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_中國共產黨在天津執政之初
中國共產黨在天津執政之初
天津解放后，怎樣才能把一個曾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國民黨政府長期統治的大城市管理好、建設好，是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更是對中共天津市委及各級黨員干部執政能力的檢驗。從天津解放至1956年的近8年中，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順利完成了民主革命時期遺留的任務，并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黨的建設等方面都取得輝煌成就，為以后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建立并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從天津解放至1952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天津市委、市政府帶領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七屆三中全會方針政策指引下，貫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精神，克服重重困難，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確立新的社會秩序，穩固人民民主政權，安定人民生活，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天津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一)完整接管天津
對新解放的城市進行接管，是人民政權執政后的首要任務。為迎接天津解放和勝利完成接管任務，1948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準成立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中共天津市委及天津市人民政府。隨后，根據中共中央命令，黃克誠、黃敬等7400余名干部，在河北省霸縣勝芳一帶整訓學習，積極進行接管天津的準備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軍管會發布第一號布告，宣布對天津東至塘沽、大沽，南至靜海，西至楊柳青，北至楊村所轄區內實施軍事管制。天津市軍管會為軍事管制時期全市最高權力機關，統一全市(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管制事宜。
當天，幾千名接管干部在攻城部隊的配合下，陸續到達指定崗位開始接管工作。首先接管國民黨天津市政府、警察局、電臺、報社、電廠、水廠、銀行等要害部門，安定社會秩序。在接管過程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機關、產業物資財產，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對不同性質的接收對象采取不同的接收辦法，使接管工作進展順利。除個別遭敵特破壞或戰爭毀壞的部門外，大部分單位接管工作在3至5天內基本完成，至2月中旬全部完成。共接管工廠115個，倉庫165處，機關、醫院316處，大專院校4所，省立大專院校3所，省立中學4所，市立中學8所，小學122所[2]，天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二)建立人民民主政權
天津解放后，中國共產黨立即領導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開創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局面。解放當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國民黨天津市政府，并著手組建天津市各級政府機關。原在勝芳已形成的政府機構，逐漸趨于完善。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市長、副市長領導下，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內部設秘書、行政、人事、外僑事務4個處。下屬民政、公安、財政、工商、教育、衛生、公用、工務、公產清理9個局和市人民法院、合作社、地政處及物資供應處。在市人民政府領導下，全市設11個區人民政府及塘大區人民政府，區人民政府內設秘書、民政、文教、調解、總務5個股。區人民政府下設街公所。當時，全市共設314個街公所，經群眾選舉產生了12556個閭。[3]至1949年3月底，市內11個區的380個街及塘大區2個鎮、5個街的人民政府全部建立。
為最廣泛地團結人民群眾，進城之初，軍管會和市委、市政府積極著手進行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建設。1949年4月28日，天津市召開首屆職工代表會議，產生了全市性工會組織--天津市職工總會籌委會。隨后，全市職工工會組織工作發展迅速，至7月底，全市已發展會員89497人，建立基層工會138個，基層籌委會71個，工會小組3210個。[4]1950年1月10日，天津市總工會正式成立。在組織籌建工會的同時，1949年三四月間，天津市民主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天津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天津市學生聯合會相繼成立。這些群眾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接管天津后順利開展各項工作的有力助手。
為加強與全市各界人民的聯系，1949年9月5日至8日，天津市召開首屆各界代表會議。黃敬市長在會上作了題為《軍管時期幾項主要工作報告》的書面發言。黃火青代表軍管會作了《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草案)的說明。會議選舉產生天津市各界協商委員會19人，作為各界代表會議的常設機構。這次會議是軍管時期市人民政府的協議機關，對政府的各項政策只有建議權，而無約束權。之后，按照中共中央有關規定，由天津市委建議，各界代表會議更名為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50年1月15至17日，天津市召開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黃敬向大會報告了1950年天津市的任務。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從第二屆開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因此，會議選舉產生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組成人員，還選舉了各界協商委員會委員35人。這些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天津人民真正行使管理國家大事的民主權利。
(三)建立新的社會秩序
軍管會完整接收天津后，更為艱巨的任務是管理建設天津，迅速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剛剛解放的天津，社會秩序相當混亂，尸體、彈藥遺棄滿地，散兵游勇到處流竄，不甘失敗的反動分子仍活動猖獗，兇殺、盜竊、搶劫屢有發生，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是接管天津后面臨的重要任務。
要鞏固革命的勝利，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就必須推翻國民黨統治。軍管會進城后，當即命令:摧毀一切國民黨的反動政權機構，反動黨、團、特務組織，收容并遣散大批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和農村逃亡地主。根據群眾的檢舉和職工控訴，逮捕了一批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漢奸、特務、國民黨官僚、土匪慣竊等，初步安定了社會秩序。
為消除戰爭痕跡，恢復城市功能，在開展接管工作的同時，著手抓了以下幾項工作。一是組織發動群眾打掃戰場，收容國民黨軍隊的散兵游勇。天津解放第二天，民政局和各區便動員群眾就近清整，掩埋尸體、收容俘虜、平毀碉堡、收繳武器彈藥、拆除路障、清掃街道垃圾。至1949年1月底，戰爭痕跡基本消除，市容基本恢復。二是抓緊恢復交通、水、電、郵政業務。進城后，軍管會首先派出部隊守護電車廠、公共汽車廠、電廠、水廠，還率領廣大工人積極投入搶修恢復工作。天津解放后僅48小時，除鐵路與公共汽車外，電燈、電話、自來水、電車、郵政等行業即初步恢復了工作。三是辦理急賑，救濟災民和失業人員。為救濟災民，軍管會先后兩次撥出200萬公斤糧食，救濟30.2萬人；幫助郊區災民修蓋被毀房屋2453間，解決了1734戶共8430人的住房問題；并貸出78.5萬公斤米，安定市民情緒。[5]四是收容處理乞丐。市政府成立收容處理乞丐委員會，采取“一面收容，一面處理，逐步肅清”的方針，基本肅清流落市面的乞丐。五是進行交通秩序的整頓。解放后，天津很快頒布了《天津市臨時交通管理規則》，嚴格交通秩序，整頓影響市容、妨礙正當商業經營的攤販市場。通過這些措施，使社會秩序由混亂到穩定，安定了人民生活。
為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針對妓院、煙館、封建腳行等舊城市留下的丑惡社會現象，軍管會和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進行積極的社會整治，使天津人民在較短時間內得以安居樂業。一是廢除封建腳行把持制度。反動封建的腳行把持制度，在天津已有200多年歷史，是舊天津的“十大惡”之一。解放后，人民政府緊密依靠群眾，特別是直接受其壓迫的搬運工人，徹底廢除了封建腳行把持制度。二是禁煙禁毒，廣泛開展了煙民登記和施戒工作。至1952年9月，基本肅清了天津的煙毒。三是取締妓院。妓院在天津已有近600年歷史。解放后，人民政府對妓院采取“加強管理，鼓勵轉業，逐步消滅”的方針。至1952年5月底，全市公開的妓院被全部取締，妓女全部轉業或回鄉參加生產。[6]至此，天津公開賣淫制度被徹底廢除。四是取締反動會道門“一貫道”。解放前，反動會道門名目繁多，在天津活動的達153種之多，其中“一貫道”流傳最廣，毒害最深。[7]<fontstyle="background-color:#000000"></font>1949年12月，市委發出《關于取締一切封建迷信會道門組織的決定》，提出“特別對一貫道首惡分子加以逮捕，解散其組織，今后不得有任何活動，并沒收其公共財產，封閉壇堂”。[8]經過登記、退道、追騙財、查封壇口、打擊處理幾個過程，至1951年6月，徹底摧毀了“一貫道”組織。
另外，根據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婚姻法》規定，天津市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既是中國反封建斗爭深入的表現，也有利于社會風氣的好轉。
