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四風問題產生的根源分析

更新時間：2019-08-04 來源：群眾路線學習資料手機版 字體：大中小

【四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四風問題產生的根源分析

四風問題產生的根源分析

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嚴厲指出過黨內存在的各種不好風氣，并通過整風運動成功地凈化了全黨，不僅為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精神支撐，而且開創了執政初期的一代黨風、一代政風、一代軍風和一代民風，造就了以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大慶精神、大寨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為代表的偉大時代精神。

隨著執政日久，為不斷清除黨內日積月累的不良風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下了很大決心，花了很多心思，也想了很多辦法。特別是從1956年整風運動，到后來的“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幾乎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來保證黨不變質，保證黨永遠保持革命的優良作風和本色。后來的事實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清除黨內不良風氣的辦法是不成功的，其代價太大，得不償失。

因此，改革開放以后，毅然放棄用群眾運動方式整黨整風的決策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新的、更好的辦法呢？存在的問題總得解決呀？我們總不能說毛澤東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無事生非吧？我們也不能說1956年整風運動是空穴來風吧？更不能說黃炎培先生1945年與毛澤東“窯洞對”時警示中國共產黨不要重蹈歷史周期律的覆轍是杞人憂天吧？“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和做法是錯誤的，但毛澤東想通過“文化大革命”解決的很多問題是客觀存在的，高度關注并想辦法下決心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初衷也是值得肯定的。1956年整風運動動員時，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擔憂，進城7年了，軍隊住進了營房，干部住進了高樓大廈，我們這個黨已經變得不那么好了，我們的很多干部開始脫離人民群眾了，這次整風運動就是要讓人民群眾給我們黨提意見，給我們的干部挑毛病，以此重新整好我們黨。

不靠運動的老辦法，新的更好的辦法是靠制度，靠民主，靠法治。取向當然是好的，但問題是靠什么樣的制度？靠什么樣的民主、法治？具體怎么建設怎么操作？具體依靠誰來設計、建設和操作？如何確保這種制度辦法既不需要付出群眾運動方式的代價，又能切實解決毛澤東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這一系列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和解決，黨風建設就將面臨非常尷尬的局面：舊的辦法不能用，新的辦法想不到，或者所謂的新辦法不管用。

歷史告訴我們，結束過去僅僅意味著結束過去，并不一定意味著開辟未來；批評過去的錯誤容易，超越過去的錯誤卻很艱難。

我們經歷過的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整黨，的確沒有再搞群眾運動，但改進黨風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后來又搞的一些“活動”，也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現在我們黨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不良風氣，與長達30余年來我們黨一直還沒有擺脫這種尷尬局面有直接關系，與一直還沒有真正找到科學的管用的制度辦法來有效促進黨的作風建設有直接關系。而且時間越長，黨風積累的問題就會越多，甚至一些小問題會演變成大問題，一些局部問題就會演變成全局問題，個別干部的不良習氣會演變成大的風氣。換句話說，目前黨內嚴重存在的“四風”問題，其根源主要是新近30余年來黨風問題長期積累，但一直沒有找到管用辦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結果。

當然，期間國內外發生的一些事件又催化了“四風”問題的膨脹。一是蘇東劇變對當時全黨帶來的集體性信仰焦慮問題，比如共產主義還是值得奮斗的目標嗎？如果說蘇共那么多共產黨的領袖都不再相信，我們還要繼續相信嗎？蘇共的失敗是不是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失敗？等等。這種信仰的焦慮如果得不到及時治愈，一些黨的干部后來出什么問題就都不足為怪了。現在看來，這種信仰危機的持續影響并沒有消失。二是改革開放以后價值多元對主流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沖擊，特別是在我們發展中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比如社會差別、分配不公、環境惡化、食品安全、政府和社會誠信的雙重缺失等等，如果不能理性對待，也會使一些人在信仰這個根本問題上產生動搖。三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讀、誤導為享樂主義、奢靡之風提供依據。似乎市場經濟就必須物欲橫流，人就必須自私自利放蕩不羈，甚至有個別專家聲稱腐敗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理直氣壯為腐化墮落搖旗吶喊，極力宣揚中國最大的進步就是以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了特權的不公，有錢就有一切比有權就有一切文明得多。這些話讓所有市場經濟的鼻祖國家都目瞪口呆，殊不知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所需要的不僅是法治的保障，更需要的是市場主體必備的價值精神，這種精神不僅不是對私欲物欲的放縱，恰恰是教徒一樣的克勤克儉，是高度的自我克制和社會責任。四是一些腐敗大案要案在網絡媒體上的極度渲染，使人們對公權擁有者產生了妖魔化的傾向，似乎所有官員都與抓起來的腐敗分子一個德行。所有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地對黨的一些干部的信念信仰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信仰一旦迷失，防線不攻自破。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一直注重思想建黨的大黨來說，思想防線不牢，對作風的影響就會更大。

