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和黨的工作會議]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和黨的工作重心向大城市的轉移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
在召開這次全會之前，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提出了在這一年所要完成的16項任務，其中包括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準備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中央政府，“原則是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黨內指示，表明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同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舉行了會談，參加的有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毛澤東圍繞著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tǒng)地談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關于建立新政權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新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lián)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人民民主專政更合適，更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黨各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lián)合政府，但名義上不這樣叫?，F(xiàn)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民主黨派，與我們已合作多年了，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里，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就是說，新政權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是核心，同時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于1949年3月5日到13日舉行。出席這次中央全會的有中央委員34人(中央委員出缺4人，由候補中央委員遞補出席3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會議的11人。全會主席團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組成。全會聽取并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批準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準由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建議，批準毛澤東關于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基礎的聲明，并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到城市的戰(zhàn)略轉移問題。全會指出，黨著重在鄉(xiāng)村聚集力量，用鄉(xiāng)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時期已經完結，從現(xiàn)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當然城鄉(xiāng)必須兼顧，決不可以丟掉鄉(xiāng)村，僅顧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同時，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建設事業(yè)，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fā)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全會充分地研究了經濟政策問題。全會指出，當前，全國工農業(yè)總產值中，現(xiàn)代工業(yè)大約占10%，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占90%。這是黨在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考慮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fā)點。全國現(xiàn)代工業(yè)雖然僅占工農業(yè)總產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可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在工農業(yè)總產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能從基本性質上改變過來，但我們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xiàn)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fā)展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xiāng)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同時要對它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進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斗爭的主要形式。
全會指出，革命在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
關于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F(xiàn)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聯(lián)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全會針對黨面臨即將在全國執(zhí)政的形勢，強調應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的隊伍。全會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勝利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巨。全會提醒全黨要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情緒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全黨同志務必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和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規(guī)定。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和“兩個務必”的作風，為全黨確立以大城市為工作重心和走向全國執(zhí)政后如何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
在中國革命即將走向全國性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表明，雖然黨已經考慮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fā)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但黨所確立的是在革命勝利后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依據這個精神，會議所作出的各項政策規(guī)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建立后黨在全國的執(zhí)政，都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即于1949年3月23日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在進行出發(fā)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xù)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xiàn)共產主義。出發(fā)前，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早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就開始思考黨在革命勝利和走向全國執(zhí)政后，如何避免出現(xiàn)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進城后因腐化導致失敗的悲劇問題，以及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問題。他反復告誡全黨，要吸收李自成失敗的教訓，要永遠保持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
進駐北平后，中共中央機關沒有直接進駐中南海，而是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達半年之久。毛澤東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直到1949年9月21日才正式移居中南海的菊香書屋。他不但嚴格要求親屬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據他的衛(wèi)士長李銀橋回憶道:在籌備新政協(xié)期間，毛澤東對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親切有禮，一聽說哪位老先生到了，馬上出門到汽車跟前迎接，親自攙扶下車、上臺階。一些民主人士見到毛澤東總要先豎起大拇指，連聲夸耀“毛主席偉大”。對于這種情況，毛澤東十分不安。一次，毛澤東出門迎接李濟深，李老先生一見面就夸毛澤東了不起，毛澤東扶他進門坐下后說:“李老先生，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獎，那樣我們就不好相處了?！庇幸惶?，毛澤東準備會見張瀾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做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敬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蔽以谒麅H有的幾件衣服里選了半天也沒找到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對他訴苦道:“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紈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1]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進城后帶頭嚴格要求自己，對全黨保持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經受住全國執(zhí)政的嚴峻考驗，產生了巨大影響和示范作用。
七屆二中全會后，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工作。自1948年秋至1949年夏，人民解放軍相繼攻占了濟南、沈陽、北平、天津、武漢、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城市。如何接管好這些大城市，是黨所面臨的一個重大任務，是對黨執(zhí)政能力的一個嚴峻考驗。當時，國內社會各界乃至國際上十分關注中共能否接管好大城市，不少人懷疑中共管理城市的能力，西方國家一些反動勢力更是預言中共在接管大城市時會遭到失敗。然而，他們的預言破產了。中國共產黨不但成功地接管了這些大城市，而且在這些城市及時恢復了生產，穩(wěn)定了社會秩序。這使國內社會各界和國際上對中共的執(zhí)政能力刮目相看。
在接管這些大城市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多次發(fā)出指示，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首先在攻占城市的過程中，人民解放軍盡量減少對城市建筑物和基礎設施的破壞，使城市盡可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黨在這些城市的秘密組織廣泛收集情報，動員和組織各界群眾開展護廠護校等斗爭，防止敵人在撤退前對城市的破壞。在接管城市之前，充分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和接管計劃，組織好接管的人員和班子，選任特別有能力的干部擔任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人。中共中央先后委派陳云、葉劍英、劉伯承、陳毅等擔任沈陽、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的軍管會主任，實行強有力的領導。在接管過程中，對城市實行權力集中的軍事管制制度，以保證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在接管時，實行“各按系統(tǒng)、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管”的方針，保證接管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充分依靠工人群眾，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同時搞好接管過程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社會各階層人民齊心協(xié)力開展工作。在接管時，把恢復和發(fā)展生產放在首位，保護私營工商業(yè)，正確處理好勞資關系，實行“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軍管會和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及時安定人民生活，切實解決職工和市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和就業(yè)問題。加強黨的建設，在城市采取公開建黨的方針，積極擴大黨的隊伍，努力在產業(yè)工人中發(fā)展黨員。同時，還“約法八章”，制定嚴格的入城紀律，及時而嚴厲地處理好接管過程中出現(xiàn)的違法腐敗現(xiàn)象。
同時，在接管城市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完成了沒收官僚資本的重要任務。黨在總結東北和華北解放戰(zhàn)爭期間接管城市經驗的基礎上，確定對官僚資本企業(yè)采取和對待國民黨政權機關不同的辦法，即不是打碎它們的機構，而是先按照原來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系統(tǒng)，“保持原職、原薪、原制度”，由軍管會把它們完整地接收下來，實行監(jiān)督生產，然后逐步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后來，它們成為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在接管過程中，黨和政府依靠國營經濟的力量和老區(qū)農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繼組織了同投機資本作斗爭的兩大“戰(zhàn)役”即“銀元之戰(zhàn)”和“米棉之戰(zhàn)”，并取得兩大“戰(zhàn)役”的決定性勝利，解決舊中國長期存在的通貨膨脹問題，穩(wěn)定了全國物價。
中國共產黨對大城市的成功接管，贏得了民心，與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對淪陷區(qū)的接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為黨走向全國執(zhí)政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不但能夠在廣大鄉(xiāng)村執(zhí)好政，而且也能接收和管理好大城市，具備在全國執(zhí)好政和管理好中國這樣一個當時近五億人口大國的能力。
[1]李銀橋:《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3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