(四)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了新解放城市要將革命和生產建設一起進行，而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后，面對國民黨政府給天津經濟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軍管會和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為恢復和發展天津經濟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一是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取消帝國主義特權。解放后，根據中國共產黨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天津分別對分布在銀行、工廠、商業機構的官僚資本予以沒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國家銀行、國營工商業等國營經濟，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取消了帝國主義在津的一切特權，包括收回海關管理自主權、實行對外貿易的統制等。對于外國資本家在天津開設的工商企業，采取監管、控制、收購、征用、代管等方法，比較妥善地處理了外國資本在津企業的問題。
二是正確處理勞資關系，發展私營工商業。1949年至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實行了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制定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進城后，通過向資本家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私營工商業恢復很快。1949年4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傳達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迅速糾正了當時存在的過“左”情緒，勞資關系走向正常。為發展私營工商業，天津還在改進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針對“五反”運動后出現的問題，一方面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糾正干部和職工中“左”的情緒；一方面采取調整加工訂貨的價格和標準、組織各種專業會議、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擴大加工訂貨范圍等一系列措施，扶植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經營。至1952年底，私營工商業的生產普遍恢復并超過“五反”前的水平。
三是整頓金融秩序，穩定物價。解放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立即把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擺上議事日程。天津解放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市分行成立。第二天，軍管會即宣布國民黨政府發行的一切貨幣為非法貨幣，偽金圓券限于2月4日停止使用，還規定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一切外國貨幣在市場上流通，收回各解放區發行的地方貨幣，逐步建立了統一的人民幣市場。為安定人民生活，還進行了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的斗爭。從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天津先后出現4次物價波動。人民政府針對每次物價上漲的原因和特點，利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采取相應的對策，逐漸穩定了物價。
四是統一財經，調整工商業。1950年3月，政務院頒布《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地統一財經，整頓收支，爭取財政收支接近平衡，并且穩定物價。因此，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發布文件，要求在全市范圍內統一財政經濟，采取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現金管理、統一物資調度等措施，有力地扭轉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局面。統一財經后，由于市場物價趨于穩定，社會上虛假購買力消失，市場一度呆滯、蕭條。在這種情況下，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又開始緊張起來。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天津市從1950年7月開始穩步地調整工商業，包括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等三個基本環節，其中重點是調整公私關系。經過這次調整，工商業很快克服暫時困難，獲得穩步的恢復和發展。
五是擴大城鄉物資交流，發展對外貿易。解放后，天津積極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把它作為發展和繁榮經濟的重要手段。首先建立管理部門和貿易機構，并采取召開工業展覽會和物資交流會等形式，恢復和加強天津作為華北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和物資集散功能。1951年10月5日至11月20日，受中共中央華北局委托，天津舉辦了規模盛大的華北區城鄉物資交流會。這次物資交流會共展出商品13000余種，觀眾達100萬人。除新疆、西藏外，全國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及重要城市共103個代表團計2300余人直接參加了大會交易，總成交額達15600萬元，轟動了整個天津市和華北地區。毛澤東到天津參觀了這次物資交流會，并加以稱贊。1949年3月15日，天津成立對外貿易管理局，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自力更生、獎出限入”的對外貿易管理方針，對外貿易工作很快發展。1950年天津全年批準進出口總值達429419183美元，比解放前歷史最好水平的1936年增長近兩倍，占全國第一位。[9]
六是扶持個體經濟。解放初期，天津在發展國營經濟和私營工商業的同時，也注意到個體手工業和小商販的生產和經營，使它們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個體手工業采取積極扶植發展的方針，從手工業最困難的供銷上給予幫助，使個體手工業得到發展。小商小販在私營商業中占有很大比重，他們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個體勞動者。從1949年3月開始，人民政府對攤販進行登記審查，核發營業執照，劃分營業場地，以發揮他們方便群眾購買商品、維持勞動就業、補充國營商業不足的作用。
七是發展合作經濟。1949年2月，天津市供銷合作總社成立，負責領導和管理全市的合作事業?？偵绯闪⒑螅诠S、機關、學校、街道中發動群眾集資入股，組織職工、市民消費合作社。1949年2月20日第一個市民消費合作社成立。至1949年底，消費合作社增加到458個，共有105萬名社員，占全市人口的62%。[10]全市消費合作社網點星羅棋布，對于積極占領城市零售商業陣地，穩定市場物價，安定人民生活起到重要作用。此外，還積極引導個體手工業走合作化道路。遵循自愿互利原則，1949年3月將4個失業的地毯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第一個手工業合作組織。至1952年底，全市共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25個，社員達到3155人。[11]
八是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從1949年3月至1951年，天津在農村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根據當時的隸屬關系，農村土地改革分兩部分進行:一是天津郊區的土地改革；二是天津縣的土地改革。通過土地改革，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使深受剝削壓迫的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1952年，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23.2萬噸增加到55.8萬噸，增長1.4倍；棉花產量由1949年的1590噸增加到4625噸，增長1.9倍。[12]土地改革還使土地歸國家所有，為建設城市和發展工業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開展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
天津解放后，根據中共中央統一部署，相繼開展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1950年，中共中央發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組織中國人民志愿軍于1950年10月19日開赴朝鮮前線，和朝鮮人民并肩作戰，抗擊美國侵略軍。在天津市委、市政府領導下，天津人民積極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偉大運動之中。在大規模的愛國宣傳后，適齡青年紛紛報名參軍，工人普遍開展愛國勞動競賽，醫護界組織志愿醫療隊開赴朝鮮前線。1950年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舉行了4萬余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受到毛澤東的贊揚。1951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后，天津市掀起捐獻高潮。全國第一架捐獻飛機就是天津的“仁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號”。從1951年6月2日至12月24日，全市共捐款1948億元(舊人民幣)，可購戰斗機129架，超額完成原計劃的30%。[13]至1951年12月31日，全市共捐款2001億元(舊人民幣)，可購買戰斗機133架。[14]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后，天津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運動中注意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大張旗鼓地搞好宣傳工作。1951年3月26日起舉辦的“公安展覽”和“一貫道罪惡展覽”，先后參觀的群眾達40多萬人。[15]根據群眾檢舉揭發和公安部門掌握的情況，全市實施了兩次大搜捕，將殘害人民、作惡多端的反革命分子抓捕歸案。隨后，市軍管會接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控訴和要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經司法機關審理，自1951年3月至7月，分三批集中鎮壓了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通過鎮壓反革命，嚴厲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加強了社會治安，使天津出現了安定的社會局面。
