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課講稿法治

    更新時間:2024-11-29    來源:黨課教案-黨課講稿    手機版     字體:

    黨課講稿法治范文(精選九篇)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于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黨課講稿法治范文(精選九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第一篇: 黨課講稿法治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去年以來,全國工商聯聯合公檢法司等部門共同推動“法治民企”建設,政法機關連續出臺為民營企業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優質法律服務的舉措,旗幟鮮明維護企業權益,雷厲風行開展法治體檢,扎扎實實營造法治環境,傾心服務發展民營經濟,“法治大禮包”讓民營企業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打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既要各部門外部發力,也要企業內部發功。在去年首屆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峰會上,作為主發起人之一,我們15名民營企業家發起了《法治民企倡議書》。法治民企不是喊口號,而要把依法治企要求全面融入經營管理各個環節,以法治思維促進企業創新發展。

      下面,我就如何強化法治思維,踐行依法治企,走向更廣闊舞臺,談幾點體會。

      一是樹立法治意識,守住依法經營安全“底線”。企業要立足當前、著眼未來、戒貪戒躁,嚴守法律安全底線,做到外圓內方、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企業才能行穩致遠。要始終看清趨勢,把握大勢,謀天下事。只有乘勢而上,順勢而為,才能成就大事。正泰發展36年以來,一直信奉三句話:“聽中央的、看歐美的、干自己的”。堅持量入為出、量力而行,牢牢把住經營效益主線,堅守現金流和負債率安全底線,有效保證了企業平穩運行。

      二是踐行法治建設,筑牢法律風險管理“防線”。企業主要負責人是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企業主、董事長、大股東要成為依法治企、依規經營的倡導者和主推手。通過依法規范內部建設,完善相關規章制度,確保依法經營、按規辦事、按章操作。公司經營活動涉及方方面面,必須讓專業的人管專業的事,讓法律專家為企業經營法律安全把關。正泰總部和重要子企業均設立了總法律顧問和法律事務機構。建立重大決策法律審查機制,將法律審核嵌入管理流程。我們建立起全球化的法律團隊,實施法律服務網絡化,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共享平臺等新技術和管理手段,對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進行法律安全防控。完善的風險防控體系,為實現“走出去”適應國際化市場規則,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三是厚植法治文化,嚴守合規經營“紅線”。當前,企業間除了技術、產品、服務競爭,還有合規管理能力競爭。要從合規管理的角度將已有的內控、內審、法律風險管理、紀檢監察部門相關工作職能有效整合起來,明確合規監督機制。既要發揮紀檢監察、審計、財務等專業的監督作用,又要從源頭加強對事前、事中監督,關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企業法治建設工作不僅要強化對企業合同、規章制度、重要決策和授權委托的審核,還要鼓勵和引導法律工作人員通過盡職調查、合同談判、合同簽約、合同履行檢查等方式深度參與企業投資融資、對外擔保、產權流轉、招標投標等重點領域業務。通過參與內部審批、執行等關鍵環節管理等方式,強化法律工作人員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的部門相關業務的監督。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去年以來,全國工商聯聯合公檢法司等部門共同推動“法治民企”建設,政法機關連續出臺為民營企業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優質法律服務的舉措,旗幟鮮明維護企業權益,雷厲風行開展法治體檢,扎扎實實營造法治環境,傾心服務發展民營經濟,“法治大禮包”讓民營企業吃下定心丸、安心謀發展。

      打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既要各部門外部發力,也要企業內部發功。在去年首屆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峰會上,作為主發起人之一,我們15名民營企業家發起了《法治民企倡議書》。法治民企不是喊口號,而要把依法治企要求全面融入經營管理各個環節,以法治思維促進企業創新發展。

      下面,我就如何強化法治思維,踐行依法治企,走向更廣闊舞臺,談幾點體會。

      一是樹立法治意識,守住依法經營安全“底線”。企業要立足當前、著眼未來、戒貪戒躁,嚴守法律安全底線,做到外圓內方、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企業才能行穩致遠。要始終看清趨勢,把握大勢,謀天下事。只有乘勢而上,順勢而為,才能成就大事。正泰發展36年以來,一直信奉三句話:“聽中央的、看歐美的、干自己的”。堅持量入為出、量力而行,牢牢把住經營效益主線,堅守現金流和負債率安全底線,有效保證了企業平穩運行。

      二是踐行法治建設,筑牢法律風險管理“防線”。企業主要負責人是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企業主、董事長、大股東要成為依法治企、依規經營的倡導者和主推手。通過依法規范內部建設,完善相關規章制度,確保依法經營、按規辦事、按章操作。公司經營活動涉及方方面面,必須讓專業的人管專業的事,讓法律專家為企業經營法律安全把關。正泰總部和重要子企業均設立了總法律顧問和法律事務機構。建立重大決策法律審查機制,將法律審核嵌入管理流程。我們建立起全球化的法律團隊,實施法律服務網絡化,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共享平臺等新技術和管理手段,對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進行法律安全防控。完善的風險防控體系,為實現“走出去”適應國際化市場規則,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三是厚植法治文化,嚴守合規經營“紅線”。當前,企業間除了技術、產品、服務競爭,還有合規管理能力競爭。要從合規管理的角度將已有的內控、內審、法律風險管理、紀檢監察部門相關工作職能有效整合起來,明確合規監督機制。既要發揮紀檢監察、審計、財務等專業的監督作用,又要從源頭加強對事前、事中監督,關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企業法治建設工作不僅要強化對企業合同、規章制度、重要決策和授權委托的審核,還要鼓勵和引導法律工作人員通過盡職調查、合同談判、合同簽約、合同履行檢查等方式深度參與企業投資融資、對外擔保、產權流轉、招標投標等重點領域業務。通過參與內部審批、執行等關鍵環節管理等方式,強化法律工作人員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的部門相關業務的監督。

    第二篇: 黨課講稿法治

      ******法治思想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探索出的新經驗、創新發展的新理論、形成完善的新方略,是提升中國******依法執政能力、指導全黨依法執政統一行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遵循。

      2021年X月X日,************在慶祝中國******成立xx周年大會上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新的征程上,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執政是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想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探索出的新經驗、創新發展的新理論、形成完善的新方略,是提升中國******依法執政能力、 當前隱藏內容免費查看指導全黨依法執政統一行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遵循。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提高黨的依法執政水平的重要前提

      ************指出:黨的領導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國際國內環境越是復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越是繁重,越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鞏固執政地位、改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首先,中國******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要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在對黨長期執政經驗深刻總結的基礎上,不斷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全面依法治國決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要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

      其次,中國******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革命走向執政,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走向市場,給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提出了全新的課題和嚴峻的考驗。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是加強黨長期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最后,依法執政就是黨要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黨要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使各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使黨員領導干部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范。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把黨的全面領導與支持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發揮作用有機結合起來。

      二、遵守憲法法律是提高黨的依法執政水平的根本要求

      ************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黨領導人民制定、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把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首先,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斗爭和根本成就,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指導思想、領導核心、發展道路、奮斗目標,規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則,規定了國家一系列大政方針,是中國******依法執政最重要的法律根據。

      其次,黨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是依法執政的總規范,所有執政行為都必須在憲法規定范圍內開展。黨的執政行為在合乎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前提下開展,具有了依法執政的憲法法律基礎,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才能讓全國各族人民聽黨話、跟黨走,全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最后,要堅持依法執政的基本領導方式。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于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于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于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

      三、完善黨內法規是提高黨的依法執政水平的力量之源

      黨的十八屆四中***指出: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明確了黨依法執政需要憲法法律和黨章黨規的“雙輪驅動”,黨內法規則是提高黨依法執政水平的內生力量。

      首先,依規治黨是依法執政的應有之義,加快形成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以科學完備的制度規范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現執政方式的根本轉型和變革,是增強黨依法執政本領的關鍵舉措。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強黨內法規建設,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提供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既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又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其次,黨實現依法執政的關鍵就是黨要不斷建立健全黨內的各項法規,不斷提高黨自身的法治意識,不斷加強自身的法治化建設,這有利于黨自覺做到依法執政。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黨還要自覺做到依靠黨章黨規辦事,執紀必嚴,違紀必究。黨在處理與政府、人大,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時也要自覺做到遵守法律法規,自覺做到依法執政,這也需要不斷建立健全處理黨與國家政權關系的法律法規。

      最后,要健全運行機制,促進黨內法規落到實處。要夯實黨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基礎,在黨內法規建設中,注重激發基層黨員、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和積極性。要及時對現有的黨內法規進行清理、修訂、補充,提高黨內法規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完善黨內法規之間的銜接,使黨內法規更為系統完整。要建立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協調互動和銜接機制,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分工明確、黨內黨外各司其職,還要注意將黨內法規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規定通過法定程序納入國家法律,擴展相關規定的適用范圍。

      四、法治政府建設是提高黨的依法執政水平的關鍵抓手

      ************指出:我們要增強依法執政意識,堅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開展工作,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推進依法執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政府的行政行為體現著黨的執政能力,實現了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建設目標,依法執政也就能得以實現。

      首先,要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對政府運行的法治要求,也是基本原則。依法行政是建成和維系法治政府的動力,只有在依法行政的不斷推動下,政府才能法治化。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路徑,只有行進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才能不斷靠近法治政府這一目標,直至建成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保障,只有通過依法行政才能達成施政目標和實現施政宗旨,依法行政就是法治政府的保障。

      其次,要健全依法行政制度體系。要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建立健全政府權責清單制度。要不斷提高科學立法的能力和水平,加強依法行政各項法律制度制定中的溝通協調,形成完備的依法行政法律制度體系。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政府治理職責體系,從根本上改變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缺位等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政府治理背離法治軌道等狀況。

      最后,要深入推進政府行政執法體制改革。通過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促進政府全面履行法定職能,正確實施法律法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增強行政執法效能,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優化。要堅持事權、財權和責任相統一原則,合理分配***和地方行政執法權限,提高政府執法質量和效率。要推進執法方式創新,提升執法效能,通過整合基層執法力量,依法設立綜合執法機構,推進綜合執法規范化建設,全面履行法定職責。

      五、完善監督體系是提高黨的依法執政能力的重要保障

      ************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系統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全方位多角度地對黨的依法執政展開監督,才能為提高黨的依法執政能力提供重要保障。

      首先,要發揮黨內監督的主導作用。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黨內監督有力有效,其他監督才能發揮作用。要突出黨內監督政治屬性,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和常態化,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加強政治建設,健全制度機制,提高治理能力,確保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加堅強有力。要在黨內用好日常監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全面貫徹***巡視工作方針,深化政治巡視;完善督察落實情況報告制度,提高發現和處置問題能力。

      其次,要強化紀委監委的專責監督。紀檢監察機關是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專責機關,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處于主干位置、發揮保障作用。必須統籌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機構改革,在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不斷提升履職盡責水平。要堅持紀在法前、紀嚴于法,推動執紀執法貫通、有效銜接司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能力。

      最后,要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要牢牢掌握主導權,加強黨對監督體系建設的統一領導。要著力消除對公權力行使的監督空白和盲區,把所有黨員干部及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置于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監督之下。要著力健全協作配合機制,形成配置科學、權責協同、運行高效的監督網。要健全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制度,健全信息溝通、線索移送、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工作機制,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各類監督協調貫通、形成合力。

    第三篇: 黨課講稿法治

      正如我們所知,法律是規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準繩,依法治國也是我們國家堅持的治國政策之一。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當中,法律是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憲法,在此基礎上派生出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行政法規,其中未成年人保護法是國家專門為我們青少年所設立的。

      那么,在我們的成長道路上如何與法同行?有人說你多慮了,我們還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殺人不放火,法律約束不到我們,只要遵守校紀就行。我說不,法律離我們很近。那些輕視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因為沒有真正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請問,如果法律作用甚微,為什么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王國國王漢穆拉比因他的《石柱法》——即眾所周知的漢穆拉比法典而流芳百世?請問,如果法律只是一紙空文,為什么拿破倫會說“我真正的光榮并非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于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歷史不會說謊。法律,無疑是一個國家國泰民安的先決條件。它的重要性更是無庸質疑。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法律,就是實現正義,體現公平,正確的規定和精神。在當今這個信息時代,在這個經濟社會,道德的約束在不斷的被人們所淡忘,甚至開始討論起一些傳統美德是否過時的問題。這促使我們更加呼吁法律來維護我們社會的秩序。紐約,這個世界最繁華的都市,卻也是犯罪率最高的惡源。有統計表明,每5分鐘,就有一場搶劫上演。犯罪,無疑永遠在威脅著我們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們應當堅信的是,法律永遠維護的是正義。

      誠然,就我國現階段的法律體制而言,的確存在一些疏漏和不完善。也不可否認,有一些人背離職業道德,背離良心,鉆法律的空子。為的只是金錢,只是一個“利”字。但我仍要說,我們的法律正在不斷的健全,完善中。我們應當毫不動搖的堅信法律的正義性。并學會捍衛它,這也是在捍衛國家的尊嚴,捍衛自己的尊嚴。

      我們常常講要遵紀守法。可見,遵紀是基礎。從認真聽課做起,從保證每一節自習課紀律開始。從同學之間的互相監督,到能夠做到嚴格自律。從被動的受約束到主動的養成遵紀的習慣。從杜絕抄襲作業開始到自覺抵制社會不良思想。!“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現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會釀成將來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體會到法律制裁的威嚴才悔恨呢?因此,讓我們從小做起,從身邊做起,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有法律武裝自己的頭腦,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讓我們大家共同攜手,在成長得到律上與法同行吧!!

