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黨課教案|黨課教案 調查研究是黨員干部的基本功
黨課教案 調查研究是黨員干部的基本功
教學對象：基層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
教學目的：通過教學，使學員明確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從而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練好調查研究這門基本功；
教學提示：教學前應認真學習習近平同志有關調查研究的重要論斷，教學過程中可適當引用教學參考之內容；
教學時間：1.5小時。
內容提要：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制定和實施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前提，是黨的優良作風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工作方法。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有助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了解實際情況、聽取群眾意見、發現和解決問題、密切黨群關系，提高各項工作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更好地推進黨和國家的建設事業。
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由此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基本經驗。我們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和依據，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和相統一的過程。今天，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面對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在應對錯綜復雜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的背景下，作為執政黨一份子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更大發展，尤其需要具備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本功。
一、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推動事業發展的重要傳家寶（板書）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對社會實際的調查與研究。恩格斯在居留英國期間，曾對英國工人狀況和工人運動作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從而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馬克思曾擬定過關于各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統計調查提綱和《工人調查表》。長達40年創作《資本論》的過程，同時也是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調查研究的過程。
早在中國革命早期，毛澤東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重要論斷。在這方面，毛澤東是最早的倡導者、探索者，也是最成功的實踐者。1930年5月，在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絕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還說：“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親自組織了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 1956年，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初，他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先后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委的匯報，對全國經濟社會情況進行了一次“摸底”，在此基礎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初步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領導紛繁復雜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1 978年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辦事情，做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聯系本單位的實際解決問題。”他要求領導干部到地方了解情況，“不要隨便發表意見，首先要認真調查研究。”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去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鄧小平、李先念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也先后21次出訪52個國家，其中既包括發達國家、新興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些集中的出訪和考察，是黨和國家醞釀政策大調整大變動之初，對外部世界的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為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做了重要準備。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繼續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1993年7月，在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會議上，江澤民專門就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發表講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的重要論斷。為了探索解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黨建設問題，從2000年開始，江澤民先后深入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調查研究，親自主持召開了30多個黨建工作座談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不僅如此，他還提出，要組織專門力量，就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問題開展調研。根據江澤民的指示，中央抽調了有關部門的80多位同志組成10個課題組到12個省市區進行調研。在此基礎上，江澤民集中全黨智慧，創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闡發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建設理論做出了重大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并進一步發揚了我們黨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傳統。 2010年2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進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省部級領導干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縣級領導干部不少于60天，領導干部要每年撰寫1至2篇調研報告”。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再次明確提出，各級黨委要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組織力量開展調查研究，努力回答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近十年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圍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為黨和國家制定各項大政方針提供了根本依據和正確指導。 總之，無論在調查研究的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都率先垂范，為全黨樹立了榜樣。中共90多年的歷史表明，什么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調查研究，制定的工作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忽視調查研究，制定的政策偏離實際，就會導致主觀與客觀相脫離，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受損失甚至挫折。因此，加強調查研究絕不僅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而確實是一個關系黨和人民的事業得失成敗的重大問題，是黨執政治國須臾也離不開的重要傳家寶。
二、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具備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本功(板書）
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的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風云變幻，我國經濟體制出現深刻變革，社會結構出現深刻變動，利益格局出現深刻調整，思想觀念出現深刻變化。面對這一新形勢，要繼續完成好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的新任務，全黨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必須要具備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本功，以不斷提高工作水平和執政水平。