1951年12月1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國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之后，根據“三反”斗爭的需要，1952年1月，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者中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因此，天津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1月5日，市委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動員全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隨后，“三反”運動在全市掀起高潮。對“三反”中查出的貪污分子，貫徹了“懲治與改造教育相結合”、“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政策，有近80%沒有給予處分，使犯錯誤的人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歷時半年多的“三反”運動，清除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干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舊社會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教育了干部，振奮了民心，提高了執政黨的威望。
“五反”運動大體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2年1月5日至2月初。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普遍號召，重點突破，使運動迅速開展起來。第二階段:從2月初至3月中旬。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運動全面展開。天津市十一區人民群眾采取“突破一點，控制全盤”的方法，向有“五毒”行為的奸商進行斗爭，取得顯著效果。這一做法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并把這一經驗批轉全國。第三階段:從3月中旬至6月中旬。這一階段為處理階段，按照中共中央確定的政策界限，分別給資本家作結論?！拔宸础边\動的開展，有力地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五毒”行為，使中國共產黨在同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反限制斗爭中取得又一個勝利。
(六)大力加強黨的建設
解放后的天津，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能夠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取得革命和建設的顯著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為執政黨，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大力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是一個重要因素。
一是建立并公開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后，加強黨的各級組織建設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天津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組建了天津市委領導機構。解放當日，天津市委開始辦公。當時，市委設組織部、宣傳部(與軍管會文教部為一套機構)、職工工作委員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黨校(對外稱政治訓練班)、天津日報社、直屬黨委等工作部門。市委下設市內11區和塘大區共12個區委。還根據工作需要，建立了企業黨委和學校黨委。1949年8月，市委作出《關于公開黨的決定》后，全市黨的組織陸續公開。黨組織公開后，更加密切了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也使廣大黨員干部自覺地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各項工作中更好地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二是發展壯大黨員隊伍。天津解放時，有地下黨員1564人，進城接管干部黨員5389人，黨員僅占全市人口的0.39%。至1949年5月，全市共有黨員7113人。[16]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1949年6月，天津市委作出《關于組織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定》，明確今后組織發展工作的方針。隨后，全市各級黨組織把發展黨員工作擺上重要日程。據統計，從1949年8月至12月，全市共發展黨員7951人；至1950年6月，全市共發展黨員12446人，相當于1949年5月全市黨員總數的1.7倍。[17]由于過分追求數字，出現了盲目發展、忽視質量、追求數量、降低黨員條件的問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天津市委決定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暫時停止發展新黨員。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后，天津市委認真貫徹執行，并作出《關于發展黨問題的結論》。至此，全市黨的組織發展工作開始步入正軌，黨員的質量也有了保證。
三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1949年7月，天津市委成立總學習委員會，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全市黨員干部進行學習。學習內容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和《新民主主義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1950年3月，市委總學習委員會改組為天津市總學習委員會，加強了對全市干部學習的統一領導。1950年，全市在職干部參加學習的共計2.5萬余人。[18]另外，通過舉辦“政治訓練班”和加強黨性教育等形式，組織黨員干部學習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知識，提高了他們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
四是開展整風整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從1950年9月至1952年12月，天津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風整黨運動。首先開展整風。整風的主要任務是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提高干部和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克服驕傲自滿、功臣自居思想，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貪污腐化、違法亂紀等錯誤，密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整風的重點是各級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干部，至1950年底結束。從1951年開始整黨，先進行整黨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和典型試驗。12月4日，市委成立整黨辦公室，加強對整黨工作的組織領導。至1952年底，整黨運動結束，全市共清除不合格黨員2710名[19]，調整了少數不稱職的支部委員，整頓了軟弱渙散的支部。經過這次整黨，對廣大黨員普遍進行了做合格黨員的教育，提高了黨員的思想政治素質，純潔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特別是結合“三反”運動，進一步整頓了黨內不良傾向，給全黨以牢記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反對腐敗、堅持廉潔的教育。
五是建立黨委制和紀律檢查等制度。天津解放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設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194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健全黨委制是良好地實現全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環節，并在會后發出《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據此，天津解放后，市委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黨委制工作。1952年8月，天津市委作出《關于改進領導的決定》[20]，突出強調健全黨委制，反對個人專斷，堅持集體領導，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經中共中央批準，1949年12月成立天津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建立后，認真履行職責，嚴格執行中國共產黨的紀律，與各種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斗爭，不斷清除黨內垃圾，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做了大量工作。另外，在黨內實行組織員、宣傳員、報告員制度，對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六是召開黨代表會議。為迎接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天津市委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在一切鞏固的解放區，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遵照黨章的規定，從現在起，定期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決定，于1952年8月18日至30日，召開天津市首次黨代表會議。會議代表按規定選舉產生。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502人，列席代表208人，代表全市22000多名黨員。會上，黃敬代表市委作了《關于三年來工作總結與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在中共中央和中共華北局的領導下，天津市委正確地執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城市工作的方針政策，勝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華北局交付的各項任務，取得了顯著成績，為天津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七)取得顯著成就