    第四篇: 黨課講稿法治

      同志們:

      按照黨史學習教育活動工作安排,今天我以法治建設為切入點,與大家共同學習感悟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征程的艱辛不易與非凡成就。

      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標志,更是現代文明強國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系統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發展歷程,有利于推動深入學習貫徹習總書記法治思想,有利于深化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理解,有利于縱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一、堅定法治信仰,深刻把握百年來法治建設歷史進程脈絡

      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與運用,從不斷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中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和正確道路,正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能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掌握法治建設發展規律和總結法治建設實踐經驗是基本前提。

      第一個時期是 1921 年至 1949 年,法治建設的開端期。本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法治建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零散到比較系統的

      過程,是黨在局部執政的根據地進行的初步探索。當時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中央蘇區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它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的根本法,集中反映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參加國家管理的意愿,為后來建立革命政權和法治建設提供了經驗。應抗日戰爭大勢,《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產生,并提出邊區政府的基本任務和奮斗目標是,“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到堅持長期抗戰、增進人民福利的目的,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治權利、財權及言論等自由權。”在解放戰爭時期,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是1948 年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集中解決了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土地問題,極大地激發了貧苦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黨領導億萬農民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切身最大利益的滿足讓農民真心實意把共產黨看做自己翻身求解放的引路人,并在黨組織動員下,踴躍參加人民解放軍,為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根本的民心基礎和物質基礎。總的來看,以政策為主、以法律為輔,是當時黨領導革命的一個特點。但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在處于被圍剿、迫害的情況下,仍然通過法治來管理政權,這件事本身就有極其重大的意義,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完全不同于舊式革命者的新型先進政黨,對承擔的艱巨歷史使命有高度的自覺。

      第二個時期是 1949 年至 1978 年,法治建設的奠基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重要成就而又遭受挫折的時期。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鞏固的政權,在這

      樣的背景下,法制建設選擇了一條與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法制徹底決裂、全新地構造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首先,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布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以臨時憲法的形式奠定了新政權的憲制基礎和框架。其次,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根據地與解放區社會改造的核心實踐,具有代表性的成就為 1950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和《懲治貪污條例》,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最后者是公權力的約束。最后,逐步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法律制度,僅1949 年到 1957 年,中央頒布的法律法規共有九百多部。但隨著 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發酵,匈牙利事件的沖擊以及整風運動的變化,中共八大確立的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思想被否定了,大踏步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新中國又被拉回到了革命語境中,在不斷革命論之下,群眾運動全面取代了法制。在十年“文革”期間,司法機構受到嚴重破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議,沒有制定過一部法律。

      第三個階段是 1978 年至 2014 年,法治建設的發展期。這是中國共產黨確立依法治國方略、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的時期,全黨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法治的認識日益深刻并形成共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將之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方針和重要目標任務。至此,新時期法制建設走上快車道。1978年 3 月憲法恢復人民檢察院,1978 年 5 月正式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

      1979 年 9 月決定設立司法部,1982 年制定了新憲法,相繼通過了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試行)、新婚姻法在內的一批基本法律,涉及各個領域。其后,1997 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把依法治國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 3 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使之上升為一項憲法原則。標志著黨在治國理政方式上實現了由過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轉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的根本轉變;標志著我國正式走上了依法治國的道路。經過 30 多年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第四個階段是 2014 年至今,法治建設的完善期。本時期是以十八屆四中全會為起點,進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新階段。十八屆四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第一次專門召開的研究法治工作的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 6 個領域、30 個方面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等各方面提出 190 項重大舉措,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具體部署,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新階段。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審議通過,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總結黨的十

      八大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全面實踐和輝煌成就,順應黨心民心和時代要求,明確了習總書記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指導地位,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而深遠。

      二、樹牢法治思維,全面客觀總結百年來法治建設的實踐探索

      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是我們黨經過 100 年摸索,從根本上找到的改進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有效路徑。

      第一,法治優于人治。人治與法治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制度。與人治條件下統治者個人意志至上及其多變性、隨意性相反,法治則強調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以此作為社會治理的最高規則。縱觀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歷史,由于在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的斗爭中實行高度的集中統一領導,加之革命勝利后沒有及時發展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個人崇拜開始滋長,人治取代法治。1950 年代后期我國經濟、政治上的一系列錯誤,都與此有關。習總書記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在廢除舊法統的同時,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抓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后來,黨在指導思想上發

      生‘左’的錯誤,逐漸對發展不那么重視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法制遭到嚴重破壞,付出了沉重代價,教訓十分慘痛!”實踐表明,一般性地承認法律重要還遠遠不夠,只有時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樹立法治的至高權威,在法治基礎上發揮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國方略貫徹下去。

      第二,“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偽命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中闡述了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關系,指出“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黨興、國家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衰、國家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這一論斷抓住了黨和法關系的要害。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決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具體而言,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干部,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以黨自居,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

      第三,法治與改革相輔相成。習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 40 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做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離不開法治,改革開放越深入越要強調法治。”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92 年“南方談話”、2001 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等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徹底打破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制度的嚴重束縛,逐步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制度,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最大限度激發和釋放全體中國人民勤勞致富、創業創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改革的紅利就是制度的紅利、就是法治的紅利,改革和法治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共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這既是 1978 年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的鮮明特征,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總書記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執政興國和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當今之中國,正處于改革與法治的共生期、共進期、黃金期,做好改革與法治有機結合這篇大文章,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必須始終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三、深化法治實踐,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廣闊前景

      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產物,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每一步的成就奠定了法治的基

      石。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與時俱進地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一是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忠實信仰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真誠信仰,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內生動力,是建設法治中國的精神支柱。要堅持用習總書記法治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做到學思悟貫通、知信行統一,正確理解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到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二是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堅定捍衛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堅固的路基、最鮮明的底色、最大的優勢。只有運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法治之力才能強化,法治之效才能彰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依法之治才能更好推進。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黨員干部要自覺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加強對法治領域錯誤思想觀點的辨析批駁,堅決同詆毀、攻擊甚至妄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行為作斗爭。

      三是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模范踐行者。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道路的權威性在于踐行。要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按照全面依法治省、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等部署,加快推動應急管理領域地方立法、依法行政、社會治理等工作任務向縱深推進,重點解決好法治宣傳教育實效不高、煤礦及工貿等行業(領域)行政執法不規范、政務信息公開頻次和服務效率不高等現實問題,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在法治框架內調整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

      四是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積極拓展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每成功向前推進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生產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切實提高《__省安全生產條例》《__省森林草原防滅火條例》等立法質量,嚴格執行和不斷完善重大行政決策、規范性文件合法性審查制度,逗硬落實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政府信息公開原則,用好用活法律顧問,不斷加強行政復議和應訴工作,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五篇: 黨課講稿法治

      xx年是依法治市和法制宣傳教育檢查考核年。近幾年來,我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不斷向前推進,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依法治市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績效。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為了檢驗成果,總結經驗,推動工作,這次會議研究通過了《池州市—xx年依法治市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檢查考核辦法》、《檢查考核評分細則》、《檢查考核實施方案》。會后將以文件印發。希望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組織搞好自查和迎檢工作,進一步推進我市依法治市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下面,我再講幾點意見:

      一、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

      (一)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高依法執政能力,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依法執政的基礎在于全民尤其是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知法守法,以法律作為衡量行為的標準,而法制宣傳教育正是把法律普及給人民群眾的一項社會工程,通過普法使干部群眾掌握法律,依法管理國家,為依法執政打下堅定的群眾基礎、思想基礎、能力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依法執政能力的提高,首先體現為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建設法治政府,迫切需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憲法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然而我們領導干部中官僚作風、權本位思想還大有人在,如果說全民的法律意識是基礎,那么國家公職人員的法律素質則是主干。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在全社會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圍,增強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促進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基礎,是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同時,提高公民法律素質,又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必備要素。所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

      (四)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妥善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實現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需要。群眾利益是相對的、具體的,要依法予以保護,要通過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傳播普及法律知識,引導群眾分清合法與非法,依法正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通過法治渠道解決矛盾糾紛和問題。要通過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修訂的《信訪條例》是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在構建和諧社會上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學習、宣傳并在實踐中很好地貫徹《信訪條例》,對于我們促進改革和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有關部門今年應將《信訪條例》的學習、宣傳、貫徹放到重要位置上,認真抓好。

      二、把握重點,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一)要緊密結合“平安池州”、“和諧池州”的創建,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把維護社會穩定放在應有的位置,廣泛深入開展以憲法為核心的全民法制宣傳教育,根據不同對象創新法制宣傳教育的途徑和手段,強化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自覺依照法律程序解決矛盾糾紛。突出領導干部、公務人員、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外來務工人員等重點對象,促進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高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意識和能力;增強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依法經營、依法管理水平;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促進青少年全面發展。積極探索創新方式,拓寬渠道,扎實抓好外來人口、城鎮居民、農村村民、企業職工等對象的法制宣傳教育,使他們在喜聞樂見、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不斷提高法律素質。

      (二)以促進發展為目標,切實履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職能。要把市場經濟法制宣傳作為重點,通過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及其相關法制宣傳,誠信建設法制宣傳等專項活動,宣傳貫徹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宣傳規范和服務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法規,宣傳管理經濟行之有效的法律途徑和手段等,使法制宣傳教育的職能作用在服務發展中得到充分實現。特別是要重視通過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促進環境污染、信用缺失、無序競爭、假冒偽劣、漠視安全生產和職工合法權益包括拖欠民工工資等重大問題的解決,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凈化市場環境,促進市場主體不斷提高素質,為企業發展提供必要的法治環境、信用環境。

      (三)堅持以人為本的法制宣傳教育理念,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講求實效,力戒形式主義。堅決反對只求形式上的轟轟烈烈,不求實際效果的做法,真正把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每一項任務、每一項具體活動落到實處,以法制宣傳教育的效果檢驗工作質量。進一步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繼續辦好法制宣傳教育的各類欄目和專題。不斷創新法制宣傳教育形式,通過網絡、廣播、電視等多種途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運用生動、直觀、形象的現代教育手段和形式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力爭取得實實在在的宣傳效果。

      (四)以依法行政為重點,全面推進地方、行業、基層依法治理。要堅持普治并舉,一手抓法制宣傳教育,一手抓依法治理,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形成地方、行業、基層依法治理齊頭并進的局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深入實施,提高社會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地方、行業、基層依法治理的關鍵和核心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依法行政。國務院頒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宏偉目標,對下一步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出了明確的具體要求,是規范政府行為的重要文件。

      要采取切實措施,認真組織各級領導干部和行政執法人員學習《綱要》及有關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規,在學用結合、提高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上下功夫。各級政府及其部門要依法實施行政行為,嚴格履行法定職責,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嚴肅查處“不作為”和“亂作為”行為,堅決克服行政執法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評議考核制和錯案責任追究制,切實把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落到實處,努力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五)認真組織好全民普法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今年是我國開展全民普法教育活動二十周年,各級各部門要大力宣傳法制宣傳教育在我市經濟發展、維護穩定中的作用,對于促進四個建設的重大意義,大力宣傳法制宣傳教育20年的輝煌歷程。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制宣傳教育主管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組織推動各地各部門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慶祝紀念活動,各新聞媒體要加大宣傳力度,形成上下聯動、各方協調的宣傳態勢,在我市營造濃厚的法制宣傳教育氛圍。

      三、務求實效,確保檢查考核工作順利完成

      (一)加強領導。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把檢查考核工作納入年度工作內容,擺上應有位置。各級政府負責同志要親自抓檢查考核工作,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作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黨委宣傳部門同是法制宣傳教育主管部門,要密切合作,切實承擔起檢查考核的組織指導、監督協調的職責,精心策劃,周密部署,主要領導要親自掛帥,抓好各個環節的落實。

      (二)保證質量。要嚴格按照標準進行檢查考核,把檢查考核作為一個查問題、找差距、定措施、抓落實、保質量和爭先創優的過程,作為一個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的過程。要認真研究怎樣落實,并通過檢查考核來促進本職工作。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全面客觀地檢查考核和評價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成效,確保檢查考核工作質量。各地在檢查考核的過程中,要重視培養和發現典型,通過典型引路,以點促面,為“四五”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總結表彰和“”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啟動工作做好準備。

      (三)強化保障。要以此次檢查考核工作為契機,進一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不斷完善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實施、全社會參與的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機制。各級各部門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辦事機構自身建設,配齊配強辦事機構、工作人員,落實相關經費,逐步改善辦公條件,努力為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工作的新發展創造多方面的條件。

    第六篇: 黨課講稿法治

      今天的匯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簡要的背景;第二個部分,全會的主要內容;第三個部分,相關的要點。

      一、十八屆四中全會簡要背景

      大家知道,一般而言全會是每一屆政治局召集的,基本上每年一次,五年內一般是七次。如果看一下歷屆全會的主題一般是這樣的:一中全會,主要是黨的人事安排。二中全會,確定國家機構領導人的名單。三中全會,一般是改革,尤其是1978年之后是關于國家發展經濟建設重大問題,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這是慣例。四中全會,通常是黨建。從組織部角度,那就是黨建、干部和人才,所以黨建是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屆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法治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的例外。五中全會,一般是國民經濟規劃;六中全會,主題一般不固定;七中全會,一般就是人事安排等,承上啟下的會。所以,四中全會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如果是黨建,是一個重要的全會。如果像現在這次是依法治國、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這更引人關注。所以,中外媒體都非常關注這次全會。