當然，說到底，導致“四風”問題最根本的要素還是權力問題，是我們黨執政后還沒有在制度上成功解決如何授好權、掌好權、管好權、用好權、換好權的問題。這個根本課題解決不了，黨風建設問題的尷尬困局就破解不了。而一旦這個艱難的課題有了解決的希望，全黨就會燃起越來越多的信念信仰的希望，燃起越來越多黨風刷新的希望。現在是到了必須下大決心解決這一課題的時候了。這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十八大以來最讓全黨振奮和信賴的原因所在，從八項規定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讓全黨重新看到了重整綱紀黨風的決心和信心。

如何在具體的可操作的制度機制層面為人民授好權、掌好權、管好權、用好權、換好權，讓人民委托給我們黨的執政權力為人民做最大的好事，而不犯或少犯錯誤，一旦犯了無法避免的錯誤，也能夠在黨的領導體制和國家政治體制的糾錯機制中及時得到解決。這是破解作風建設困局的關鍵，也是超越運動模式依靠制度改善黨風的關鍵。所以，就具體機制和方式而言，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實現黨管干部與發展民主的有機統一。而實現這種統一的具體機制是否應首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突破。

一是通過黨內民主選舉制度與人民民主選舉制度的互動理順權力授受關系機制。具體來說，首先要通過黨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和黨內民主選舉制度的完善，保證通過真正的黨內民主制度安排，選舉出各級各類國家公共權力的執掌者候選人，然后通過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憲法和法律制度程序，把這些候選人作為人事議案提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議決，從而合理合法地進入國家政權機構，并賦予他們明確而充分的權力以掌好權。

二是通過黨內監督制度與國家監督制度的互動理順權力運行關系機制。隨著黨內民主監督制度的完善，人大方面也需要依據《監督法》相應地建立和完善政治問責制度，并且，隨著依法治國力度的不斷加大，還要進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人大的彈劾罷免制以及主要責任人的引咎辭職制等，以增強人大監督的問責手段和力度，從而達到管好權的預期，真正把權力擁有者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在此基礎上，要為國家權力執行機關營造有利于提高執行力和執政效率的政治生態環境，以讓他們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施政才華和潛力，從而達到用好權的目的。

三是通過黨內權力理性代謝機制與國家權力理性代謝機制的互動理順權力自我更新的機制。應著力建立健全黨內理性的政治代謝機制，實現“不換黨換人”的預期，并且不是通過“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方式“換人”，也不是用過去政治路線斗爭的方式“換人”，而是通過真正的黨內民主選舉和人大選舉以及嚴格的任期制度來實現“換人”的政治代謝，以從根本上走出中國政治“治亂循環”的人治怪圈，從根本上走出靠領袖人物挑選“接班人”或變相選接班人的非理性政治代謝機制，真正從科學的制度安排上實現黨的“吐故納新”和“更新換代”，實現黨和國家制度的長治久安。

從“四風”問題的根源分析和破解設想我們可以看出，“四風”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黨風建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黨風制度建設的問題，而是伴隨著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進程和國家制度建設科學化的進程，伴隨著黨內民主發展和國家政治發展的良性互動，伴隨著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制度跟進問題。而這個偉大進程的邏輯展開和前景展望，就不再僅僅是“四風”問題的遏制解決和黨風建設的常態治理，而是越來越堅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越來越清晰的中國力量、中國精神和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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