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對天津這座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十分重視。重建天津港、恢復對外貿易、溝通城鄉交流、進行城市建設等，這些關系天津長遠發展的決策，都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天津人民煥發出無比的干勁，以主人翁的精神建設自己的家園。從解放至1952年，經過3年多的艱苦奮斗，天津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
在政治上，順利完成城市接管任務，建立起鞏固的人民政權，城市各項管理工作步入正常軌道，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天津工作的領導。廣大黨員干部在實踐中逐步學會管理城市，把天津真正建成了人民的城市。在社會上，基本肅清了反動殘余勢力，滌蕩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穩定，人民生活安定，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廣大群眾衷心擁護新生政權，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在經濟上，由于以城市生產建設為中心，使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天津經濟大大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生產水平，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天津工業總產值達到17.52億元，相當于1949年工業總產值6.54億元的2.7倍，相當于解放前最高年份1947年工業總產值5.04億元的3.5倍。平均每年增長38.9%，高于全國平均增長速度。與當時全國各省市比較，1952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是349億元，其中上海66.6億元，遼寧45.25億元，山東20.28億元，天津居全國第四位。[21]
由原意租界回力球場改建的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宮{field:content}lt;/td></tr></table> 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全面發展。教育方面，確立了向工農開門、為國家培養合格建設人才服務的新方向。至1952年底，全市小學學生比解放前增長1.2倍，中學學生增長1.5倍，高等院校學生增長近1倍。3年多來，使20萬工農群眾摘掉了文盲帽子，13萬職工參加了各種業余技術學校的學習，在工農群眾中形成一個學習文化的熱潮。文化方面，通過改造舊的文化機構，建立了大眾的、科學的新文化陣地。從1949年至1952年，全市的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由16個增加到25個，電影放映隊由3個增加到44個，劇團由1個增加到30個，豐富了人民的文化娛樂生活。衛生方面，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方向。新建了工人醫院、紡織醫院、第六醫院、結核病防治院等大型醫院，在勞動人民聚居區設立了200多個中小型診所，病床增加到4000張。在大中企業20萬職工中實行了勞動保護條例，小型企業和流散工人中實行了免費醫療。[22] 市政建設取得新的發展。為解決勞動人民居住問題，首先調撥部分公房分配給無房戶，規定合理租價，使勞動人民有條件租房。1952年，在距工業區較近的中山門、王串場、西南樓、吳家窯、丁字沽、唐家口等地興建了7處工人新村，新建平房5.5萬間，解決了17萬工人及其家屬的住房困難問題。[23]為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環境，1950年9月起在勞動人民聚居區開展了大規模的下水道建設，徹底消滅了影響城市環境衛生的四大害--赤龍河、南開蓄水池、墻子河和金鐘河。為解決行路難問題，在勞動人民聚居區鋪設50多公里柏油路，修建了京津橋、北洋橋、大豐橋、獅子林橋。經過幾年的市政建設，公共交通貫穿全市東南西北，全市人民都能喝上自來水。還興建了水上公園、第二工人文化宮、人民公園、南開公園等10余處大中小型文化休息娛樂場所，初步改變了天津的城市面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由于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全市財政收入得到大幅度增長，1952年財政收入較1949年增長7.8倍。在財政經濟狀況獲得根本好轉的同時，人民生活得到不斷改善，全市工業職工平均工資，如以1950年為100，到1952年為141.98，其他部門職工的工資也有不同程度增長。[24] <table width=80%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img src="/mediafile/ccpc/zgds/zzzgtj002.jpg" border="0"></td></tr><tr><td > 1952年，天津市委、市政府為改善市區居民居住條件，下力量興建一批工人新村</td></tr></table> 二、貫徹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隨著全國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以及國營經濟日益發展壯大，1953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天津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經過共同努力奮斗，至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并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了良好開端。(一)學習宣傳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召開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公布后，天津市立即向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從9月開始，按照先黨內后黨外、先干部后群眾、先基本群眾后一般群眾的順序，傳達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精神。9月中旬，全市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分別向各區、各郊區和各系統的黨員干部作關于總路線的報告。隨后，各區委組織各系統的報告員和負責干部，向非黨干部及黨內外群眾作宣傳報告，組織討論并開展了普遍宣傳。據統計，自9月中旬至11月底，全市各界群眾聽取總路線宣傳報告的達79.5萬余人。[25]經過大張旗鼓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家喻戶曉，迅速形成統一認識，在全市人民中得到廣泛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市人民共同為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斗的綱領。為貫徹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定今后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按照黨章及中共中央有關規定，1954年7月20日至29日，召開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473人，列席代表100人，代表全市4.9萬名黨員。市委書記黃火青代表市委向大會作工作報告，總結了第一次黨代表會議以來的工作，確定天津市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和當前任務，強調加強黨的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大會一致通過黃火青所作的工作報告，并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精神和天津的特點，確定了本市今后的工作方針:根據國家計劃，保證完成并爭取超額完成生產和基本建設任務，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力支援國家141項重點建設工程，積極供給農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并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大會選舉產生中共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選出市委委員25人，市委候補委員10人。[26] (二)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急劇擴大了商品糧食的需求量，出現了糧食供應不足、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糧販操縱糧食市場的局面。在中國實行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發展和農民的支持。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制定不久，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后，天津市立即貫徹執行。在城市實行糧食計劃供應，首先從供應比較緊張的面粉開始。