      關于歷年四中全年的主題。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1979年主題是農業發展,1985年是五年計劃“七五計劃”的建議;1999年是國企改革,這是經濟的主題。而1994年之后基本上形成一個慣例,就是黨建主題,十四屆四中全會是黨的建設問題;十六屆四中全會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十七屆四中全會是新形勢下的黨建問題。

      今年的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是第一次。這次會議實際上從三中全會結束甚至之前就已經有準備,包括法學界通過不同的渠道以及各個不同的跟法治相關的機構,包括軍方,由中央政法委牽頭,匯集各方面的建議稿,準備了很長的時間,所以法學界和其他相關界別已經參與。

      改革開放以來,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基本上在我國、在中央是延續了這樣一個軌跡和路線。

      1978年,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十六字方針”,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個在各個層面應該是奉為圭皋的,人們將其作為重要原則來引用和遵循。

      1997年十五大,就是依法治國,這是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期間確立的基本方略,正式把它作為我們治國方略。

      2002年十六大,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作為目標寫入報告,并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

      2007年十七大,提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從前面“十六字方針”到“依法治國”、再到“法治國家”,從法律人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詞語的變化。我們已經知道法制是“刀制”,多少年以前我們講的是法制,講“十六字方針”還是這個時代;依法治國開始使用“水治”。制度是被人應用的,從法律界的角度還是把它作為一個工具,上面還是有一個更高的階層。如果是治理的治、法治的治就涉及到相對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真的是法律原則。“依法治國”在法律界看來還和法治有區別,依法治國是前一步,法治國家還是更高的境界,真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的是由法律來管理社會。大家也關注到“治”——治理,現在這個“治”成為一個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國家管理、社會管理改為治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是更平等的、多元參與的。而且它不是以行政命令為特征的,而是以協商為特征的。所以,這個法治的“治”和“治理”,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關注的治國理念的變化。我昨天下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開會,我們也講到“治”的變化。所以,法治對于我們來講是有意義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變遷。大家看到,十二大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現在基本上采用混搭的風格,我們又提依法治國、又提法治。嚴格意義上來講“法治”是大家更看中的一個更高的理念,而“依法治國”還有一個“誰依法、誰治國”的問題。如果是“法治”,就是說最高的權威在于法律,不論是哪一級領導人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是另外一種層面的治國理政的方式,是比較接近人類社會摸索出來的的“法治”的理想。

      二、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內容

      大家知道,全會開了4天,實際上參會人員是中央委員199人、候補中央委員164人,這里面都有變化,因為我們知道有幾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違法違紀問題沒有參會,所以這個人數也一定的變化。其他還有列席的,因為涉及到反腐問題、開除黨籍的問題等,所以中紀委、常委會委員和其他的一些領導同志,包括有一些代表,也列席了會議。通過的文件我們今天作為一個重點來做一個介紹。

      先看一下確定的人事上面的問題。實際上中外媒體,包括網民,大家都很關注人事方面的變化。人事方面的變化主要是三位前中央委員、三位前中央候補委員,總要是在這次全會上被確認的,因為開除黨籍的決定已經作出了。

      確認開除黨籍。李東生,是原公安部的黨委副書記、副部長,曾任中央電視臺的副臺長,還曾任廣電總局副局長和宣傳部副部長,這個關注度比較高。蔣潔敏,中石油的董事長。他在出事的時候已經是國資委的副書記、副主任。王永春,大家相對不是很熟悉,是石油系統的,是中石油的原副總經理、黨組成員,負責大慶油田。前兩位李東生、蔣潔敏是中央委員。第六位楊金山剛剛公布,是來自軍方的一位中將,原成都軍區的副司令員。這是三位中央委員。王永春是候補委員。李春城,大家關注度比較高,因為他是十八大之后第一個落網的省部級官員,是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他在十八大閉幕之后第18天就出事。萬慶良,大家也關注度比較高,廣東省常委、廣東市委書記。所以人事的變化很大。有三位中央委員和三位中央候補委員被開除黨籍,相應地替補了三位委員:馬建堂、王作安、毛萬春。

      看一下今天重點介紹的內容,就是我們的《決定》。我們當時考慮的是“中共中央關于法治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然現在還是“依法治國”。這基本上還處在混搭的階段,兩者是通用的。我們當時最初提報中央政法委的是“法治中國建設”,媒體關注也是做法治中國建設這樣一個選項。這個《決定》一般不會馬上公布,十八屆三中全會建設的時候是個泄密事件,所很快就公布了,一般要經過定稿、審查,要有幾天,可能快要一周,但是主要內容要點已經在公報當中體現了。所以,我們現在主要以公報為依據來看一下全會確定的非常重要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內容。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提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的特色,法治體系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體系。確定是一個體系,體系這個提法當然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都是從體系這方面考慮。另外一個大家可以關注的,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講的,小平同志講非常著名的一句話“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并重了,一個是“摸著石頭過河”,并沒有否定;另外也提“頂層設計”,我們已經摸索了這么多年已經到了完善的階段,已經有一個體系了,頂層設計已經成為一個熱詞。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現在處在依法治國和法治體系、法治國家并用的時期,但是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因為十五大依法治國很模糊,是不是真的法治理念,坦率說是有不同的聲音的,“法治國家”是一個總的目標。

      為什么要把依法治國和全面推進作為這次全會的主題?實際上是基于一個比較重大的認識。

      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執政以來是非常實在地關注了很多問題,一個關注點就是問題導向。實際上現在的問題到了不得不全面推進法治國家建設的地步,所以是一個問題導向。存在那么多問題,我們要解決必須用法治。

      另外一個新一屆領導集體關注的原則,就是要尋找最大公約數。以前,當然我們強調其他一些正統的理念,最近這兩年實際上是我們更多的強調了,或者不一定更多,但至少是并重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就是找它的最大公約數。因為傳統文化你只要抓住它,你可以團結我們社會更多的群體,鞏固執政基礎,也是抓這個最大的公約數。“法治”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的呼聲。因為你的權利,義務我們暫時不用說,因為基本上大家更重視自己的權利,權利和義務實際上是并行的。權利要什么來保障?每個人都有住房,還有其他的財產。財產怎么做到不被侵犯。我們還有各種各樣的權利,如受教育權、就業權、隱私不被侵犯的權利,等等。為了保證、保護公民的權利,這都需要靠法治。因為靠別的都是有偶然性。各國的理念都是這樣。法治建立起來,法治真的成為被實施的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的機制,你就可以預測,這是我買的房子,這是我的私人財產,這是我的受教育權,實際上是保障了權利。這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更大的公約數,實際上這也是在抓公約數。大家可以從這些細節當中看到新一屆領導集體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清醒地在尋找最大公約數。

      最后當然是為了鞏固執政基礎。和這個有關的,大家看到包括克強總理就任總理以來,他的一個熱詞就是“放權”。放權從法律的角度,不光要看到放權,還要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權利與義務。放權可以取得大家的擁護和支持,但另外一方面,放權實際上就是免責。這個事情本來是我政府管的,老百姓有了問題就會有訴求,它是相伴而生的。這個權放下去,這個責就不由政府來承擔了。從法律角度來講是這樣。從現在國家治理、管理的角度也是這樣。這在我們看來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治國的新舉措,不像以前拼命要抓權,實際上權責是連在一起的,權責共擔。大家可以看一下新一代領導集體的幾個舉措,包括八項規定的提出,包括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背后都是有深意的。出現一些問題也可能是在理解和落實方面,實際上有理性的清醒的認識在背后支撐著一系列的舉措。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包括中國夢,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這是上幾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要目標,還包括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執政能力、執政水平,關注的熱詞是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要完成這些任務,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建設法治中國。所以,在這個認識的前提下確立了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作為四中全會的最重要的主題。這個認識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五個體系。我們的總目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像全面、像體系都是這一屆最關心的關鍵詞,以前我們可能是“摸著石頭過河”等具體制度,現在我們講是全面,而且都是體系。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了,有了三個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是這樣的全面的體系。當然這要有一個法律規范。美國是三權分立,立法、執法和司法。我們不講“分立”,三個過程是統一的。法律體系都要有一個立法的過程,就是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實際上也是法律實施,就是執法,各個政府部門來貫徹實施;法治監督體系和法治保障體系,可以歸到司法和其他的相關的機構。還有黨內法規體系。因為這是黨的一次全會,所以強調黨內法規,黨內也要實行法治。它們的一個特點我覺得還混搭,現在一方面要講法治,一方面也要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作為一個和諧統一的問題來對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總目標,分解任務就是要建成這五個體系。

      和這些相關的一共有六項重大任務。

      第一,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

      實際上總書記在十八大之后,在《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就特別強調了憲法,前一陣也講到了要依憲行政、依憲治國。前一陣子,我們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在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法學界也引起了爭論,也造成了混亂。現在,大家達成了共識,你可以不提“憲政”這個名詞,但其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還是被吸納的,包括尊重憲法。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對于組織和個人都有約束力,因為它是最高的法律形式,這是沒有異議。

      第二,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因為政府是和民眾接觸的前沿,執法是由政府來實施的。

      第三,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對司法,總書記在十八大之后在很多的場合都強調了。我們覺得他提了一個非常高的標準,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非常高的標準。有些司法界的同行擔心達不到,因為這個標準如果要翻譯一下,就翻譯成錯案率,這個案子判錯了就沒有公平正義。要每一個案件都必須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就是必須每個案件都不能出錯,要翻譯成法律術語就是零錯案率。現在強調錯案追究制度,你判了一個案件,這個案件會跟你一輩子。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標準。我覺得作為一個長期目標、最高目標是一直放在那的,達到恐怕還會有限制。

      第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我們后來也提“三位一體”,包括法治社會和法治政府,這里講的是法治社會。

      第五,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包括大家前段時間關注到的,一個縣委書記被提名為市一級法院院長,引起了很多爭論。而且大家的共識是,司法隊伍、法治隊伍需要有相對專業的人員,更加強調專業化、規范化。

      第六,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依法治國還是需要從中央這個角度來主抓、來親自抓。

      我們再比較細的關注一下任務分解。我們講到六個重大任務,包括五個體系。

      第一個體系就是法律規范,實際上就是立法。

      這次強調“立法先行”,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這個實際上對以前有一個改動。之前實際上我們已經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現在還要加強質量,包括有修訂,包括有新的法律法規的制定,都要列入議程。第一點就是要立法,而且我們要特別強調立法質量,這里邊當然有一個新的要素,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進入法律法規,怎么樣用法律法規的形式把它體現出來,這個相關部門正在研討。當然立法最關鍵的是要遵守憲法,所以現在要求是每一項立法都要遵守憲法的精神,也是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包括要加強人大反映和代表人的意志的功能,也是大的課題。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也是立法全過程需要貫徹的。

      強調“立改廢釋并舉”,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需要修改,有的需要廢止,有的需要進行重新解釋,這是比較大的任務。法學界實際上可以把這個任務分解成若干小的任務,每個任務都是費時費力的。這是強調的法治體系建設立法先行這方面的內容。

      法學界的人士多少年一直關注憲法的實施和監督,我們的現狀是,從建國以來憲法從來沒有被訴訟化。所謂的訴訟化就是,比如在美國,憲法是可以被作為法律原則應用在一個案件當中的。比如說,面對法官,你的依據可以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如財產權被侵犯,我應該訴本州推出的一項法規違憲,可以違憲訴訟,可以把憲法拿到具體的案件中作為最高的法律依據來應用、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因為憲法規定各項權利基本都比較完備,但你如果不把它拿到具體案件當中去實施,那就有問題。憲法保障你的權利,具體案件沒有辦法引用,沒有保障你的權利。所以,憲法實施和監督一直是比較大的問題。關于憲法可以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憲法怎么解釋,違憲需要哪些要素,包括各個機構相關的權限,等等,有一系列法律方面的問題需要研究、需要論證。講到憲法實施和監督,就有一系列問題,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但基本上沒有被行使過,等等。

      下面一個就是依法決策,實際上就涉及到法治政府建設。十八大之后多次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各項工作都必須依法、都必須遵守憲法、必須遵守法治原則,也包括各項改革。我們國家的一個特點,也就是1978年之后形成一個慣例就是,各項工作可以先行先試,法律法規都跟上,可以做出一個行政決策,這個決策可能與當時的法律法規相背的或者直接抵觸的,沒有問題你可以先行先試。

      現在這個已經不作為共識了,現在就是任何一項決策,包括改革的重大舉措都必須依法依規。換句話說,你如果想推行一項新的舉措,而他與現行的法律法規違背,你唯一的一個途徑就是立法,就是全國人大委員會立法,修改下面的法律后才可以制定行政決策,才可以做出行政行為,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總書記特別提的,我覺得這個也更加貼近,剛開始我們講到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就是“法”是最大的,而不是還有其他的人或者工作可以被置于法治之上。如果把改革放在法律之上就不是真的法治了,法治本身是中性的,法立得好,司法公平、執法嚴格是有利于改革的。所以法治本身會構成一個障礙,但實際上你要提出任何改革都必須依法依規,實際上是更高的一個理念,所以是法學界非常非常贊同的。

      依法決策就是這樣,他具體的內容可以包括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與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等等。

