、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陜甘邊(特區)和陜北、大金等省級(或相當于省級)蘇維埃政府。
在蘇維埃政府機關內，人員比較精干，辦事效率高。臨時中央政府各個部包括部長在內，一般只有3至5人，個別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員會每次召開常會，少則半天，多則一天。所議事情，議而有決，決則必行，貫徹落實迅速而有效。對于地方蘇維埃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有關條例明確規定:鄉蘇維埃政府只配備不脫產的工作人員3人，城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蘇維埃政府19人，區蘇維埃政府15人，縣蘇維埃政府25人，省蘇維埃政府90人。據統計，1933年秋，中央根據地所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共60個縣，兩級政府共有干部約1800人，鄉級蘇維埃政府僅有干部1萬人左右。為了提高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臨時中央政府開辦多期訓練班，培訓縣、區、鄉干部。
政權建設的另一個內容，是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和司法機構。革命根據地內先后頒布120多部法律、法令。這些法律、法令中，有蘇維埃國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規、刑法、民法、婚姻法、經濟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鮮明階級性和時代特征的法律體系。蘇維埃政府還建立一整套司法機構，基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司法組織系統。在中央，設立司法人民委員部、國家政治保衛局、工農檢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設有裁判部、國家政治保衛分局、工農檢察部；軍隊設有軍事裁判所。另外，設立勞動感化院，對犯人實施感化改造；設立勞動法庭，以處理勞資糾紛，保障勞動法的實施，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通過司法建設，根據地培養、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隊伍。僅在中央根據地，從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蘇維埃司法工作的創立和開展，為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穩定根據地的社會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時，還十分重視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廉政建設，懲治各種腐敗行為。在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將反腐肅貪作為一項重要的斗爭任務列入議事日程，組建了相關的監察機構，并注意發動群眾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監督。臨時中央政府和各地蘇維埃政府先后查處了多起貪污浪費案件，嚴懲了腐敗分子。蘇維埃政權關開展的廉政反腐肅貪斗爭，得到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在建立新的經濟制度方面，黨在革命根據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并頒布了相關的土地法令，制定了有關土地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和富農多余的土地無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群眾。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實踐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較切實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等。實行“耕者有其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既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黨在根據地執政過程中解決民生問題、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重要舉措。
通過土地革命，被壓迫的貧苦農民不但獲得了他們渴望已久的耕地，而且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生產積極性極大地調動起來。在閩西根據地，1929年分配土地后，1930年早稻就獲得好收成，龍巖、連城的產量比上年增加兩成，上杭、長汀比上年增加一成。鄂豫皖根據地分配土地后，1930年英山縣水稻畝產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達到五成，出現了“赤色區米價一元一斗，白色區一元只能買四五升”的情況。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苛捐雜稅的廢除，農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1930年10月7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農民“不還租，不還債，不完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于色”；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帳和一些農具，特別是大部分人討老婆沒有困難了。
經濟工作的另一個內容是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積極進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在根據地各級黨和政府組織的領導下，根據地的農業、工業、商業、交通財政和金融等經濟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為了推動根據地內的經濟工作，1933年2月26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在中央、省、縣三級設立國民經濟部。人民委員會還先后在中央根據地召開兩次經濟建設大會。
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根據地進行了文化教育建設，取得了許多成績。中央根據地于1933年3月創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主要培養黨、政、工會的干部。1932年以后，還先后創辦瑞金列寧師范學校、中央列寧師范學校、江西第一短期師范學校、列寧團校、職工運動高級訓練班、中央農業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等，培養各方面的干部和技術人才。為了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蘇維埃政府采取了多種辦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學校、補習學校、識字班，設立識字牌、墻報，創辦報刊，創作演出戲劇等。據統計，到1934年3月，中央根據地有列寧小學3199所，學生約10萬人；補習學校4562個，學生約8.8萬人；識字組2.3萬多個，參加者僅在江西就有約12萬人；俱樂部1900多個，固定會員就有9.3萬多人。婦女在夜校學員中占很大比重，如在興國縣長岡鄉，夜校女生占70%。各根據地的新聞出版事業也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創辦了一批報紙雜志。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有大小報刊34種，其中《紅色中華》的發行最多時達4萬余份。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內執政過程中逐漸掌握了治國安民的本領，探索和積累了初步的執政經驗。同時，培養出一批治黨、治國、治軍的領導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他們不僅成為日后進行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領導骨干，而且在全國解放后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中堅。在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央政府各部門以及各省、縣、區、鄉的許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為根據地的建設辛勤工作，樹立了扎扎實實、任勞任怨、清正廉潔、精簡高效的榜樣。他們在工作實踐中身體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無私奉獻、密切聯系群眾、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后來被人們稱之為“蘇區精神”，成為黨的執政風格和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對后來黨的建設和執政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1]當時瞿秋白在上海領導“左聯”的工作，暫不能到瑞金任職視事；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擔負領導工作；周以栗患肺結核病長期住院治療。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由徐特立任代教育人民委員，梁柏臺為副司法人民委員并主持司法工作，何叔衡兼代內務人民委員。土地革命的興起與革命根據地的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