1953年10月底，市委結合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全體市民中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使糧食計劃供應政策深入人心。從1953年11月1日開始，實行面粉計劃供應，使面粉銷量很快得到控制。12月1日起實行所有糧食的計劃供應。各區成立中心糧店，并在全市設立供應點，市民憑折購糧，不限品種和數量，但不得囤積和轉賣。同時，對牲畜飼料糧供應標準和食品業用糧標準也作出具體規定。此后，糧食供應中的盲目混亂現象得到根本扭轉。12月全市糧食的銷售數量比11月減少10.59%，比1952年同期減少21.36%。[27] 1953年12月18日，郊區農村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由于組織宣傳工作做得好，郊區很快掀起一個積極出售余糧的高潮。王頂堤鄉的農民寫信給全市工人，決心把余糧全部賣給國家，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著名的姜德玉生產合作社在收割以后，立即賣給國家12.5萬公斤余糧。至1954年1月底，全市收購糧食7459萬公斤(包括統購前收購)，完成華北局分配任務的119%。對農村余糧戶實行計劃收購的同時，也對農村缺糧戶實行統一銷售。至1954年1月底，共供給農民各種糧食1800萬公斤[28]。從1954年1月1日開始，對郊區糧食也實行全面的計劃供應。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初步緩解了糧食供應的緊張，保持了市場物價的穩定，滿足了工業化對糧食的需要，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實施。(三)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根據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天津逐步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幾年的努力，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已經進行，并積累了一些經驗。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后，天津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全面展開，至1956年1月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4年初至1955年春，是穩步前進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根據中共中央“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對農業和手工業的改造采取典型示范、推廣經驗、自愿互利、循序漸進的原則；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采取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先少后多、先慢后快的原則，防止命令主義和急躁情緒，工作發展是健康順利的。至1955年春，郊區共建立992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32.43%。手工業有1.1萬多人參加生產合作社，占手工業總人數的12%。私營工商業絕大部分納入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有160多家。[29]第二階段，從1955年夏至1956年1月，是社會主義改造大發展的階段。至1955年底，天津郊區已有近7.2萬戶農民參加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占總農戶的82.7%。[30]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帶動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1月14日，天津市101個私營工商行業，26000多家企業(18萬多從業人員)，全部被批準實行公私合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31]1月16日，參加手工業合作組織的達83000余人，占全市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0%左右。[32]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1月初，天津農村又很快進入了由初級社轉高級社的高潮。全市原來的946個初級社，經過合并、擴大或調整，改建為201個高級社，入社農戶92301戶，占總農戶的98.45%，平均每個社454戶，最大的社達2000多戶。[33]1月18日，天津郊區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宣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造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至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后，經過清產核資、實行定息制度和對私方人員進行適當安排。然后根據“大部不動，小部調整”的方針，進行了工業生產的改組和商業的調整。至1956年底，私營工業5254戶全部轉為公私合營企業，私營商業59316戶(占私營商戶的85.7%)轉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私營工商業者成為國營或公私合營企業的公職人員。農業合作化方面，至1956年底，天津郊區共有高級農業合作社203個，參加戶數92891戶，占總農戶的98.43%，入社耕地占農民總耕地面積的98.91%。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至1956年底，全市共有手工業合作社(組)825個，從業人員93375人，入社人數占手工業從業人數的94.5%。隨著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天津市國民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變化。至1956年底，工業總產值中，中央與地方國營、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的總產值占99.9%，私營工業僅占0.1%。在零售商業中，國營、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的零售總額占92.75%，私營零售僅占7.25%。[34]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逐步健全，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在人民群眾中逐漸樹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天津和全國一道，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四)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為貫徹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1953年起，中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一五”計劃確定了中國建設現代工業基礎的目標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以工業化為整個經濟的主要任務，并且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和內地工業。國家“一五”計劃對天津采取了只利用原有基礎，不安排重點項目的方針。根據國家“一五”計劃的要求，結合自身的具體情況，天津市編制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一五”計劃。充分發揮天津工業基地作用，大力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是天津在“一五”期間的主要任務。天津“一五”計劃確定3個方面的重點工作:第一，擔負為國家新建企業或重點建設工程承制機器設備、培訓和輸送人才的繁重任務；第二，承擔生產更多更好的日用工業品、供應全國人民需要的任務；第三，完成繁重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為確保這些任務的完成，“一五”計劃對工業、農業、商業、基本建設等方面發展國民經濟的指標都作出具體規定，標志著天津開始進入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新階段。在執行“一五”計劃的過程中，加強對工業的領導，改善企業管理，充分利用原有設備挖掘潛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降低了成本，有力地支援國家經濟建設和滿足人民的需要。第一，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許多生產資料。包括動力機械、建筑機械、礦山和通用機械、紡織機械、汽車配件以及農業、水利方面的各種機械、設備等。天津機械工業開始改變以往為本市服務的狀況，逐漸以較多的機械產品供應全國各地，有些產品還直接支援了國家的重點建設單位。例如，80馬力高速移動式柴油機和空氣壓縮機供應到玉門油礦、淮河水利工程、福建前線和海南島；電動吊車支援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哈爾濱量具刃具廠和阜新煤礦等幾十個建設單位。北京、石家莊、邯鄲、鄭州和西北等地新建的棉紡織工業，都有天津生產的紡織機械。在鞍鋼、武鋼、包鋼、武漢長江大橋、黃河三門峽水庫等建設工地，也都有天津工業提供的各種機械。第二，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一五”期間，國家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對于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工業品，只能相應地加以發展。因此，天津作為國家原有的工業基地，承擔了生產大量日用工業品的繁重任務。“一五”期間，天津紡織、輕工產品，如毛巾、膠鞋、精紡毛織品、棉布、棉紗、手表、自行車等，大量供應全國各地，特別是廣大農村。1953年至1955年間，僅棉紗就提供了近18.9萬噸，棉布近11.7億米，針織品近41萬噸，膠鞋2025萬雙，紙及紙板16萬噸。[35] 第三，為國家培養、輸送了一批建設人才。從東北、西北，到西南，在全國一些工礦企業和交通建設單位，都可以看到天津工業部門輸送的建設人才和工作人員。據統計，1953年至1955年，天津工業企業共抽調2萬多人支援了一些省市、地區和國家重點建設單位。