      公眾參與。我們在北京社科院,包括咱們市里的四個班子,包括區縣委辦局有一些合作,公眾參與,實際上我們從2010年就開始做公共聽證這方面的研究,也被一些實際的部門采納,它就是一個重要的程序。現在你要做出一個行政決策,比如采取一個行政行為,如果它足夠重大,那應該先有公眾參與,應該先有聽證,這個聽證當然在國內是有很多爭議,因為大家一講到聽證就會說這是一個聽證秀,只是走一個過場、走一個形式,大家可以舉很多例子。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大城市或中等城市都出現過這種丑聞——專業的聽證戶。一個老人家每個聽證都有他,每個聽證他都是閉幕養神,每個聽證會最后都是無一例外地得到所有與會者的擁護、所有都通過,這是有問題的。而且我覺得在現在信息這么公開的情況下,不可能持續的,所以要有真正的公眾參與、公眾聽證。

      我們當時做的一些相關工作,因為這個聽證程序是從國外引進的,在引進的過程當中出現很多問題,就是畫虎不成反為犬,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當時做了很多澄清,也做了很多調研,這個方面實際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對策,包括一些改進措施,這個從2010年到現在很多都已得到了像市人大杜德印主任,還有其他一些主管立法的副主任及其他領導同志的批示,包括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的批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方向,這個也實際上相當于我們剛才講到的,是國家治理而不是管理。不是說我們作為一個核心的政府部門我們來通過內部決策就可以推行一個行政決策或者是做出一個行政行為,而是要經過公眾的參與,這樣實際上權責也是分散的,而且我們在研究當中把公眾參與作為細化部分。現在公眾參與大家還是聽取意見式的,比如說我是政府部門,我還是高高在上的,我請一些相關的人事,以及各個行業協會的推薦人,或者是市人大、市政協派出一些代表等來參加,我們來聽取你們的意見,意見提了,聽不聽、采納不采納那是我的事,這個是以前的比較舊的一種管理理念。

      現在新的治理理念是,他們到這里來不是簡單地聽取他們的意見,而是公共決策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表達的意見和訴求是有法律效力的,應該記錄在案,應該在行政決策的過程當中被充分考慮,也就是該采納采納,該駁回駁回。實際上這是一種現代治理理念的體現,就是公眾參與。包括比如什么人可以代表哪個群體來參加這個公共聽證,這個實際上都有一些嚴格要求的。

      專家論證。依法決策另外一個就是專家論證,相對中立的專家參與論證,具有相關的專業資質等。風險評估。現在也關注到一點,現在實際上我們政府越來越傾向于把權責更科學合理地進行分擔,現在很多事情政府都已經不去親自抓了,他是一種第三方比較有專業資質的、相對公正、相對中立的第三方來承擔這種評估。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都關注20號,也就是四中全會召開那一天,媒體有大篇幅報道,就是財政部和科技部共同發文,對科研經費,當然主要關注是理工科,經費使用包括立項、結項等等做出新的規定,就是科技部不再像以前那樣管得那么寬、那么死、那么嚴,而是比如課題的申報可以讓第三方來處理,他實際上就會相對寬松。不像以前我是事無巨細,全是我管,最后的責任由我來承擔,實際上都是放開。

      我在參加其他一些社會科學治理的兩管內部研討會的時候也提到這個,這個也需要用中立的第三方進行評估,包括負責招標等等,實際上這是一個新的趨勢,包括各種各樣的行業協會等等。

      下一個就是合法性審查。這個合法性審查是這樣,我覺得各位領導可能關注到一點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提出的也有和法治相關的,有一點,要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法律顧問制度是這樣,這個被寫入全會的決定還是第一次。三中全會的時候,實際上我從02年回國,甚至在回國之前,這項建議就不斷地在相關場合通過相關的渠道提過,現在大家有誤解,包括看一下媒體有相關的結果實際上都是有偏差的。

      比如在媒體發表文章解讀那一條的主要都是律師,當然也有一些法律學者,律師當然很高興,我同級的政府部門就聘請我當法律顧問,所以從那個角度說律師應該發揮作用。實際上我提那一條是基于我的一個體會,和律師那個完全無關的。我當時提那一條是這樣,因為02年的時候亞太地區有一個叫法治研討會,每個國家或者地區有兩個代表,我是做了咱們中國的代表。美方的代表,一個是我的導師,我的法律是在美國學的,哈佛大學學的,我的導師是一個資深的法學家,他是美方的一個代表。另外一個代表是白宮的法律顧問,實際就是總統的法律顧問,我們在一起一個星期的時間,有研討會、有學術交流。包括我其他的一些經歷,比如我在美國做過律師,我的合伙人今天是我的合伙人,但明天可能就是美國陸軍的總法律顧問,他不是兼職的法律顧問,他是專職的。他可以穿上軍裝,比如負責軍事法庭或者其他糾紛的處理,這就是一個實際發生的故事。

      所以我當時提的法律顧問制度,不是兼職的,你可以顧、你可以問,他可以提出意見,而是一個實職的。你要有相應的級別,承擔相應職責的這樣一個崗位,要推廣下去可能每個市政府都要有專職的法律顧問。當然現在有法制辦,但是看實際運行,法制辦沒有承擔相應的職責,尤其是一些地方。2012年到2013年,市委組織部有一個“三個一百”項目,我到蘭州掛職,看到區縣的專業化程度相對比較弱。可你要讓他承擔相關的合法性審查,做出負責任的法律咨詢和建議是不可能的。在國外,你看一下相關報道,總統和其他的出面,整個決策過程中都是有法律顧問參加的,各個級別都有,總統、副總統、州長,實際上這是一種正常的行政運行,而且對于最高行政首腦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協助。

      實際我們最初考慮是這樣的,這個運行下來,黨中央應該有自己的法律顧問,或者你不說中央,你可以說國務院相關部門、政府部門,法治國家需要這樣一種制度建構,當時考慮的是這個。合法性審查就由他來承擔,或者他相關的團隊來承擔。

      依法決策當然另外一個,就是集體討論嘛。一直遵循的,民主集中制,如果運用得好也是有這方面的效能的,集體決定。我們在社科院原來做過另一些比較多的課題,就是重大工程,包括行政決策。因為你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需要考慮,比如我這個公共政策一旦發布,會造成哪些法律問題,因為任何改革都有代價嘛,可能有的群體或者個人他的利益就要受到侵害,這個問題怎么樣來處理等。

      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是現代、當代行政治理或者政府治理可以考慮的問題,就是怎么樣把決策做得科學民主,一方面能夠正常地、有效地履行我們的行政職責,另一方面還能避免相關的問題,實際上對我們的政府部門、包括相關領導也是一種有效保護,這也是一個問題。

      下面這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這個我覺得是可以用法律顧問來解決的,法律顧問實際上當時我們設想應該是一個相關部門的副職,但是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副職崗位,他來主管合法性審查,包括其他的相關事物,是一個專業的、稱職的這樣一個人員,全職的。

      現在比如提到另外一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這個實際上是十八大之后出現的一個新常態,固定下來了。比如河南包括其他地方都出現一些錯案,已經判死刑緩刑,結果多少年之后真兇出現,他被釋放。以前可能到一個節點前就可以,現在不行,現在是一個重大的冤假錯案,要承擔責任。所以撤職、查辦、瀆職,如果辦案的時候有一些違法違紀的行為,你還要受到組織審查,走司法程序。

      在行政這個領域,就是執法這個領域也是這樣,重大決策是終身責任追究制度,責任倒查的。你可能被提升負責另外一個更重要的部門,但是要倒查的,這個是在你組織工作期間決策采取的行政行為造成的后果,可能仍然會被倒查到相關人員,而且終身責任追究。這是一個相關的變化,但是具體的政策制定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包括可能會向相關的部門和人員征求意見,這個是要做一番工作,當然這個已經正式確定。

      包括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座的各位領導可能比我還熟悉,現在我們干部制度其實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任期制,你在這一任上,可能任期沒有滿就已經被提為上一級的負責領導,所以大家只對自己的任期負責。我在這一期是一個地方的行政首腦或者我是市委書記,我可以貸款,我走了之后貸款怎么還已經不歸我管了,以前大家理解,而且多少年也行之有效。從現在開始這不可以了,你做的這個決策他的責任可以被終身追究到你,責任要倒查,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新的變化。

      下面一個細節就是我們剛才講到,因為我講到立法、憲法,包括其他的法律法規,講到法治政府,下面一個就是立法權和執法權,或者行政權,下面一個就涉及到司法權。司法權當然主要涉及到兩大國家機關,我們講一府兩院嘛,一個就是審判法院系統,一個就是檢察院檢查權。我們現在仍然是不能提司法獨立,因為司法獨立是有西方的概念和我們的一些理解,包括一些原則,實際上是有沖突的。但現在我們自己的一個提法就是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實際上他仍然保留了或者吸納了合理的成份,最關鍵的成份,就是我在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時候是不受干預的,我是獨立的。

    第七篇: 黨課講稿法治

      今天,非常高興和大家學習交流法治思想。2020年x月x日至x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明確提出法治思想。這不僅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和發展,而且對于我們國家的法治建設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是一個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今天,我圍繞法治思想跟各位主要交流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治思想的重大意義;第二,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這是我們學習交流的重點內容;第三,貫徹落實好法治思想。

      一、深刻認識法治思想的重大意義

      法治思想是順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要求而生,是在新時代波瀾壯闊的治國理政實踐中、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創新發展、日益成熟完備而確立的。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把握法治思想的重大意義:第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第三,是黨領導法治建設規律的科學總結和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第四,是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黨的十九大一個突出亮點和重大歷史貢獻。之后,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式載入黨章,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又一次與時俱進。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是我們對現行憲法的第五次修改。在這次修憲中,一項重大的成果就是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把黨的指導思想轉化為國家指導思想,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涵非常豐富。這一思想在各個領域中都有體現,在法治領域也是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法治,對法治進行了一系列闡述分析。2018年8月24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法治的重要論述,我們梳理發現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綜合的經濟社會分析中涉及法治,比如黨的十九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是在一個全面的報告分析中涉及法治;另一方面是專門講法治。我們可以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講的次數之多、涉及內容之廣,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10月23日,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說法就是準繩。用法律的準繩去衡量、規范、引導社會生活,這就是法治。”強調:“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用規矩、準繩來定性法治,同時又指出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

      對法治的定位也作出了闡釋。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縱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旗幟鮮明地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必須面對,那自然我們今天要選擇的是法治。

      我們理解對法治的定位,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構成了我國建設發展中的兩個層面的問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解決建設什么、發展什么的問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解決怎么建設、怎么發展的問題。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國是其中之一。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全面辯證地梳理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第一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我們的發展目標。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莊嚴宣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表述更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明確了我們新的發展目標。第二個“全面”:全面深化改革,這是我們發展的動力。第三個“全面”:全面依法治國,這是我們發展的保障。第四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發展的領導力量。作為執政黨,我們黨要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我們清楚地看到,全面依法治國構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

      第二,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而基本方式這樣的概括,在黨的十九大中也清晰地呈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在這樣一段精辟而簡練的講話中,把黨、黨的領導、人民、治理、法治濃縮在其中,指出法治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

      第三,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穩定最可靠的保障。2020年2月5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凝聚著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穩定最可靠的保障。用“三個最”來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強調我們今天應當高度重視法治。我們可以看到,在高度重視法治的情況之下,關于法治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法治思想。而以“思想”來命名的法治思想是第五個,前面幾個是強軍思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外交思想和生態文明思想。這足以看到法治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家、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至關重要的。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法治領域也一樣,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需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不斷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同時,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法治思想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相結合,在統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寶庫。比如,實質法治。指出:“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個錯案的負面影響,足以摧毀九十九個公平裁判積累起來的良好形象。執法司法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我們從數學公式中顯而易見“100-1≠0”。如果從概率上來說,100個案件中錯一個,這是1%的小概率事件,而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失誤這個概率就更低了。這樣的失誤在工業產品生產中是允許的。但是,指出,這在法治領域是決不允許的,因為執法司法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實際上闡述的是實質法治,要實質公正性,這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極高要求。這個公式也被概括為法治公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就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義。關于法治的重要論述,清晰地闡明了對公正、公平、正義,特別是對實質公平的重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三)黨領導法治建設規律的科學總結和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在根據地時期就有局部的執政經驗,那時候就有法治建設的經驗總結。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的基礎上開啟了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五四憲法”的頒布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法律的頒布,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法治思想正是對于我們黨領導法治建設的規律進行了總結,對法治建設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創新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觀點,是重大理論創新。法治思想的基點是對于我國法治階段的判斷,即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全面依法治國的階段。法治思想就是針對全面依法治國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的深刻的創新闡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予以有力推進。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進行研究,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召開后,黨中央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又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取得重大進展。這就是法治思想的重大意義,它既對我們黨領導法治建設的經驗、規律進行了科學總結,同時,對新時代法治建設如何推進進行了一系列創新性論述,圍繞全面依法治國進行頂層設計,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個成果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歷史意義。

      (四)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法治思想從三個維度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中的兩大基本問題。這三個維度是:第一,歷史和現實相貫通;第二,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第三,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兩大基本問題是:第一,為什么要進行全面依法治國;第二,怎樣進行全面依法治國。同時,還回答了我國法治建設中一系列重大問題,對我國法治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既有對重大意義的深刻闡釋,又有對法治建設的頂層設計和具體部署,是我們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我們推動法治建設就要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深化,用法治思想作為指引、作為根本遵循,推動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向前發展。