當前，面對各級領導班子換屆以后的新形勢、新任務，尤其需要黨員干部更為自覺地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因為我們黨的領導干部是要不斷地進行新老交替和不斷地調換工作崗位的，老干部離開了領導崗位，新一批干部上來了，雖然老干部學習和調查研究的經驗可以供新上來的干部學習借鑒，但代替不了新上來干部的學習和調查研究。領導干部從一個地區和部門到另一個地區和部門，都必須進行調查研究。即便是回到曾經熟悉的工作崗位和工作環境，也不能刻舟求劍，還需要重新調查了解新情況。一句話，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條件下，黨員干部必須更為自覺地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面對時不我待的新形勢、新任務，在一些黨員干部中，不重視調查研究、不善于調查研究的問題還比較普遍地存在著。有的走不出“文山會海”，強調工作忙，很少下去調查研究；有的滿足于看材料、聽匯報，上網絡，不深入實際生活，坐在辦公室關起門來作決策；有的自認為熟悉本地區本部門情況，對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反應不敏銳，對形勢發展變化提出的新課題新挑戰應對不得力，看不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憑經驗辦事，拍腦袋決策；更有甚者，一些黨員干部打著調查研究的旗號，只看“盆景式”典型，滿足于聽聽、轉轉、看看，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使嚴肅的調研變成了一場又一場“作秀”。
凡此種種“偽調查研究”的實際行為和結果，不但偏離了調查研究的初衷和本質，而且損害了領導機關、黨員干部的形象。其最為嚴重的危害為：一是一些地方和單位公然造假作弊，領導一次次被蒙蔽，或者即使領導有察覺但也不點破，使這些地方和單位膽子越來越大，手段不斷翻新．并且把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的做法移植、擴展到其他領域，導致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二是少數地方在領導調研時搞“清場”、警車開道、驅趕“閑雜人員”，人為地拉大領導和群眾的距離，人為地制造干群矛盾，有悖于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因此，面對調研工作中出現的“偽調查研究”這一新問題，黨員干部尤其需要具備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本功，在消除不愿調研、不會調研、被動調研頑疾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切實貫徹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三、黨員干部錘煉調查研究基本功的努力方向（板書）
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各個歷史時期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傳家寶a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具備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本功。那么，黨員干部如何才能通過不斷錘煉，增強調查研究的基本功呢？2011年11月1 6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的重要講話，為黨員干部不斷增強調查研究的基本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一，思想上高度重視，進一步提升調研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黨員干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都要求我們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真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也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決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保證我們在工作中盡可能防止和減少失誤，即使發生了失誤也能迅速得到糾正從而繼續勝利前行。同時，黨員干部還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黨員干部自身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過程。因此，經常走出機關大院，走出辦公大樓，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進行各種形式和類型的調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進黨員干部正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轉變工作作風，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眾的需求、愿望和創造精神、實踐經驗。通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把大量零碎的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綜合，加以系統化、條理化，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出其內在規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這本身就是黨員干部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反映，也是黨員干部思想理論水平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反映。所以說，黨員干部不論閱歷多么豐富，不論從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必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進一步增強調研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二，方法上始終堅持，進一步提升調研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黨員干部要始終懂得：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共產黨人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遵循。做好調查研究工作，進一步增強調研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尤其需要黨員干部在方法論上，始終堅持這兩條路線。
調查研究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弘揚實事求是的精神，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具備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調查研究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而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之上。對調查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各種問題，要堅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在調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實事求是，不只是認識水平問題，而且是黨性問題。只有公而忘私，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調查研究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獲得正確認識的源泉，也是檢驗和深化我們認識的根本所在。調查研究成果的質量如何，形成的意見正確與否，最終都要由人民群眾的實踐來檢驗。因此，黨員干部進行調查研究，就要放下架子、撲下身子，傾聽群眾的呼聲，體察群眾的情緒，感受群眾的疾苦，總結群眾的經驗，吸取群眾的智慧。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既要讓群眾反映情況，也要請群眾提出意見。尤其對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更要主動調研、抓住不放，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
第三，制度上不斷完善，進一步提升調研工作的程序性和經常性。
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調查研究方面，我們黨相繼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些制度還要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完善，使調查研究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和黨員干部自覺的經常性活動。