例如，天津汽車制配廠到1954年輸送到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干部和工人已相當于解放初期這個廠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一；天津紡織工業支援了石家莊、邯鄲、鄭州等地新建的紡織工業，輸送了幾千名職工，其中包括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和20多個工種的技術工人。第四，為國家積累了大量建設資金?！耙晃濉逼陂g，全市勝利完成各項稅收和地方財政減除地方支出后上繳中央27億多元的重大任務。這些資金，占“一五”計劃期間國家對經濟和文教衛生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的5.5%。在1955年，這些資金可以建設10萬紗錠的紗廠41個，或修筑鐵路4525公里。另外，天津市還多次成功發行了國家公債。1954年1月，全市完成發行4381億元(舊幣)經濟建設公債的任務，超過計劃總數的36.92%。1955年初至4月，又超過認購計劃的14%，完成了發行1955年國家建設公債的任務。[36] 此外，在擴大國內商品流轉和對外貿易等方面，也有力地支援了國家經濟建設。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爭取提前完成“一五”計劃，成為天津人民的中心任務。為此，全市人民積極響應市委、市政府號召，以高度的積極性投入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廣泛開展合理化建議，推廣先進操作法和先進部門、先進人物的經驗。根據中共中央充分利用沿海原有工業基地，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天津市加大投資力度，增添機器設備，改建和擴建一些工廠企業，把工業生產中的薄弱環節和薄弱部門充實起來。1956年天津工業基本建設投資達6945萬元，比1955年增長1倍。其中，擴建、改建投資占92.27%，新建投資占2.73%。[37]這樣使天津市一些重點產品的生產能力有所擴大，原有設備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一五”計劃規定的主要指標提前一年完成。1956年全市工業總產值為35.69億元，比1955年增長25.5%，為原訂1957年計劃指標的1.1倍，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計劃。列入“一五”計劃的20種主要產品，在1956年有鋼、鋼材、純堿、電動機、機床、自行車、棉布等15種產品產量，提前一年超額完成了1957年的計劃指標。[38]不僅如此，1956年天津市國民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指標也已提前一年達到1957年的水平。和1957年計劃相比，地方工業(包括合營工業)總產值完成22億元，超額完成了6.95%；手工業總產值完成3.6億元，超額48.18%；糧食產量達到51900萬余斤，超額6.13%；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現8.97億元，超額14.56%；基本建設投資四年累計完成2.11億元，超額9.68%。[39] 至1957年“一五”計劃結束時，各項指標大都超額完成，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天津工業的加快發展，使經濟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五)民主普選及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和人民民主政權的確立，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已逐漸成熟。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天津市開展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普選運動，由選民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天津市選舉委員會于1953年5月12日正式成立。6月以后，各區選舉委員會也相繼成立。市選舉委員會成立后，制訂了《天津市選舉工作計劃大綱》，并根據選舉法制定了有關選舉事務，選民資格審查的若干規定，全市共抽調訓練了普選干部5379人，組織了龐大的普選隊伍。市內各區第一階段工作(人口調查，選民登記)9月份基本結束，到10月份進入正式選舉。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天津市的廣大群眾以新中國主人翁的姿態和政治熱情積極參加民主普選活動，至1953年11月下旬結束。全市1313558名選民登記，1251375名選民參加了選舉，占登記選民總數的95.27%。全市各區共選出區人民代表1426名。[40]1954年6月28日至7月7日期間，天津市全市13個區(市內8區、塘沽區和4個郊區)分別舉行區人民代表大會，先后選出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09名，駐津人民武裝部隊選出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0名。天津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共519名。1954年8月9日至13日，天津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隆重舉行。會議應到代表519人，實到代表492人，列席代表91人。會議聽取并審查討論了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李耕濤代表市長吳德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關于解放以來的工作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秷蟾妗房偨Y了天津解放以來市人民政府工作的主要成就，提出在過渡時期內的工作方針:根據國家計劃，保證完成并爭取超額完成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任務，積極地穩步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大力支援國家重點建設工程，積極供給農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會議聽取并審查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宋景毅所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關于天津市1953年度財政決算和1954年度財政預算草案的報告》。還聽取《天津市普選工作完成情況的報告》和《關于憲法草案的宣傳討論工作的報告》，通過了《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薄一波、黃火青等28人為天津市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普選的實行和市、區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天津市人民民主專政制度逐步完備和更加鞏固，人民政權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六)加強黨內團結的教育，開展肅反審干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黨內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增長，出現了不團結現象，影響著中國共產黨中心任務的順利完成。1954年2月，中國共產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把解決黨內不團結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對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進行揭露批判，并一致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4年4月3日至13日，天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國共產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會議聽取了市委書記黃火青、市委副書記吳德關于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和華北局全體委員會擴大會議精神的傳達報告，并進行認真討論。會議一致認為，中央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是完全正確的，并通過致中共中央和華北局的電報，表示對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的衷心擁護。同年5月，在全市組織工作會議上，天津市委要求各級黨委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加強黨的團結。天津市還在16級以上的黨員干部中，結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討論進行了思想檢查，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通過學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使全市干部和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統的、深刻的黨性教育。干部工作是黨的組織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從政治上純潔干部隊伍,提高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要求必須在兩三年內對全國干部進行一次細致的審查，以便更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干部，保證國家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1955年下半年肅反運動開始后，中共中央于1955年10月發出《關于審干工作同肅反斗爭結合進行的指示》，指出:審干工作應同肅反斗爭密切結合。兩者有聯系性和一致性，但兩項工作的任務、性質和工作方法是有區別的。肅反斗爭是要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而審干是審查干部的政治、歷史問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天津深入開展了審干和肅反運動。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天津對干部進行了一次全面系統的審查。審查干部的目的是，弄清每個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各種壞分子，以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通過審查從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質、工作才能，以便更有計劃地培養干部，正確地使用干部。