      二、準確把握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我們學習貫徹法治思想,如何把握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和精神實質是我們的重點內容。法治思想內涵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前面我跟大家介紹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對法治論述之多、涉及內容之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把握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至關重要的就是要準確把握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的“十一個堅持”。這是法治思想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它精辟地概括了法治思想的主要方面。接下來,我們圍繞“十一個堅持”來理解和把握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一)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

      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在“十一個堅持”中,第一個“堅持”就是“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強調:“黨的領導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指出:“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黨興、國家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衰、國家衰。”在我國,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是重大問題,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

      同時,雖然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是重大問題,但是不能夠將這個問題轉化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旗幟鮮明地指出:“‘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這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設置的一個陷阱。“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偽命題,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為什么不存在?因為在我國,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致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1.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第一,是黨執政領導應有之義。在我們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所以,黨的領導要貫徹到各個方面,包括法治。

      第二,是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我們從“五四憲法”就明確載明了黨的領導,我國現行憲法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所以,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堅持黨的領導,也是憲法確立的。

      第三,是我們的一條歷史經驗。黨重視法治,法治就能不斷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在黨的十八大之后,明確提出了“十六字要求”,即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黨的領導和法治建設四大環節內在地結合起來。

      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通過法治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效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是一句口號或者一個理念,而是要落到各個方面,通過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推進黨的領導在法治建設中切實得到有效落實,用法治的方式來保障。

      2.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第一,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我們黨在黨章中明確載明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是我們黨做出的莊嚴承諾,也是提出的要求。

      第二,黨要把法治工作作為黨的重要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在各個地方也都成立了相應的機構。黨要把法治工作作為黨的重要工作來研究、部署、推進。

      第三,黨必須依照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黨內制度建設、黨內法規建設取得了歷史性進展,取得了重大成果。

      堅持黨的領導是法治思想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在“十一個堅持”中放在第一位。強調,“國際國內環境越是復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越是繁重,越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鞏固執政地位、改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第一,明確指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我們說第一個“堅持”是根本保證,而第二個“堅持”就是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即依法保障人民權益。為什么?在分析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我們黨執政的根基是人民,我們的初心是為人民服務,所以,法治建設“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依法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這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是我們黨執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法治領域的集中體現。

      第二,明確指出,“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包括法治方面的,我們要積極回應人民在新時代中的新要求新期待,“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那么,針對法治領域中人民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法治建設中的痛點,我們要圍繞這些來系統研究謀劃。同時,不僅要解決問題,而且要推動法治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法治思想至關重要的內容。

      (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沿著什么樣的道路推進法治建設,是法治建設的重大問題。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如果路走錯了,南轅北轍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舉措也都沒有意義了。”所以,道路問題在法治建設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重大問題。

      同時,世界上沒有“普世道路”,更沒有唯一的法治道路。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必須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民從本國實際、現實和國情中做出的選擇。也就是說,“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中國發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因,被賦予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國情標識。指出,“我們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決不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必須堅持我們的道路。我們的道路是什么?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而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

      我們要堅持從我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突出中國特色、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走出一條我們自己的道路。這就是我們說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道路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要選適合自己的道路,要通過這個道路走出我們的特點,走出我們的特色,體現我們的優勢,取得我們的實際成效。

      前面我們也提到,要根據國情、實際、歷史、文化來選擇道路。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對我們法治建設的意義,指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概括了很多方面,比如,“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等等。非常重視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我國是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們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是至關重要的,表現在實踐中就是重視司法最終的解決途徑,我們不能把所有的爭議、爭端都推給法院或者希望法院能解決,而要通過和解、調解、非訴等方式促使多元解決機制發揮作用,司法只是一個最終的渠道。所以,我們要通過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來化解糾紛,特別是要重視和解、調解,促成當事人心悅誠服地接受處理結果。這樣,在法律框架中既解決了紛爭,又能夠內在地形成一種良好的機制。所以,我們不僅要多元,而且要建立多元機制的銜接機制。這就是我們中華法系中的內容,概括為“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等等。這些我們應當不斷發揚,落實到法治制度中和法治實踐中。

      還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提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安天下,就是前面我們講的對法治的定位,法治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德潤人心,是指法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規則,它需要有公平正義,需要有軟約束。我們可以看到,德治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特殊意義,它和法治之間形成了相得益彰的關系。我們既要靠法治,也要靠德治,二者相輔相成共同作用,才能推動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向前發展。

      (四)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憲法,高度重視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把它作為我們全面依法治國的首要任務,提出了兩個“首先要”,即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這兩個“首先要”高度強調了憲法在我們法治建設、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重要地位。為什么?這是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在我國的法律位階中層級最高,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所以,憲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統帥和核心。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得到有效遵守和落實,法治建設才能夠切實推進。

      提出的兩個“首先要”,高度強調了憲法在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推進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中有很多重大舉措,比如:

      第一,設立國家憲法日。我國現行憲法是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實施的,我國將12月4日作為國家憲法日。

      第二,憲法宣誓制度。國家工作人員在就職時要公開進行憲法宣誓,而且對宣誓作出了明確要求。

      第三,推動合憲性審查。在2018年現行憲法第五次修改中,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比如,在備案審查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推進合憲性審查。

      我們要通過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讓“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切實維護憲法權威,保障憲法實施。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就包括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不動搖,堅持憲法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不動搖。”

      (五)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高度重視法治,同時高度重視國家治理現代化,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要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的問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堅持”中將法治和國家治理內在地結合起來,明確提出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我們可以看到,法治對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意義,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這個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我們說,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第五個現代化”,法治是它的重要保障。指出:“在統籌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實踐中,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加重視法治、厲行法治,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堅持依法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

      (六)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黨的十八大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有人會提出,法治很重要,但是法治似乎看不見、摸不著,如何來推進?所以,我們通過總抓手來推進法治建設。這就是它的意義。在提出總抓手這個概念的同時,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成做出了清晰、明確的概括,它由五個子體系構成,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二者是什么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我們對法治理解的升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多的是指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它的升級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從靜態到動態。法律體系更多的是指靜態規則,而法治體系不僅要有規則,而且要實施,要有保障,要有監督。

      第二,強調了全面性。法律規范體系更多的是指立法環節,而法治建設需要靠立法,而且是高質量的立法,同時又需要有高效的實施,有力的保障和嚴密的監督。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體系中包含著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高度強調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這種統一表現在很多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法治體系的構成中把黨內法規體系也納入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使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內在、有機地統一。

      今天,我們如何來推動法治建設?從體系建設來說,就是抓五個子體系。按照我們明確提出的目標要求,當五個子體系達到“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也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形成了,我們法治國家的目標就可以實現。所以,我們圍繞著五個子體系的建設、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個總抓手來推進,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我們的法治目標就能夠實現。

      這里需要我們重點理解的法治體系,一是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這個體系是由縱向層級的五個法律位階和橫向領域的七大法律部門構成的。五個法律位階是:第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第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第三,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第四,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第五,規章,包括國務院的部門規章和一定層級的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七大法律部門是:第一,保證憲法實施的憲法相關法部門;第二,民法商法部門;第三,行政法部門;第四,經濟法部門;第五,社會法部門;第六,刑法部門;第七,訴訟與非訴訟的程序類法律。這些共同構成了我們的法律體系。今天,我們有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推進實施、保障、監督。

      二是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績和效果,形成了由縱向層級和橫向領域構成的體系。黨內法規的縱向層級有四個:第一,黨章是黨內的根本大法;第二,準則;第三,條例;第四,規定、規則、辦法、細則。我們有一部黨章,三部準則,幾十部條例和大量的規定、規則、辦法、細則,這些構成了我們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的橫向領域有以黨章為統領的四大板塊,即黨的組織法規、黨的領導法規、黨的自身建設法規和黨的監督保障法規。我們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所組成的五個子體系來建設、推動,這是法治建設基礎性的重要任務。指出,“要積極推進國家安全、科技創新、公共衛生、生物安全、生態文明、防范風險、涉外法治等重要領域立法,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業態、新模式的健康發展。

      (七)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黨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法治建設的工作布局。這個工作布局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我們把它概括為“共同推進、一體建設”,或者概括為全面依法治國的工作布局。

      這個工作布局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行動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第二,目標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個工作布局體現的是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整體謀劃,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就需要:第一,所有的主體都要共同努力,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不能寄希望于別人;第二,法治建設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大建設中都要體現;第三,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四大環節都要發力,都要發揮作用。這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

      當然,全面不意味著平均用力,也不意味著沒有重點。多次強調,“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對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具有示范帶動作用,要率先突破”。明確指出,“要用法治給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規范行政決策程序”,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要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為什么?第一,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能夠滿足老百姓在法治方面的公平要求。行政機關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最密切,行政機關能不能做到依法行政,老百姓是最有深切體驗和感受的。第二,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能夠起到社會引領作用。行政機關是擁有權力的,如果能夠率先垂范,就能起到社會引領作用。從“共同推進、一體建設”中,我們既要理解和把握它的全面性,這是工作布局中的核心精神。同時,也要理解和把握在全面性中是有重點性的,是有重點任務的。只有在這些重點任務中取得突破,而且是率先突破,“共同推進、一體建設”才能夠真正實現。

      (八)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是法治建設的新“十六字方針”。老“十六字方針”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新“十六字方針”和法治建設的四大環節相結合,是對老“十六字方針”的繼承和發展,它的要求更高,更有針對性。這是法治建設中一項基礎性工作,我們要圍繞著四大環節,全面推進新“十六字方針”。

      第一,科學立法。科學立法闡釋的是我們對立法的要求,要從“有”到“好”。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很多領域中沒有法律,那時候提出的是“有法可依”,宜粗不宜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我們對立法的要求已經從“有”升級為“好”,這就是良法。要以良法促發展,保障善治。指出,“人民群眾對立法的期盼,已經不是有沒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這段論述生動精辟地概括了對良法的要求,也就是今天我們概括的“科學立法”。指出,“適時推動條件成熟的立法領域法典編纂工作。要研究豐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塊頭’,也要搞一些‘小快靈’,增強立法的針對性、適用性、可操作性”。民法典就是“大塊頭”的集中體現。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指出,“民法典為其他領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總結編纂民法典的經驗”。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公布的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就提出了將研究啟動環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條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這就是貫徹落實法治思想。同時,針對現實需要,我們也可以搞一些“小快靈”。比如,在新冠疫情中有針對性地立法,解決實際問題。所以,我們“要研究豐富立法形式”。當然,在立法中既要避免越權立法,也要避免不作為等情形。

      第二,嚴格執法。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在實施中,行政機關執法非常重要。統計表明,大部分的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幾乎所有的規章都是行政機關實施的。所以,我們對行政機關提出了嚴格要求。

      第三,公正司法。司法是解決爭議的最后一道防線。指出:“要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重要引領者。我們可以看到,對司法用的詞是“公正”。這個“公正”加在司法之前,表明了在實踐中公正的重要意義,這也對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司法領域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公正司法的重大改革舉措。

      第四,全民守法。法治建設要立好法、執好法,同時,也要全民守法,或者說沒有全民守法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法治。全國“八五”普法規劃提出,要“著力提高普法針對性實效性”,特別是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持續提升公民法治素養”。

      (九)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隨著我國不斷發展壯大,我們不僅僅成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員,而且要發揮更大作用成為引領者;第二,近年來,國際格局加速演變,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要發揮重要作用,就要在涉外法治上下功夫,要跟國內法治統籌推進。強調,要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有效應對挑戰、防范風險,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要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針對西方一些國家對我國采取的措施,我們通過法治手段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在全球治理中的規則制定權、議程設置權、機構設置權、話語權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十)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

      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保障。人才在各個方面都非常重要,在法治領域同樣如此。我們前面講到的這些最終都要落實到人才。深刻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辯證地講到了它的重要性。把二者內在地結合起來,這是至關重要的。提出兩個至關重要的要求:第一,這個隊伍的構成,包括立法隊伍、行政執法隊伍、司法隊伍、法律服務隊伍、教學和研究隊伍這五支隊伍;第二,這個隊伍的質量,應當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明確提出法治專門隊伍“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第十個“堅持”和我們前面講的第九個“堅持”是內在結合的。隨著我國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作用不斷提升以及國際形勢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我們要應對好、運用好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需要有人才來保障。不僅要懂國內法治,還要懂涉外法治;不僅要語言好,而且要業務也強,還要有國際斗爭經驗。這是對綜合人才的素質要求。

      (十一)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指出:“領導干部具體行使黨的執政權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在多個場合強調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雖然是少數,但是掌握著具體行使黨的執政權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所以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為什么?第一,手中掌握著重要的權力,能不能夠按照法治辦事,是關鍵;第二,起到引領示范作用。所以,“關鍵少數”的作用體現出來、發揮出來了,法治建設就有重要的保障。

      明確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這就要求領導干部:

      第一,尊法。因為只有尊崇法治,才會敬畏法律、才會了解法律、掌握法律。

      第二,學法。要了解法律。我們前面講了法律涉及很多方面,領導干部要掌握法治的精神,掌握法治的基本原理。

      第三,守法。領導干部要帶頭守法。第四,用法。要在工作中運用法律。

      只有這樣,“關鍵少數”才能不斷提升能力,提高工作質量,起到示范作用,法治建設才能不斷向前推進。

      以上就是“十一個堅持”的內容。這“十一個堅持”構成了法治思想中的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國;第二,怎樣全面依法治國。同時,這“十一個堅持”回答了法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第一個“堅持”,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第二個“堅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第三個“堅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第四個“堅持”,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首要任務;第五個“堅持”,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第六個“堅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第七個“堅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工作布局;第八個“堅持”,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方針;第九個“堅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第十個“堅持”,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第十一個“堅持”,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