不斷完善先調研后決策的重要決策調研論證制度。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使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該通過什么調研程序決策的事項，就要嚴格執行相關調研程序，不能嫌麻煩、圖省事。對本地區、本部門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問題，應堅持做到不調研不決策、先調研后決策。提交討論的重要決策方案，應該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決策方案作比較。特別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臺，要采取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群眾意見。要在建立、完善、落實重大項目、重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上取得實質性進展，使我們的各項工作真正贏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從源頭上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
不斷完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的調研工作制度。領導干部要帶頭調查研究，拿出一定時間深入基層，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親自主持重大課題的調研，拿出對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導作用的調研報告。對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的明確要求，黨員干部要認真執行，各級領導機關要經常督促落實。
不斷完善領導干部的聯系點制度。建立領導干部聯系點，是防止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的一種重要手段，也是發現和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不僅要“身人”基層，更要“心到’’基層，始終關心基層聯系點，關心聯系點的群眾。到聯系點調查研究，要與當地干部群眾真心實意地交朋友、拉家常，通過面對面交流，直接了解基層干部群眾的所想、所急、所盼。同時，還可有選擇地開展蹲點調研。選擇那些問題多、困難大、矛盾集中，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農村、社區、企業等基層單位，開展蹲點調研，傾聽群眾心聲，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惟其如此，黨員干部才能了解實際情況、聽取群眾心聲、發現和解決現實問題，從而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為干事創業打牢基礎。
（作者單位：中共天津市委黨校黨建部）
教學參考之一：
警惕“偽調查研究”
打著調查研究的旗號或名為調查研究，實際行為和結果則偏離調查研究的初衷，背離調查研究的本質，因而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調查研究。有學者把這一不良現象，稱之為“偽調查研究”，并概括出了其種種表現：
第一，在調查研究準備時，有傾向性地選擇調查研究的地點，安排參加調查研究的對象，做足“準備工作”。一些地方和單位為了在領導面前留下好印象，安排可靠的群眾或干部充當“群眾演員”并反復“排練”，把那些平時“不聽話”“愛鬧事”的人打發走或“控制”起來，避免他們和領導接觸，以免“惹是生非”。一些地方和單位擅長搞突擊整治，把有礙觀瞻的東西遮起來、掩蓋住，甚至不惜弄虛作假，欺騙領導。還有些地方和單位想千方設百計打聽領導調研意圖，有針對性地準備材料。
第二，在調查研究進行中，一些領導習慣于按照“設計”好的路線走，與安排好的“群眾”交流，鮮有“現場發揮”。更多的情形是，前呼后擁，前來調研的領導被各級陪同人員和新聞記者包圍。調研的基本程式是：和群眾聊幾句，到指定的現場轉一圈，然后聽取匯報，最后領導講話。匯報單位則是有選擇地匯報，需要報喜時報喜，需要報憂時報憂，而不把實情和盤托出。領導講話一般先是表揚肯定，接著提出幾條意見；而講話也大多是事先起草好的，領導讀一讀，最多脫稿講幾句。
第三，在調查研究結束后，往往是第一時間見報、第一時間上電視、第一時間整理領導講話，或召開大會或下發文件加以貫徹落實。于是，領導完成了調查研究，下級完成了調研接待。對于如何把調研中發現的問題、獲得的信息、形成的共識上升到決策層面，關注不夠，造成調研和決策“兩張皮”，調研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偽調查研究”的出現是調研方和被調研方、主觀與客觀等多種因素造成的，所以要防范和整治“偽調查研究”，也必須從多方面入手，糾正調查研究中的不良風氣，使調查研究回歸其本義，使之切實成為各級黨員干部掌握社情民意、科學決策、聯系群眾、為基層排憂解難的有效手段。
教學參考之二：
毛澤東：把調研當紀律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年嚴重困難是怎么造成的？1961年3月毛澤東總結說：“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然后下決心，部署部隊、后勤，等等。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所以，毛澤東要求：“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當年3月，毛澤東在給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的信中還專門做了自我批評：“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如何把調研制度化、規范化，把調研當成硬任務、當做紀律來執行？毛澤東想到了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此，他專門指示要制定一個黨政干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61年1月8日，胡喬木擬定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看后不滿意，認為一是沒有突出調查研究，二是“太復雜，不如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簡單明了，使人難忘”。經廣泛征求意見，反復討論修改，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發了“黨政干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即：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八項注意”即：一、同勞動同食；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把“一切從實際出發”列入“三大紀律”之首，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寫進“八項注意”之中，足見當年毛澤東注重從實際出發的決心和重視調查研究的程度。
教學參考之三：
鄧小平調研：“問數字”和“愛算賬”
鄧小平求真務實的作風和工作方法，體現在調查研究中，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問數字”和“愛算賬”。
1958年2月2日，鄧小平來到四川省隆昌縣郊新生高級社調查研究。他一到，樓豐鄉黨總支書記未全樹、新生高級社社長葉邦友便掏出筆記本準備按事先擬好的提綱匯報。鄧小平說：“不必了，還是我問到哪里，你們就講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鄉有多少黨員、多少團員，多少個黨支部、多少個團支部，多少貧農、多少中農；接著問全鄉的糧食畝產量有多少斤，社員一年能分多少斤糧食。當聽到一個社員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糧時，鄧小平說：“少了，一般來說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糧要千把斤才夠。”“把現有水田產量提高一點，小麥多增加一點面積，讓社員多分一點糧食。”在這次調查中，鄧小平發現一些地方有虛報數字的現象。2月17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有的千斤縣，實際畝產只有700斤。”會后他請譚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虛假統計。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翻兩番”靠不靠得住？“翻兩番”后將是什么樣子？帶著這樣的思考，1983年2月，鄧小平踏上南下的列車，到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浙滬地區調研，以獲取第一手資料。
2月9日下午，鄧小平從江蘇來到杭州。一見到前來迎接的浙江省委負責同志，鄧小平便開宗明義地說：“我這次在蘇州，與江蘇同志主要談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問題……江蘇從1977年至1983年六年間，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依這樣的發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問江蘇同志，你們的路子是怎樣走的？他們說，主要是兩條，一條是依靠上海的技術力量，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的中小企業、鄉鎮企業。”當聽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鐵瑛說浙江到2000年能翻兩番半或三番時，鄧小平問：“你們看，翻兩番是不是靠得住？現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鐵瑛一一作了回答。
3月2日，鄧小平回京后約請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況很好……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具體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的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鄧小平還十分注意用詢問數字的方法來糾正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注意從算賬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虛實。他在每次視察和調研時，之所以盤問數字和親自算賬，就是為了準確地了解真實情況，發現報告和匯報中可能存在的虛假問題。鄧小平常說，“數目字內包括輕重緩急”“這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只要好好地算算賬，就會懂得的”。他“愛算賬”，不是就數字論數字，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