審干工作從1954年8月開始，首先對市科長級以上干部進行審查，195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任務。[41]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轉為對一般干部的審查，年底已完成80%以上。至1957年底，全市已完成95%的干部審查任務。3年多來，全市的審干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絕大多數的干部政治歷史問題已經查清并作了結論，達到了審干目的。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候，一些反革命分子又開始活躍起來，企圖阻礙、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展開斗爭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決定在全國范圍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據此，天津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市范圍內分期分批地開展了群眾性的肅反運動。肅反運動主要在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中開展，約有56萬人參加，至1957年基本結束。[42]這次運動采取了發動群眾揭發檢舉與專門機關調查研究核實定案相結合的辦法進行，確實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偟目磥恚\動的發展是正常的、健康的。經過幾年的肅反斗爭，基本肅清了殘余的反革命勢力，社會秩序更加安定，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各項事業順利進行。(七)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探索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后，中國面臨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而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用科學技術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必須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改變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落后的面貌。1956年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知識分子經過建國后7年來的工作實踐和思想改造，絕大部分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偉大力量。為貫徹中共中央會議精神，天津市進一步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加強了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同年4月，天津市制定了《天津市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號召全市知識分子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繁榮天津市的科學文化事業。5月，中共中央確定在文化藝術和科學研究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極大地調動了天津知識界的積極性，在知識分子中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為確定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和方針，中共中央決定于1956年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給八大召開做好準備工作，1956年7月19日至30日，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正式代表663人，列席代表200人，代表全市7.3萬名黨員。[43]黃火青代表中共天津市第一屆委員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對市委兩年多來的工作進行總結，根據中共中央充分利用沿海舊有工業基地的方針，提出天津市今后的中心任務是:發掘一切潛力，發展經濟，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天津市第二屆委員會，選出市委委員35人，候補委員13人。大會選舉周恩來等25人為天津市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3人為候補代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八大在北京召開。八大指出，在我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今后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盡快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天津市委迅速對中國共產黨的八大文件的學習和宣傳作出部署。1956年10月，市委召開全體會議，傳達八大精神，并提出深入學習貫徹八大決議的具體意見。要求在深入學習八大文件的基礎上，嚴肅地檢查思想，檢查工作，并根據檢查的結果，認真改進領導，改進工作，具體解決當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切實貫徹執行八大精神。同年12月，市委召開擴大會議，要求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繼續深入學習八大的文件，在天津市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爭取更多地超額完成“一五”計劃，積極準備“二五”計劃。為給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做好準備，中國共產黨的八大后，天津市委在組織上進一步加強了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國營企業實行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同時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吸收工人參加企業管理，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發揮工人的主人翁作用。這些措施較好地調動了群眾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1957年，天津市增產節約運動蓬勃展開，至4月，全市有80%以上的工廠、98%的職工投入這一運動。在增產節約運動的推動下，1957年天津經濟建設取得解放以來最好成績，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增長10%，農業總產值增長5%，輕紡工業有70種拳頭產品暢銷亞非30個國家，[44]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八)“一五”時期創佳績1953年至1957年，天津人民在中共中央正確領導下，不僅圓滿完成了支援國家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而且加快了自身的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使“一五”時期成為天津解放后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一是天津工業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工業生產結構有所改變，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有了提高?！耙晃濉睍r期，工業內部結構發生變化，1957年重工業產值比1952年增長2.6倍，平均每年遞增29.5%，超過輕工業平均每年遞增13.5%的速度；重工業產值在全市工業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15.9%上升到1957年的26.7%。1957年全市工業總產值為40.43億元，比1952年增長1.2倍，平均每年遞增16.7%。主要產品產量也有較大增長，據對33種產品產量的統計，1957年比1952年增加1倍以上的就有22種。[45]“一五”期間，天津工業所創造的產品價值達150億元以上，完成累計計劃的106%。5年中，天津工業面貌發生根本性變化，由一個以輕工業為主的城市，逐步發展成為具有鋼鐵冶煉、機械制造、化學、紡織、造紙、橡膠、食品等比較完整的綜合性工業城市。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生產資料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29.6%上升為1957年的48.9%，生產資料產值平均每年遞增30%以上。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許多不完整的工業行業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機電工業從僅能進行修配變成能獨立制造機器，染料業從僅能生產硫化氰一種產品發展到能生產染料及中間體120余種產品。同時，全市出現了許多新興工業，如塑料、儀表、精密機床制造等。5年中，天津地方工業試制生產了2627種新產品，其中有不少產品是全國首先試制成功和投入生產的，如玻璃紙、手表、聚氯乙烯、人造革，等等。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1957年工業勞動生產率比1952年提高39.8%，平均每年遞增6.9%。[46]在工業總產值增加額中，靠提高勞動生產率所得的占63.4%。隨著生產的發展，天津工業在全國的地位有了新的提高。5年間，全市地方工業總產值增長31.89%，高于全國地方工業增長速度。1957年，天津工業在全國的地位僅次于上海、遼寧，居第3位，而地方工業則從1952年居全國地方工業的第4位上升為第2位。[47] 郊區農業顯著發展，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有所增強。同1952年相比，1957年耕地面積增加6.34萬畝，農業總產值增長18.3%。其中糧食產量增長29.3%；蔬菜產量增長77%；豬的年末存欄頭數增加54%；奶牛增長近3倍；雞、鴨等家禽飼養量也有較大幅度增加。