      在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國和怎樣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大基本問題中,“十一個堅持”是法治建設涉及的十一個重大問題。通過“十一個堅持”一一做出了回應、回答。

      三、貫徹落實好法治思想

      我們學習法治思想,最終是要貫徹落實到工作中。所以,我想從三個方面來概括:第一,要做自覺遵守者;第二,要做堅定捍衛者;第三,要做有力推動者。

      (一)做社會主義法治的自覺遵守者

      《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指出,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法治社會建設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信仰法治、公平正義、保障權利、守法誠信、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是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舉措。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全民守法,我們每一個人,無論在什么崗位、無論在什么領域、無論是什么級別,都要做自覺遵守者。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也要靠人民維護。這是法治社會的要求,也是法治建設的要求。所以,每個人都要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這也是對自覺遵守者提出的要求。第一,自覺守法,即要做守法者;第二,遇事找法,即遇到問題要找法,而不是找關系,找各種法外的途徑;第三,解決問題靠法,即最終問題的解決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上。

      指出:“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盧梭說,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只有心中有法,在行動上才能成為自覺遵守者,才能做到遇到問題找法、解決問題靠法。所以,我們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掌握法律原理,樹立法治觀念,運用法治思維,推進法治建設。

      (二)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堅定捍衛者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們不僅需建設者、推動者、踐行者,還需要捍衛者。這里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要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當自身權益受到侵犯時,要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第二,要運用法治來推動工作。無論你在哪個崗位,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把法治思維、法治方法運用到工作中,切切實實推動工作。比如,敢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運用法律武器打擊、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維護公平正義,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這些是我們捍衛法治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做社會主義法治的有力推動者

      這里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宣揚法治。在法治思想中有一系列關于什么是法治、法治為什么重要、法治如何來推進等的重要論述,我們不僅要自己理解和把握,而且要向社會宣揚法治的重要性。

      第二,弘揚法治。要通過自己的行動、通過一個一個案子、通過一項一項工作來弘揚法治,向社會傳遞法治的重要性,讓全社會樹立法治觀念,推進法治建設,提升法治能力。第三,推動法治。作為法治人才,要把法治思想貫徹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法律服務和教學研究等各項工作中;作為普通個體,也要在工作崗位切切實實推動法治。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形成合力,全面依法治國才能不斷向前推進,法治建設才能取得更大成效。

    第八篇: 黨課講稿法治

      十九大報告藉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坐標,不僅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夢想和宏大目標,而且描繪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美好藍圖,字里行間跳動著法治的音符,彰顯著法治的精神,閃耀著法治的光芒。我們必須站在新的戰略高度認識法治在黨和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斷深化法治實踐,以法治力量助推新時代發展。

      以法治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特征,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支持和保證人民實現當家作主,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九大決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并且要求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目標、道路和任務進行了整體謀劃和完整設計,彰顯了我們黨建設一個強大的法治中國的制度優勢以及堅強決心和高度自信。

      以法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法治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也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路徑。古今中外的歷史和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國家要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的轉型,都必須有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要取得這場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維護憲法權威;推進科學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建設法治政府,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各層次、各方面治理的制度化、科學化和規范化,有效推進并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以法治增強黨的執政本領。在現代執政條件下,堅持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法是不斷增強黨的執政本領的基本要求。十九大報告將法治思維納入黨的政治領導本領范疇,要求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科學制定和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同時要求增強依法執政本領,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加強和改善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報告還對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出了明確要求,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享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或者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這些論斷為我們黨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新思維新標桿,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完成好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光榮而神圣的執政使命。

      總之,黨的十九大開辟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新境界,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必將為我們譜寫全面依法治國的嶄新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鑄就堅實根基、匯聚磅礴力量。

    第九篇: 黨課講稿法治

      一、法與法治

      (一)法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為了生存,人們就得組織起來共同與大自然作斗爭,共同勞動,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平均分配勞動所得的食物和其他物品。這個時期,社會上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因此,也就不存在國家和法。作為調整人們共同生活的行為準則,主要是體現全體社會成員意志的習慣規范。到了原始社會未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上逐漸形成了私有財產,出現了富人與窮人。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奴隸主與奴隸。私有制和階級出現之后,由于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的根本利益截然對立,他們之間的斗爭相當激烈。這時,原始社會的習慣規范便逐漸失去了它作為行為規則的作用。適應奴隸主階級對奴隸統治的需要,國家和法便產生了。可見,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開始是不成文的習慣法,后來才出現成文法,直至出現成文法典。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成文法典有:公元前21世紀烏爾納姆王朝頒布的《烏爾納姆法典》,公元前20世紀亞述王朝頒布制定的《亞述法典》,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王朝頒布的《漢穆拉比法典》,公元前5世紀羅馬的《十二銅表法》等。

      在我國,公元前536年和501年,鄭國先后頒布《刑書》和《竹刑》。魏國在戰國初年魏文侯當政時(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任用李悝為相,進行變法。李悝編纂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法典——《法經》。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其一、廢除奴隸主官爵世襲制,根據功勞和能力選拔官吏,使地主階級的代表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權。

      其二、推行“盡地力之教”。其具體措施是:規定每畝地的標準產量為一石五斗,要求農民“治田勤謹”,達到每畝增產三斗;

      同時雜種各種糧食作物,并充分利用空閑土地,植樹種桑,多種瓜果蔬菜。目的在于提高農作物產量,增加封建政權的田租收入。

      其三、實行“平糴法”。年成好時,政府以平價購入糧食,災年再以平價出售,以平衡糧食價格,防止商人壟斷糧價,穩定小農經濟,鞏固封建的經濟基礎。

      其四、李悝作《法經》六篇。這是一部保護封建制度的法典。這部《法經》不僅集以前各國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漢法律的張本,所以李悝被列為戰國時代法家的始祖。

      (二)法治

      “法治”通常是 “依法治國”的簡稱,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或治國方略,無論中外,自古即有之。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就有法家明確提出了“以法治國”的口號,如“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認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這個問題時,就認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并提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到了近代,西方的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以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思想為基礎,與其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等觀念相適應,論證了資產階級的法治理念。資產階級在立國過程中將這種理念付諸實施,建立了資產階級法治國,使法治由一種思想理念變成社會實踐。一般認為,資產階級的法治包含以下三個原則:(1)法律至上原則。“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人權和自由原則。這里又包含三層意思:第一,要擺正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強調人民是主權者,政府是人民的創造物和所有物;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并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第三,法治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充分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基本自由的實現。(3)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在我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魏源、洪仁玕、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沈家本、孫中山等,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為改革變法奔走呼號,提倡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君主專制走向君憲共和、由司法行政不分走向司法獨立,成為中國近代法治的先驅。但是,近代試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法治國的各種嘗試,都以失敗而告終。

      新中國成立以后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由于歷史的、思想的及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國家生活中缺乏依法辦事的觀念,正常的法制建設進程不斷受到沖擊。尤其是十年動亂對民主和法制的踐踏與摧殘,使國家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行為失去了應有的規范和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巨大損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揭開了我國法治化進程的序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9年遠景目標綱要》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戰略目標加以規定,第一次正式明確了“依法治國”的法律地位。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高瞻遠矚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基本治國方略提了出來,實現了我國法治化進程中質的飛躍。正如有人指出的,“在中國用法治置換法制,明確提出‘法治國家’的概念之所以有意義,就在于它意味著與人治的徹底決裂——法制將真正成為法治之下的法制,而不再可能是‘人治之下的法制’,意味著在徹底否棄人治的基礎上樹立起一種新的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至此,國家的根本大法對依法治國原則予以肯定,使這一治國方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社會主義法治不同于資本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國不同于資本主義法治國,這是顯而易見的。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法治呢?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同志在一次講話中就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國法學界在1979年至1982年間曾就法治與人治問題開展過一場學術討論。當時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即“法治論”、“結合論”、“取消論”。“取消論”認為法治概念不科學,應當拋棄。“結合論”認為人治與法治應當結合,“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執行,因此既要重視法的作用,又要重視人的作用,只有人與法結合,才能產生強大的力量。“法治論”則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法治,不要人治,認為法治與人治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論、原則與方法,但不能簡單地認為法治就是強調法的作用,人治就是強調人的作用。“法治論”認為,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主要應依靠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加以貫徹實施,法治并不否認領導人的作用,但法律在國家與社會生活中應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都要嚴格依法辦事。1986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也提出,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更為明確地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由此可見,在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或法治,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 依法治國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法治并不是法律的統治(rule by law),或由法律統治人民,而是依法而治(rule of law),即人民群眾依據憲法和法律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人民群眾是法治的主體而不是法治的客體。具體來說,行使國家行政管理權和司法權的國家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代表者和執行者,只能在人民授權的范圍內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任何機關和個人絕不能不經人民授權或超越人民授權成為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的治理國家的主體。正如英國學者戴西所言:“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權利產生憲法。”

      2. 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凡是涉及這些事務、事業的個人和組織,從普通公民到國家公職人員,從一般企事業單位到國家機關,都應當受到法律的規范、制約和保護。不應當把依法治國理解為“依法治民”。

      3. 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法辦事。法律至上是法治社會最基本的特征,社會主義法治也不例外。只有保證各種組織和個人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才能實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的法治化。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所處的特殊地位,特別強調其依法辦事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這也是法治社會強調以法律制約權力或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原因。

      4. 依法治國的方式多種多樣。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各種事務和事業,從而體現了依法治國方式的多樣性。

      與上述特點相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包括以下一些內容:1. 建立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

      2.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和監督制度,實現民主法制化、法制民主化;

      3. 嚴格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法律至上的權威與尊嚴;

      4. 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素質較高的執法隊伍,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

      5. 加強普法宣傳,提高全體公民特別是公職人員的法律意識,創造良好的法律文化環境。其中,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強化監督是依法治國的保障,廣泛深入普法是依法治國的基礎。

      實施依法治國的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于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只有實行依法治國,才能建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不斷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確保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順利進行,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才能使黨風和廉政建設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法治。

      二、法的局限與法治的代價

      (一)法的局限性的主要表現:

      1. 法律具有保守的傾向。法律的穩定性(實質上就是傾向于過去、傾向于保守)與社會生活的變革性總是產生矛盾與沖突,因而出現“時滯”問題。

      2. 法律具有不能適時應變的弊端。法律規范從概括性、一般性、抽象性的特點中派生出僵化的一面。因而,當面對具體個案時,它就有可能成為非正義的、僵化的規則。

      3. 法律無法窮盡一切可能發生或存在的社會現象,因此會存在遺漏。因為(1)立法當時不可能完全預料社會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物;

      (2)法律畢竟是通過簡明扼要的言詞來表述社會現象的,任何語言都不是萬能的,它不可能包羅萬象去窮盡所有的行為與事件;

      (3)法律調整的范圍只限于那些有必要運用國家強制力去干預的社會關系,而在社會關系中的不少方面用法律干預是不適宜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法律也不必去窮盡一切社會現象。

      4. 法律語言有其拙劣性,它留有許多自由裁量的余地,給適用帶來標準難以統一的問題。盡管法律是統一的行為尺度,但它存在許多不能作具體、確定規定的地方,這主要有:一是需要作價值判斷的規定,如涉及“適當”“必要”“正當”“合理”等詞匯之外;

      二是后果歸結中關于罰則幅度的規定,如“有期徒刑3年至7年”這樣的規定,就需要進行自由裁量。法律推理過程中往往會離不開適用者的主觀意志。因而也就滲透了適用者個人的非理性因素。

      5. 法律存在著從管理走向強制,從控制走向壓制的潛在危險。

      6. 法律是通過法定程序經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執行的,這就會引起法律執行的成本問題,即司法與行政資源的投入問題。

      7. 法總是十分依賴其外部條件,其作用總是容易受社會或人為因素的制約。

      為了減少和克服法的局限性,應當進行適當的彌補和匡正。補救措施包括:規范并加強法律解釋,判例形式的補充,法律程序的科學設計,提高執法隊伍素質,造就職業法律工作者,其他治國手段(道德、政策、行政等手段)的輔佐,等等。

      (二)法治應當付出的代價

      一個國家要實行法治,總是會犧牲一些同執政者的政治利益與政治權力、政治意志與政治習慣直接相關的代價,我們稱之為政治性代價。

      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形:

      1. 把法律作用治國的主要方式,因則政治目標實現的手段受到限制。

      2. 法治意味著權力受到法律、權力、權利的制約,因而權力在量和質上都有所縮減和割舍,權力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會降低。

      3. 既然一切服從既定的普遍規則,那么兩種需要權衡的利益目標沖突就不可避免,這需要權力行使者作出抉擇,為了更大利益而放棄較小的利益。

      4. 實行法治會造成某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不受法律的調整,或者受調整的時候因形式合理和必要性而被忽略。

      5. 法治在總體上能夠提高社會控制的效率,但是它不排除在具體情形下會導致辦事效率的下降。

      法治不是萬能的。不能用法律規范來代替道德規范。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很相近,都是用來調整人們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并從而約束人們的行為的。但是兩者又有不同。

      1. 法律隨國家的產生而出現,而道德則出現得更早,在原始公社中人們就以傳統、習慣調整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法律將隨國家的當消亡而消失,道德則將繼續存在,且還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2. 法律固然也要自覺遵守,但它是以國家的強制手段來保證的;