[48]農業總產值中，漁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7.8%上升到1957年的9.5%；林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上升到1957年的4.5%。[49] <table width=80%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img src="/mediafile/ccpc/zgds/zzzgtj003.jpg" border="0"></td></tr><tr><td align=center>1952年，天津汽車修配廠生產的第一輛汽車</td></tr></table> 商業方面，物價基本穩定，商品流轉擴大，對外貿易有較大發展。“一五”期間，平均每年物價指數僅上升2.5%，大大低于工資增長的幅度，使人民得到了實惠。國內商品流轉擴大是物價基本穩定的重要物質保證。與1953年相比，1957年國營和合作社商業的商品購進總額增長62.8%，自外埠商業部門調入商品總額增長24.4%，調往外埠商業部門的商品總額增長27.4%。連同私營商業和小商小販在內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57年比1952年增長47.4%，年平均遞增8.1%。在對外貿易方面，出口商品總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長30.1%；出口產品中的工業品到1957年已占到37%。[50] 基本建設方面，5年內新建廠房、學校500余萬平方米，新建職工住宅184萬平方米。兩者加在一起，相當于天津“一五”計劃前原有建筑面積的45%。[51]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全市科學、文教、衛生、體育事業也有很大發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同1952年相比，1957年全市職工人數增加90.9%，其中，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增加66%，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增加2.3倍。全市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到1956年已基本解決。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總額，1957年比1952年增長97%，5年內平均工資增長30.7%，職工家庭平均每人年生活費收入增長23.6%，大大超過了物價指標上升的幅度。從50年代開始，職工就享受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險和多種福利待遇，1957年全民所有制單位支付的勞保福利費相當于工資總額的17.1%。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快的提高，5年中共增加中等專業學校6所、普通中學81所，各級各類學校在校學生1957年比1952年增長46.5%。電影、戲劇等文化藝術活動也比較活躍，與1952年相比，1957年電影院增加7個，公共圖書館增加4個。衛生事業也有很大發展，與1952年相比，1957年衛生機構增長1.5倍，病床增加1.3倍，醫生增加66%。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全市人口死亡率由1952年的10.7‰下降到1957年的9.3‰。[52]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天津執政的最初幾年，廣大黨員干部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帶領人民群眾勵精圖治，艱苦奮斗，在實踐中掌握和提高了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的執政能力，鞏固了人民政權，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得到各族各界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中國共產黨領導天津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但能夠推翻一個舊中國，更能建設一個新中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供稿 劉素新執筆[1]《天津接管史錄》（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2]《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3]《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1919―2000），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頁。[4]《天津接管史錄》（上卷），第9頁。[5]《天津接管史錄》（上卷），第10頁。[6]《難忘的歲月――天津市解放初期社會治理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頁。[7]《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頁。[8]《天津接管史錄》（上卷），第538頁。[9]《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512頁。[10]《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514頁。[11]《天津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12]《當代中國的天津》（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頁。[13]《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頁。[14]《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1919―2000），第182頁。[15]《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256頁。[16]《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17]《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541頁。[18]《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278頁。[19]《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第44頁。[20]《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399頁。[21]《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天津卷），第516頁。[22]《中共天津地方黨史簡輯》，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編輯出版，黨的教育叢刊1991年第2―3期，第109頁。[23]《征途回首》第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頁。[24]《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59頁。[25]《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418頁。[26]《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第78頁。[27]《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1期，第28頁。[28]《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1期，第29頁。[29]《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11頁。[30]《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264頁。[31]《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頁。[32]《天津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15頁。[33]《天津市農村合作制發展簡史》（1949―1987），津新圖字（88）第000249號，第145頁。[34]《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267頁。[35]《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94頁。[36]李大勇：《天津經濟發展5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37]《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97頁。[37]《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第238頁。[39]《天津通志?中國共產黨天津志》，第267頁。[40]《天津通志政權志?人民代表大會卷》，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頁。[41]《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1919―2000），第216頁。[42]《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第65頁。[43]《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第78頁。[44]《中共天津黨建史研究》（1949―2008），第98頁。[45]《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98頁。[46]《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98頁。[47]李大勇：《天津經濟發展50年》，第80頁。[48]《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第238頁。[49]《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99頁。[50]《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第238頁。[51]《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第238頁。[52]《當代中國的天津》（上），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