      道德規范的實行則只能靠內心的信服和輿論的力量。違犯道德規范不一定違犯法律規范。道德的作用更加廣泛,在很多方面是法律所不能替代的。

      3. 在階級社會中,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法的體系,但卻存在著各階級、各行業的不同的道德準則。

      4. 道德不像法律,有明文條款可循,它通常是人們默認的。

      5. 法律的作用基本發生在構成危害以后,而道德的約束是發自內心的、自覺的約束,其作用在于防止犯罪作惡,自覺行善。

      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我們決不能忽視道德的作用。道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一定的世界觀、理想、信念和道德構成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決定著不同社會精神文明的性質,規范著一個社會的主要行為方式。分析眾多英雄人物的行為不難發現,他們的支配力量除了來自共產黨人的政治信念外,同時也來自共產主義的道德觀。他們把黨的正義事業、人民利益、國家前途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把為革命而獻身看作是無尚的光榮。這體現了一個革命者的政治理想,同時也體現了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善惡觀、榮辱觀、生死觀等。反映了自己對他人、個人對集體對人民、對祖國的一種態度。這實際上是道德規范的作用。因此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基本著眼點應放在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上,把“法治”和“德治”辯證的結合起來。

      因此,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步入21世紀的新的發展時期,提出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治國方略。

      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認真領會這一治國方略的深刻內涵,對于我們更加自覺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特別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德治發展過程

      (一)中國的德治傳統

      “以德治國”也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古代治國傳統、特別是德治傳統的批判繼承。

      江澤民同志在為《中國傳統道德》一書的題詞中指出:“弘揚中國古代優良道德傳統和革命傳統,吸取人類一切優秀道德成就,努力創建人類先進的精神文明。”為此,我們在實施“以德治國”的過程中,應該注意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優秀的治國倫理傳統。

      四千多年前,禹作為我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為后世治國者樹立了榜樣。“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證明。《史記》中寫道:“禹為人敏而克勤;

      其德不違,其親可仁,其言可信;

      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偉偉穆穆,為紀為綱。”《左傳》記載周代人對禹由衷贊美的話說:“美哉禹公,明德遠矣!”公元前11世紀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無論是文王率領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武王率領周人滅商立國,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幫助。周公十分重視道德在治國中的作用。他在伯禽將代替自己赴魯國任國君時告誡道: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可是,我洗一次頭曾三次握住頭發,吃一頓飯曾三次吐出不中的食物,為的是及時接待來訪者;

      就這樣,還總是擔心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了魯國,千萬不要擺國君的架子。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成為后世許多有為的從政者的座右銘。魏武帝曹操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國中的重大社會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的德治思想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并形成相當完備的行政倫理體系。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當時諸子百家關于德治的爭鳴。最值得重視的是,孔子曾明確提出了“為政以德”的主張。孔子曰:“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孔子還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一認識基本上正確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點,闡明了“為政以德”的獨特作用。在中國傳統德治的發展史上,唐朝史官吳兢編著的《貞觀政要》可以說是一部代表作。該書以生動真實、簡潔明了的文風,運用對話加軼事的形式追記了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間的業績與治國經驗,以及他與有關大臣們所討論的種種治國問題,進而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如何“為政以德”的統治謀略。唐太宗正是由于頭腦比較清醒,勵精圖治,納諫任賢,輕徭薄賦,改革吏治,繼承和發展了古代的德治思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成就了空前繁榮的“貞觀之治”。

      綜觀我國的德治傳統,其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克明俊德。“克明俊德”一語出自《尚書·堯典》,意思是說,如果治國者能發揚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職守昭明,萬國協調發展,天下民心和善。這一傳統治國道德目標,在《禮記·禮運》中被描繪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為此,孔子要求治國從政者要遵守恭、敬、惠、義等道德準則,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左傳》甚至提出更鮮明的論斷:“德,國之基也。”

      二是以民為本。“以民為本”源于《尚書》所說“民惟邦本”,意思是只有民眾才是國家的根本。《論語》記載了孔子回答子貢“問政”的一句名言:“民無信不立。”類似的古語還有很多,例如:“‘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臣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矣。”(《荀子·王制》)

      三是立身惟正。魯國的執政大臣向孔子求教從政治國之道。孔子回答得非常精彩:“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韓非則精辟地指出:“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陳宏謀編著的《從政遺規》記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上,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這都是關于“立身惟正”的具體說明。

      四是明道善策。我國傳統德治中很重視行政決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因為,“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左傳·昭公七年》)《荀子·議兵》認為:“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從政遺規·薛文清公要語》將“明道善策”的內涵概括為三要素,即“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五是舉賢任能。孔子主張“舉賢”,他告誡魯哀公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孟子提出“進賢論”,在他看來,“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就可“無敵于天下”。荀子更深刻地指出:“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結論是:“貴賢,仁也。”唐太宗李世民晚年總結德治經驗,撰寫了《帝范》。其中《求賢》篇寫道:“夫國之匡輔,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為政之要,惟在得人”;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六是教而后刑。孟子曰:“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荀子對“教而后刑”做過全面的闡述:“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

      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

      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

      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國》)《漢書·董仲舒傳》則形象地寫道:“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我國傳統的德治思想中總體上是打著封建社會的深深烙印的,其德治也是服務于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是,只要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加以科學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成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以德治國”也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我國古代治國傳統,特別是德治傳統的批判繼承。

      (二)“以德治國”的理論源流

      新世紀之初,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不僅提出了“三個代表”的建黨思想,而且提出了“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的治國方略。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需要我們理論界認真探討、深入開掘。

      為什么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呢?根據就在于,在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新形勢下,江澤民第三代領導集體倡導的這一新的治國方略,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文化、現代化人類文明成果這三大源頭的綜合創新。

      1. 以德治國的理念,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尤其是鄧小平理論的繼承發展,其理論來源首先存在于馬克思主義思想主流之中。

      馬克思開創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揭示了經濟、政治、文化的辯證關系: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則是經濟基礎與國家政治的能動反映。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型體制創新,不僅需要新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創新作為制度保證,而且需要新型思想道德體系作為精神支柱。

      2. 以德治國的理念,是對中華文明優秀民族傳統的繼承發展,其思想源頭淵源于中華智慧的思想主流之中。

      不能簡單地講,以德治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產物,而應當說,這是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間的優秀民族傳統之一。按照司馬遷《史記》記載,以德治國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根溯源到5000年前炎黃時代中華文明生成期。

      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國”,不是古代民族傳統的簡單重復,而是加強富于時代精神的理論創新。

      3. 以德治國的理念,也是對人類文明成果與正反歷史經驗的學習借鑒,其思想源流廣泛存在于世界文明成果之中。

      根據韋伯等20世紀西方社會學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西方近代化不是單一的經濟過程,主要有四大支柱:一是近代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支柱;

      二是近代科技產業革命作為物質技術支柱;

      三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羅馬法體系與議會民主作為政治支柱;

      四是宗教改革而煥發的新教倫理作為精神支柱。

      江澤民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德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的治國方略,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古今中外,綜合創新”的重要思想成果,把現代化的世界文明成果與中華文明優秀民族傳統熔為一爐,這是中華文明21世紀現代復興的強大精神支柱。

      (三)深刻認識幾個關系

      1. 如何認識德治和法治的關系

      理論界對“以德治國”思想的一種疑慮,是擔心當前提出“以德治國”會沖擊“依法治國”。

      中國是一個重道德的國家,歷史上中國儒家強調“德治”,把道德的作用抬得過高,走向了道德萬能論,這是錯誤的,不能為我們今天所效法。然而,道德在調節社會關系方面,確實具有法律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法律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體現自己的威嚴并發揮作用,道德則是靠社會輿論特別是靠人們的良心來體現自己的威嚴并發揮作用。道德如果不被人們所信服,將是軟弱無力的;

      道德一旦征服了人心,其威嚴和效用則是法律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在一個正常運行的社會中,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沒有宗教傳統的社會中,法律和道德,法治和德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總是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的,它們共同擔負著調節社會關系的職責,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由此可見,現在提出“以德治國”,決不是對“依法治國”的否定,而是對“依法治國”的強有力的支援。沒有道德作為基礎和支援,要真正實現“依法治國”必定是十分困難的。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既有無法可依、執法不嚴的一面,也有知法犯法、執法犯法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后一種情況的問題更加突出,其危害也更加嚴重。執法人員的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在道德上出了問題。

      2. 如何認識德治和“人治”的關系

      理論界對“以德治國”思想的另一種疑慮,是擔心“以德治國”會向“人治”倒退。這種看法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來自于對中國古代儒家倡導的德治思想的分析認識。儒家倡導的德治,確實最終歸結為“人治”。但是,對儒家的德治與“人治”的關系,需要正確理解,而不應簡單地將德治與“人治”等同起來,認為德治就是“人治”。

      第一,儒家的德治導向“人治”,是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德治的必然結論。儒家德治思想唱主角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專制集權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本質特征,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一人之治。在封建帝王一人之治的專制制度下,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都不過是皇帝選擇用于統治黎民百姓的具體的“人治”手段,德治是為皇帝的“人治”服務的,歸結為“人治”,法治也是為皇帝的“人治”服務的,也必然歸結為“人治”。秦始皇的法治是“人治”,漢武帝的德治也是“人治”。只是由于法家作為學派在秦朝滅亡之后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儒家則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官方意識形態,從而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儒家的德治是“人治”,而法家的法治卻不是“人治”。這樣的分析判斷無疑是片面的。

      第二,我們今天強調的德治,在根本上與儒家所強調的德治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今天的德治,已經不再是與造成“人治”的封建制度相嫁接,而是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融為一體,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依法治國”,正是今天的德治不會流于“人治”的根本的制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管理權力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與皇帝家天下一人之治的封建專制制度,已是天壤之別。

      3. 如何認識今天的“德治”與古代儒家的“德治”的根本區別

      理論界有一種疑慮,擔心今天強調“德治”難以同中國古代儒家的“德治”相區別,擔心在治國方略的理論和實踐上退回到古代儒家“德治”的老路上去。這種疑慮其實是不必要的。今天的“德治”與儒家的“德治”的根本區別,在于對待人民的不同立場。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石上的,儒家的這種“民本”思想,本質上是一種“治道”之術,用心是在于勸誡封建統治者采用“懷柔”之術,用小恩小惠籠絡民心,并通過道德教化歸順人心,而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決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我們倡導的“德治”,理論基石不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而是唯物史觀,是忠實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關心人民的疾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正如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為人民服務”是中國革命傳統中的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價值觀,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和集中表現,也是今天的“德治”區別于中國古代儒家的“德治”的分水嶺。

      四、推行德治的障礙

      “以德治國”新理念的落實必須直面哪些歷史和現實的障礙。

      首先,落實“以德治國”的新理念必須直面的障礙是傳統道德觀念的制約。這里的傳統道德觀念,既指古代的近代的,也包括改革開放以前的道德觀念。就古代的傳統道德觀念而言,一方面,我們必須直面孔孟儒家傳統道德觀念的障礙。眾所周知,孔孟儒家道德觀念主張以無私利他作為規范人們道德行為善惡的惟一準則。在孔孟看來,人們的行為是可以無私到他的。一是因為人人都有同情心,同情心可引發同樣的愛的情緒,以恩德施諸我們的人。”(斯賓諾莎:《倫理學》商務印書)人們無私利他的行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二是報恩心可以引發人們的無私利他的行為。報恩心是對有意給自己快樂和利益的人所產生的也有意給他以快樂和利益的心理。“感恩或謝忱是基于愛的欲望或努力,努力以恩德去報答那曾基于館1962年版102頁)同時,經濟利益也可以引發一個人無私利他的行為。《管子》“倉廩食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而且認為道德的目的既是為了保障社會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穩定,也是為了個人品德的完善。但是,由于在孔孟看來,目的利已的行為最終會有害于人之為人的品德完善,因此,主張以無私利他為作為評價一個人倫理行為善惡的惟一原則。不過,在儒家內部也是有分歧的。孔孟一脈主張愛有差等,主張利他行為的多寡必須以給自己利益的多少大小為依據,即給予自己利益多和大的就應回報得多和大,給予自己利益少和小的就應回報得少和小,主張愛親多于愛民,先親后民,(《孟子·盡心章句上》)“親親而仁民”。而在墨子看來,應不論給予自己的利益大小多寡,都應同等施愛,即愛別人的父母和愛自己的父母一樣,不應有區別。在墨子看來,只有同等之愛,才更徹底,才會避免邏輯上的矛盾。

      就改革開放以前的道德觀念而言,我們也必須直面其現實障礙。這種倫理主張,和傳統儒墨利他主義道德觀一樣,主張將無私利他作為評價人們行為善惡的惟一原則。既否定“為已利他”,也否定“單純利已”。與儒墨利他主義不同的是,這種倫理觀雖然淵于儒墨,但卻與儒墨有不同之處,如前所述,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子主張愛無差等,而這種倫理是一種新的愛有差等論,他不但與儒家的愛有差等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它主張愛民多于愛親,先民后親,先公后私,先人后已,“全心全意為人民”,“國家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是一種更極端的利他主義。(參閱王海明著〈新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2月版,第28頁)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直面傳統老莊韓非一脈的道德觀念的障礙。在這一派看來,人們的行為目的只能為已,不可能有利他的行為。其學派內部分歧僅在于,在老子韓非那里表現為合理利主義,認為每個人的行為目的只能依靠社會通過利他的手段來實現,而在莊子個人主義哪里,認為只能通過個人的手段實現,因為在楊朱莊子看來,社會和他人對自我利輕害重。會“危身傷生、刈頸斷頭”,這是“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呂氏春天.·重已》)莊子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莊子·天道》)綜合來說,一切利已主義主張,人的行為目的只能利已,從而否定無私利他而把利已不損人奉為道德的惟一原則。須指出的是,我國目前學術界的流行觀點認為,利已主義觀的基本特征是損人利已,這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偏見,從邏輯而言不可能有主張損人利已的倫理主張。

      以上兩派倫理觀,事實上都如盲人摸象,是各執一詞。如果以任何一種倫理主張來實施“ 以德治國”的新理念都達不會到預想的目的。而要避免這種偏狹倫理觀的影響,就必須創建科學的先進的倫理觀,這種科學的先進的倫理觀應當從人的行為心理規律出發,結合道德保障社會人際關系穩定與和諧發展的目的,充分體現廣泛性和先進性結合的層次原則。

      其次,落實“以德治國”新理念必須直面的障礙是傳統的德治運行機制的制約。在傳統中國,德治的運行機制更多的是體現在重懲罰機制方面,或者說,更多的是通過國家專政暴力對道德生活的干預越位來實現,從而達到“德治”目的。而且,經過幾千年的經驗積累,其體系之完善,手段之多樣,是十分罕見的。眾所周知,主張無私利他原則的道德,是一種違反人際行為規律的道德,但卻對統治者有利,統治的成本很低,因而就通過非常霸道的專制手段來迫使人們大公無私,而且誘之以賞,懲之以罰。在這種現實的威逼利誘下,社會成員往往出于趨利避害的現實策略,偽裝成大公無私,實際上,內心的利已沖動時時在力圖掙脫。由于賞罰的威逼利誘,人們只有屈從,久而久之,便會因麻木進入幻覺導引,形成偽虛的畸型人格。不幸的是,現行的德治機制實際上是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機制,而且比傳統機制更完備和精細。對此,魏沂在《戰略與策略》2001年第2期“中國新德治論析——改革前中國道德化政治的歷史反思”一文中給予了精辟的剖析。魏沂認為。“把這種倫理用政權的強力向全社會加以推行,不僅所有的社會都必須接受這種已經意識形態化的倫理的規制,而且所有的科學機構和社會空間也都按照這種倫理來行事。”其于以德治國機制的一般特點是政黨倫理發揮著資源分配、社會控制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具體表現為:強化崇拜和廣樹典型相結合;

      “形式主義”和“幕后解決”相結合;

      貧乏的治理技術和廣泛的政治運動的結合;

      國家暴力和群眾暴力的相結合。并通過“學校—軍營:組織考驗的技術;

      單位:檔案書寫的技術;

      公社:擔負凝視的技術”而達到德治的目的。這種治理機制的最大悖論在于:“這種史無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個人自由向善的倫理實踐的可能性,其結果帶來了普遍的虛偽表現與腐敗朽爛。”在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配置社會資源的主導力量的今天,傳統的德治機制事實上已經失去其發揮作用的基礎。但習慣的力量,這種機制是不會自動終止其功能的,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相對落后的大背景下,要實現“以德治國”的新理念,除必須重建新的先進的道德體系外,必須根除傳統的落后的德治運行機制的制約。否則,是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的。

      為了根除傳統德治機制的規制,我們必須重建新的先進的符合廣大社會成員行為心理規律的道德體系,這是創建新的德治機制的前提。接著,我們應從影響品德形成的根本因素出發,構建相應科學的機制。這一科學有效的運行機制應具備二個特征:第一、必須使德富一致。即凡是遵守道德的人都應該給其創造富裕的機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并使社會財富相對公平的分配。這個道理,古人早有所論。墨子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

      時年歲兇,則民各且惡。”第二、必須使德福一致。即凡是遵守道德的人都應該獲得幸福的生活。為此,必須使現實的政治相對清明。關于這個道理,愛爾維修說得最清楚:“在已證明大的報酬造成大的德行、榮譽之賢明管理是立法家能夠用以聯合個人利益于公眾利益而形成有德行的公民之最有力的紐帶以后,在我想來,我是很正當地由此下結論說某種人民對德行之愛慕或冷淡就是他們的政體不同的結果。”(愛爾維修著《精神論》辛墾書店1928年版,第116頁)

      最后,落實“以德治國”新理念必須直面的障礙是國民文化素質的低下和忽視德育教育的現實制約。文化素質與人的道德品質形成有一定的關系。一般而言,文化素質越高的人,道德認識水平相對越高,從而作為品德形成的指導因素,品德水平也會相對地高。但就中國現狀而言,12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相當大的比例,在這樣一個國情下,要實現“以德治國”新理念談何輕松,相當一部分國民連肚子都吃不飽、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保證,誰還會理會“以德治國”的新理念呢?可見,大力發展科教文化事業,是實現“以德治國”新理念的又一根本要素。從德育的現狀看,在從應試教育為核心的教育模式下,學校、家庭對德育的忽視在情理之中。雖然目前提倡素質教育,但由于未來的就業壓力,家長和學校會更重視學生技能培養而忽視道德教育。在這種教育體制下,未來社會成員的道德人格缺陷會越來越嚴重。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以德治國”新理念的實施肯定會面臨現實的障礙。

      總而言之,實現“以德治國”新理念絕不是喊幾句口號,寫幾篇文章就可以實施的,它將面臨許多歷史與現實的障礙,因此必須當做一項系統工程去對待,樹立花幾十年時間去完成去落實的觀念,從點滴做起,從小事做起,抓根本,抓關鍵。只有這樣,“以德治國”的新理念才會落到實處,才會充分發揮對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精神支持作用。

      五、加強教育,把“以德治國”的思想落到實處

      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國”的思想深得人心,為全黨全社會所普遍贊同。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真正把這一思想落到實處,使之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特別是在我們黨代表的先進文化的建設事業中,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一)認識提出“以德治國”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

      關于“以德治國”思想的重大意義,理論界已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觀點。總起來看,這些觀點主要集中在比較微觀的領域,特別是主要集中在道德領域,強調重視發揮道德獨有的調節作用。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以德治國”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還應當從現實針對性的視角去認識,即從塑造精神支柱的角度,從塑造理想、信念的角度,從塑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角度,作更加深入的思考。

      第一,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局發生的重大變化值得我們今天認真反思。一些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未能利用有利時機鞏固和發展自己,卻積弊甚久,最終毀于一旦,有的還導致自身的解體,情形正如鄧小平同志當年所告誡過的那樣,“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這些黨垮臺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自身建設的渙散,包括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的渙散,結果導致黨員喪失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崩潰,離心離德,分裂瓦解。

      第二,我們黨當前的自身狀況應當認真研究。這些年江澤民同志不斷提出要有“憂患意識”,要“憂黨憂國憂民”,甚至提出我們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這些提法不是無的放矢的,而是有極強的針對性的,是針對著我們黨處于執政的地位,面臨國內國際各種嚴峻挑戰的局面而提出來的戰略思考。因此,深入認識體會“以德治國”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應當聯系江澤民同志提出的“憂患意識”,聯系國內國際的各種挑戰,聯系我們黨的建設的現狀,特別是聯系6400多萬黨員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的現狀,從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的高度來進行整體思考。可以說,“以德治國”思想的提出,并不只是針對要不要重視道德的社會作用的問題,而且是針對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新世紀中,怎樣塑造全體黨員共同的理想信念,歸根到底是怎樣塑造黨、國家和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的重大戰略問題。

      (二)統一思想是真抓實干的前提條件

      “以德治國”的思想提出來后,人們的思想認識是大體一致的,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思想。但毋庸諱言,學術理論界也有的同志表示了疑慮,提出了一些理論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從理論的角度出發的,但落腳點則在實踐,因而本質上提出的是實踐問題。在貫徹落實“以德治國”思想的過程中,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理論上的解答,人們的思想將很難統一起來,反過來,會影響人們在實踐中的熱情和信心。因此,當前貫徹落實“以德治國”的思想,有必要先統一思想認識。只有對“以德治國”思想的重大意義有了相當程度的共識,才談得上在實際工作中真抓實干。

      (三)“以德治國”要落實到“治”上

      統一思想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以德治國”的思想貫徹落實下去,而不是僅停留在號召上、停留在理論上。“以德治國”作為治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要落在“治”上,如果不能落到“治”上,便稱不上是治國方略。

      強調把“以德治國”落實到“治”上,當然可以借鑒“依法治國”的路子,但不能照搬也無法照搬,因為法律起作用的方式和道德起作用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做不到為落實“以德治國”而專門設立“立”德、“執”德和“司”德的國家機構,也難以想象該如何比照立法而制定9200多件道德規范文件。因此,要把“以德治國”落到實處,需要改換思路,真正從道德的特殊性出發來考慮問題。

      中國古代的德治,主要強調施“仁政”、重“教化”、治官吏、建立倫理綱常,以達到強化道德規范的約束作用,實現德治的目的。

      儒家的德治在“治”上的措施,對我們今天實施“以德治國”方略,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不過,今天的“治”,與儒家的“治”,在性質上不可同日而語。

      關于施“仁政”。當前強調把“以德治國”落到實處,首要的就是施“德政”、施“仁政”。今天的“仁政”,不是封建帝王自上而下賜予的,而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的性質決定的。今天的“德政”、“仁政”,最根本的是為人民謀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忠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于共產黨和各級政府而言,對于共產黨員和各級領導干部而言,就是施行最大的“德政”、“仁政”。這種“德政”、“仁政”,是共產黨及其黨員,是人民政府及其各級領導干部的神圣使命,而不是儒家的“牧民”之術,不是收買人心的“體恤民情”,更不是所謂的“讓步”、“讓利”和“懷柔”政策。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沒有別的私利,共產黨員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干部,也必須以這樣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

      關于重“教化”。當前強調把“以德治國”落到實處,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應在全社會大張旗鼓地開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動,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各種手段,營造全民族的“德教”的“教化”氛圍。今天的“教化”,主要是用科學的理論、先進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來武裝共產黨員、各級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重點是教育共產黨員和各級領導干部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并身體力行。教化的內容和教化的目的,與儒家的教化理論根本區別開來。

      關于對干部實行道德考察與監督。當前強調把“以德治國”落到實處,關鍵是要落實到以德“治”官上面。以德“治”官,不是整治干部,而是加大對干部特別是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德行和德品的考察與監督,把干部的升降任免同他們的思想道德素質聯系起來。但是,這不是儒家的“舉孝廉”、“舉賢良”,而是全面考察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質,包括考察干部的私德狀況,考察干部的公德狀況,以及考察干部的政治思想狀況。對于領導干部來說,思想政治素質是最重要的思想道德素質。因此,應當強化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的考察監督,并切實與干部的升降任免掛起鉤來。德治這一手軟不軟,在干部的任用問題上,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來。

      關于建立道德規范體系。我們講要把“以德治國”落到實處,要體現在“治”上,一個必需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道德規范體系,這就是江澤民同志一再強調的,我們不但要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在道德建設上做不到像立法那樣去建立分門別類的剛性的道德規范體系,但是我們應當盡可能制定出適應現實社會生活客觀需要的道德規范體系,使人們能夠在面臨不同的道德境遇時,有明確的善惡準則可依,而不致于無所適從、善惡莫辨。

      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應當是全方位的工作,道德是無所不在的,道德規范的涉及范圍也應當是無所不包的。但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當前更加迫切需要建立道德規范的,是這樣一些領域:

      其一,干部道德規范,即所謂的“官德”。德治,首要的任務是“治官”,而不是“治民”。各級干部,特別是各級黨員干部、尤其是黨員高級干部,他們的道德狀況,對全社會具有巨大的示范效用,“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當年說的話,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聯系到當前屢禁不止的干部腐敗現象來思考,盡快建立完善的干部道德規范體系,其緊迫性不言而喻。必須靠道德法律兩手并用,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腐敗行為的發生。

      其二,經濟領域中的道德規范,即所謂的“經濟倫理規范”。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重點應當是在經濟領域,即為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創設相應的道德保障條件。當前經濟領域秩序混亂,經濟行為的信用危機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已引發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假冒偽劣現象無所不在,坑蒙拐騙事件屢屢發生,初創的市場經濟體制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家的聲譽也蒙受巨大損壞。整頓和治理經濟秩序,一方面要靠法治,靠加大打擊力度,靠建立健全法律規范體系,另一方面也必須靠德治,靠培育人們的良心,靠建立健全道德規范體系。只有讓全社會形成坑蒙拐騙、制假售假可恥之極的道德輿論氛圍,并使人們將這種輿論內化為良心,混亂的經濟秩序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三,社會成員最基礎的道德規范,即所謂的“公民道德規范”。這里所指的公民道德,從定性的角度說,指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合格公民應當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基礎部分,是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人們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全社會道德建設的起始工程和重點工程。當前我國社會中出現的道德失范現象,與我國公民道德規范體系不完善有重要關聯。因此,應當把建立健全公民道德規范體系,作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德治建設的一個重大項目來抓,以為在全社會施行德治,打下扎實的基礎。

      “以德治國”就必須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公民道德建設是實施“以德治國”的最廣泛的社會道德基礎。在實施“以德治國”的過程中,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是:堅持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建設,引導廣大公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德治國”,應當在全社會認真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要把先進性要求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惡丑、弘揚正氣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權利與義務、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團結和引導億萬人民積極向上,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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